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年的情人》是90后作者夏麦发表在《收获》2022年第4期的一部中篇小说。作品新鲜出炉，看题目似诱惑张扬，其实内容表达含蓄内敛，更多的思考停留在灵魂层面而不是肉体。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那个被称作“阿梦”的“我”，灵魂里藏着绘画的梦想，却遭遇现实、情感的困扰，在一次次冲突挣扎中，在每一个转折口，最后向着梦想向着自由，完成对自身内心的探寻、追求与蜕变，走出心灵困境。
作品分为八个章节，采用倒叙的方式，先写时隔七年之久的“我”因母亲癌症晚期回到故乡的县城，家里早已破败不堪。在耐心地陪伴完母亲、整理遗物的最后日子里，“我”开始回首过去，回望自身，审视命运。而“我”的命运里承继着母亲的基因，又是相同的女性，面对情感、面对现实，会有着怎样的不同选择呢？作品先从母亲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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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外婆，曾经是大户人家，后来落魄。这样的优裕出身造就了母亲不甘贫穷，奋发图强，看重实际的性格。时代的变迁终于给母亲带来了转折的机会，父亲单干后，母亲做帮手，家里富裕起来。跟着经济富裕起来的，是父亲的情感也“富余”起来，外面有了小情人。母亲面对父亲的小情人一开始是以死相抗，书中写道“多年前，她也是这样，穿着这身洋装，躺在床上，双手交叉，捂住小腹。她吞了一整瓶安眠药，手边放着一把剪刀。父亲同另一个女人的照片被剪碎，散落在她的头发旁。”大概自杀未成，她选择了隐忍，毕竟母亲是一个更看重现实利益的人。然而随着自家生意的破产，女儿的出走，母亲得了不治之症，容貌变形丑陋。在最后的日子里，母亲每天嘶哑地咒骂，“从多年前的车间工友，到父亲，再到我的前未婚夫一家。她咒骂身边的一切……父亲躲得远远的。”母亲最终在怨恨和咒骂中提前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母亲没能读成大学，她以家庭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她活得没有自己，她依照既有的轨迹活着。在书中，母亲的故事只是一个引子，目的是更好地让作者去厘清去探寻心中的困惑：“在当下处于支配地位的经济与物质法则的背后，是否有其他的法则在冥冥之中影响着人的精神和生活轨迹”。而这个困惑只有通过第一人称“我”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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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母亲不一样，是个内心情感有着迷点的人物，也就是说是个有梦想的人。“我”一岁抓周是铅笔，三岁便可以描摹小人书。在“我”年少时，“我”的梦想就是画画。当母亲更需要“我”协助她打理这个家时，“我”和母亲糊着纸盒，日夜糊得手痛眼酸不知自己在做什么。“或许这辈子都要糊纸盒了，我想。”为了梦想“我”不惜从楼上一跃而下，幸好只是骨折。“我”性格的倔强、对梦想的执着，在年少时就毋庸置疑。只是这梦想还需要一次又一次的考验、锤炼。
后来家里经济好转，“我”也考上了全国最顶尖的大学艺术系，画画方面学有所成。母亲也就不再反对“我”的画画，甚至督促我练笔并安排我出席各种场合：“你年轻漂亮，有学历，有才华，这就是资本”。母亲的话里充满着现实利益的考量。但“我”不喜欢场合，“我”的思维不是利益的，而是艺术家追求的人性的舒展，“一草一木都比人类要使人放松些”。
在“我”拿下青年美展大奖时，“我”有幸遇到了一个有钱的未婚夫。当时家里生意不景气，而未婚夫可以给到父母的厂订单。如果习惯性格相合，也就没有故事没有小说。但未婚夫的如雷鼾声，习惯不合，却让“我”的身体也出现各种不适，绘画创作遇到了瓶颈，未婚夫也出了轨有了情人，两人貌合神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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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与未婚夫的感情有了矛盾冲突时，“我”遇到了混迹在音乐圈做配乐、自由自在的胡煜。在去边地放松自己的时候，“我”感觉到身体的疾患，源自心灵的不自由。和胡煜的感情发展，绘画灵感的回归，让“我”认识到“对本质的抵达，只能通过直觉与感受”，梦想需要自由的呼吸……
某种选择必然意味着另一种选择的牺牲。“我”回来的时候，家里生意正陷入困境，父母亲把希望寄托在未婚夫家里能给到的订单上。而在分离的日子里，胡煜却无法理解“我”在现实中的难处，“我”和胡煜之间感情有了裂痕。而对“我”有所觉察的未婚夫却借订单给“我”家挖了一个坑，实际需求只是订单合同的两成。未婚夫的条件是，拆借资金的前提是和“我”结婚。“我”意识到未婚夫帮我的目的是卑鄙地让我们全家人只能听命于他、臣服于他。不甘屈辱的“我”不顾家里的破产困境，周密计划，选择结婚之前让自己消失。
再次见到胡煜时，两人的亲密关系冷却了，代之以平淡相处。在胡煜和另一个女人四手联弹、彼此含情回视时，有了猜疑的“我”选择了离开。在母亲葬礼之后，“我”再次来到曾经与胡煜一起旅居的边地客栈，重新整理几年前同胡煜的感情。至此，女性的心灵困境，那就是面对不安全的感情，该怎么办？作者想表达的主题才在对盛年青春的追忆中完成了：处于支配地位的经济与物质法则对人生并不能起决定作用。精神法则起作用，那就是自尊自爱，守住梦想，方可走出心灵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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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如何分析人物，把握作品的价值意义呢？
文本解读专家孙绍振先生说：抓住人物情感的着迷点，就能找到人物的情感逻辑。在小说创作中，情感逻辑往往超越理性逻辑。选择有利，人物往往没有性格，因为有利是一种实用价值，而情感往往是超越实用的。因为超越实用，才有个性欣赏价值。
情感逻辑就是不讲一分为二，就是不全面，就是以片面性、绝对化取胜。梦想就是这样的一种情感逻辑。守住梦想，才能走出心灵困境。这就是小说价值意义的所在。
在《盛年的情人》中，面对男人的出轨，面对不安全的感情，母亲选择了保全选择了妥协；而“我”选择了不顾一切地离开。母亲和“我”是两代人的代表。母亲的理性逻辑多些，代表社会的多数普通女性。而“我”的情感逻辑多些，痴迷于绘画，一心追寻自己的梦想。所以小说反映的社会问题、价值意义是在作者着力塑造的“我”身上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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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梦想遇到的阻碍来自现实。现实是什么？现实是早年为了生计，母亲让“我”日夜糊着纸盒，而“我”为了梦想不惜从楼上一跃而下，幸好楼层不高；现实是后来家里面临破产，“我”为了一己之梦想逃离太会算计的未婚夫、逃离家里的破产灾难，七年未回；现实是“我”遇到的两段感情不确定性太多，灵魂无法安然。
没有梦想的人生是乏味的，拥有梦想的人生则需要痛苦的磨砺。这种痛苦是自己被别人安排的痛苦；这种痛苦是事业与孝道无法两全的痛苦；这种痛苦是人格与财富背离、灵魂与肉体不能共为一体的痛苦。只有梦想能驱除痛苦，给心灵指引出一条光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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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作者在谈创作背景时所说，在高速发展的时代浪潮中，买房买车、赚取高薪、仕途顺利，生意兴隆……成功的人生路线背后，似乎都绕不过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关于生命情感的心灵问题。面对限于困境的生命情感，我们该何去何从？作品给了我们很好的回答：守住梦想，才能走出心灵的困境。
有了梦想是幸运的，在任何时代，梦想永远不会过时。梦想不是物欲，不是贪婪。梦想是什么呢？对奥运名人郎平来说，梦想是既然选择了，就不管结果只顾风雨兼程；对身陷轮椅的科学家霍金来说，梦想就是让思想智慧在宇宙自由飞翔；对忘我工作、“七一勋章”的获得者的张桂梅来说，梦想就是点亮他人的梦想，去改变乡村女孩的命运。
就像史铁生所言，从根本上来说，人生来都是囚徒，会受生命情感的局限、生活困境的局限。而人的优势是只有梦想，唯有梦想才可以对抗各种局限、未知的恐惧、人生的困境，走向希望的未来。
梦想，是我们心灵的自我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