古人决定隐居，可不是今人所谓的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必是深思熟虑后作出的郑重选择。对于一个读书人而言，出仕是唯一实现抱负的途径。一生皓首穷经，无非图个功名。取得官职，却要归去，必有非常之思量。
陶渊明挂印而去，其实不能简单地归因为不为五斗米折腰。在《与子俨等疏》书中，他其实道出了缘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他觉得自己性格刚直，与俗不合，容易惹祸。况且此前的阮籍、陆机文采才华皆冠绝一时，却因忤逆而身灭，还殃及子孙。陶渊明不可能不栗然怖惧。这种顾虑让他无意官场，“日月遂往，机巧好疏”，日久不去经营，机巧自是生疏，人脉关系就淡没了，仕途渐渐变得泥泞。
另一方面，他心态平淡，不慕荣利，喜欢闲静幽然的生活。他说自己：“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抚琴读书是他的至爱，写诗是他倾吐心声的最佳途径。最令他怡然自得的是，回归自然。看到树木投下的树荫渐浓，小鸟的声音发生变化，他也会满心欢喜，因为欣然于季节的变化，时序的更替。他并不追求物质享受，只要在五六月时，卧于北窗之下，有习习凉风吹来，便快然自足了。
主观上向往田园生活，客观上畏惧官宦生涯，经过反复权衡，陶渊明最终选择了归隐。虽然一生贫困，倒也怡然自乐。正如他自己所说：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
隐居无疑是要付出代价的。退出仕途，就意味着穷困一生，因为古时读书人是不可能会去经商赢利的。不似现在，即使不为官，还有万千选择，同样可以活得富裕舒适、地位高崇。
陶渊明自己倒是安于贫穷，无怨无悔，只是有时看到孩子们也局促山野，心中不免愧疚。然事终难两全，在那个动荡危险的时代，得以平静恬然，直至善终，焉知不是上天对陶渊明的眷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