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老了，从半年前蛛网膜下出血住院一个月回来之后，她有衰老了许多。老了的标志不是那一头银发。而是目光的迷离虚无,做事的松垮无助。
晚上接到通知特殊病种申报处通知，第二天八点半要和她去体检，鉴定是否可以通过审核。我立马打电话告诉母亲：“早晨别吃饭，咱到市医院体检。”“行啊。”她答应的很爽快。电话里声音嘈杂，她说她在胡同道上玩了。（就是邻里相亲晚上出来凉快，拉呱。她每天晚上都得玩到十点左右才回去睡觉。）
早上，我到了家门口，邻居家的婶子正站在她家门口，看见就问：“咋了，你娘的电话又没打通吗？”“不是，今天去体检的。特殊病种筛查鉴定。”我再看，我家的大门还关的紧紧的。“俺娘还没起来呢。”我敲门，没动静。我打电话，通了。亲娘在电话里说“我以为今天下雨不去了呢。”我笑了。自己心里想，亲娘，你以为和你们原来上坡干活一样，下雨就不去了 。
在车上，我们有一句没一句的的闲聊。她说昨晚和大家伙儿在胡同口玩儿，说屋后的那片地又被占了，原来承包的主人种上的树苗，现在谁愿意砍谁就砍。Xx谁家砍了一三轮车。挖掘机已经在路边挖了一条大沟。我问她：“这又圈起地来干啥用？”她说：“人家说是公务员。”“亲娘，你知道公务员是啥？”“不知道。”“公务员就是和笑笑这样的工作人员。”（笑笑是邻居家的女儿，是公务员。）“哦，俺没听清楚，俺光听见说是公务员。”体检非常简单，医生拿着早已上交的出院病例，审视了病例，并没有问我们一句话，就说回去等消息吧。我们出了医院门找了的地方吃点饭，就把她送回家了。我在回单位的路上一直想着她老了。不在满头的银发，而是模糊的眼睛，迷离的目光。从父亲离开我们，她就开始显得没了主心骨，大小的事情都要通知我才能下定决心去做或者我帮她去做甚至我直接代替她去做。
村里上交身份证复印件，尽管村头有复印部，但是她还是会打电话给我。我跑二十几里路，拿上她的身份证复印，再交上。从谁那里听个新鲜事，她会打电话告诉我，我陪她笑笑。
有时小气的样子让人觉得她像个孩子，她会计较谁占了我们家屋后的一点空地放东西，谁种了我们曾经开荒但是现在好几年就不种的那一小块荒地。我就训她：“你又不用，邻里邻居的，让别人用用，计较啥。”“闲置的那点荒地，谁愿意种东西就让人种，不要不舍得。”
我骑电动车驮着她到邮政局办银行卡。不巧，邮政局正好周末休班了，两处都是大门紧闭。返回的路上我说：“你到我家吧。（我住的地方邮政局周日上班。）”“不去。你明天再来办吧。”“亲娘，你明天还让我来吗？我得上班。今天跟我回去，黑天再送你回来。”（她愿意自己在家，不愿意和我们住一块儿。其实是怕打扰我们吧。）“那，行吧。再送我多麻烦。”“不麻烦。”
我看到一家鞋店，停下来，“来，进来看看有合适的鞋子嘛。”“不行啊，没有合适的。”“快进来看看吧。有合适的就买上双，不合适就算了。”我让店主找一双比较合适的，母亲的脚有个大孤拐，一般的鞋子磨脚，平时鞋子就比较难买。店主拿了一双枣红底子白碎花的鞋子，她穿了穿，说还行吧，还不挤脚。“那就买了吧。”我付了钱，把鞋子装进鞋盒，带她回家。到家了，我说，只要舒服你就穿，别光放着，时间长了不穿也坏。她穿上了，说这双鞋穿着也行，不好看，我没相中。我笑了，”娘，好穿先穿着，看到好看的咱在买。”“行啊，有鞋穿着就行。”我知道她嘴上这样说，心里还是期盼她漂亮的鞋子。
在家歇了一会，还是没用电动车驼她，母亲的腰不好，前几天还说疼，今天她说不疼了。我骑电动车，害怕颠簸会引发她的腰痛。就决定让老公第二天再回去。
老公和她去办理银行卡，我把身份证早就给她放在抽屉里，怕她找不着，就专门嘱咐老公一遍，别忘了拿身份证。老公叮嘱她别忘了拿身份证。她一动不动，说，身份证在抽屉里。老公说他发现母亲自从住院回来，懒得动了 。
以前的她不是这样子的。她没心没肺的单纯，做事从不惜半点力气。仔细看她，长得很漂亮。皮肤很白，眼睛很大。个头很高。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大耳垂。有个算卦的说是她的后半生的福气。我一直坚信她的后半生一定会很幸福。因为她的前半生太苦了。
母亲兄妹三人，她最小，但是她却成了过得最苦最累的一个。八岁上没了娘，外公在外地打工，我想象不出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在没有父母庇护的情况下，如何度过那段岁月。偶尔给她剪头发，给她梳头，发现她的百会穴附近有一个杏核大小的深坑。母亲说就是八九岁时，她的头上长了不知什么东西，疼得要命，还有很多脓。她的大爷看不下去了，用推车推着她到二十几里外找了个郎中看。每天回家上药，往外取脓，疼得她得好几个人摁着她的手脚才能承受。她还说，有一次在她取脓的时候，她的大爷用小夹子夹出一块坚硬的薄片，扔地上还是没碎，后来仔细瞅瞅，都说是头盖骨片。后来头上就留下了那么大那么深的一个大疤。我摸到坑洞的时候就心里一大惊，一个小孩，正在撒娇，卖萌的时候，承受了如此的疼痛。而且遭受如此疼痛竟然没有生出脑残，相反我的印象里她是那么的大条，什么事，从不愁眉苦脸，无视这些不快乐的东西。
她大字不识几个，只会蛮干，但是最大的是真诚。让她上学，说啥不上，回到家顶个男劳力去挖沟上工。一个姐姐心眼多，也许还小，不知道疼她。姐姐在家做些鞋子等手工活。姐姐有两双新鞋，也不肯给她一双。有一次她再也忍不住了，就告诉了外公，外公才从姐姐的手里强要了一双。幸亏哥哥疼她，她和谁在一起，都是一根筋，谁对她好，她不遗余力地对人家好。直到今天，为了她的哥哥她可以尽最大努力。当然哥哥嫂子也是真心疼她。七十岁的嫂子包了包子，跑上三里地给她送来。我常劝她，去妗子家玩吧，买上点吃的，去啦拉呱，呆上一天。
那个年代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和父亲在一起32年。我不知道有多少快乐的日子。从我记事起是他们的别扭填满每个日子。据说是因为没有一个儿子，我听到这样的意思的踪迹是父亲的哥哥在奶奶家的堂屋坐在八仙桌前，守着很多人说过：“我就不信只能生闺女。”父亲一辈子很颓废，在外边的人眼里是好脾气，勤快，在家里却是一脸的怨气，满眼的怒视，种庄稼不愿早起，不想晚回。还要同时回家的母亲热汤热饭伺候。后来发现，母亲和他从不在一块地里收拾庄稼。母亲偶尔讲起，说“你见过我和他在一块地里干活吗？你看人家，都是两口子在地里有说有笑的。”从她的幽怨里有一个女人对幸福的多少期盼，如今知天命之年的我，在享受和老公志同道合的工作生活中才懂得那句话包含了她一生没有兑现的梦想。
再后来，父亲重病，我和妹妹请了假轮在医院流照顾，一个是父亲不愿她去，嫌她啥也不懂，再一个花钱的事，她做不了主，签不了字。我知道母亲这时是失落的。自己的丈夫在生命的最后的一段时间竟然不需要自己，多么绝望。但她没有作声，在家起早贪黑拾掇那十几亩的棉花。有一次傍晚我回家看看，那是天已经黑下来，她正在屋后背柴火准备做饭，黑暗中，看到她的轮廓更单薄了，早已弯曲的脊背弯得更深了，走进了，一头凌乱的头发。忘记了后来发生了什么，听她说过，她去医院看父亲，陪了几天，傍晚她出去买东西，竟然找不着回来的路了。她说“我脑子不好使了，一点也不记事。”可是在父亲去世十年之后，她独自到几十里外的妹妹家，从来没有迷路。我想那时的她，尽管一辈子父亲和她吵，父亲对于她来讲仍是重要的，是心里有了重大压力，脑子才会乱了，连路也忘了。
父亲临近离世，拉着我的手说，我很知足，你们照顾的很好。你娘，就苦了。夫妻两个人谁先走在前边，谁就享福了。你看这个家，如果只剩下一个人，还叫家吗？我们都哭了。父亲走后，我们轮流陪了母亲，两个月后她就独立在家，种地收拾庄稼，这个时候她58岁。一个人的生活很辛苦，不仅仅是劳累，更是心累。有事拿不定主意。我就开始为她做主了。
两年之后给她找了的临时工做。她很用心，却是嘴不巧，眼不快。因为她的真诚吧，和同事关系还挺好。一辈子没有集体生活的她，眉眼之间有了笑容。尽管很辛苦，她都胖了。六十多岁的老太，她的心眼还不知道拐弯，多小的事她也得伸张正义。于是，有些个别人和她有了矛盾，她忍着憋着，后来爆发了一次，她在罢工一天之后，躺在床上吐，又头疼得要命。进了医院判定为脑出血。我和妹妹日夜陪在窗前，每天为她擦脸，擦嘴，擦身子，为硌血晕的尾椎骨上抹上我的保湿霜，从胳膊到腿，一点一点抻拉活动。一口一口喂药，盯着二十四小时不停地输液瓶，在沉睡十几天，疯魔十几天后，花了十多万，放了几个支架，她好了。她能睁眼看看我们，主动张嘴吃饭，到后来慢慢开始能自己吃饭，再到下床能走几步，我们的病房里渐渐充满了笑声。相邻病房里的姐姐说，你看，你们多好，天天听见你们笑。就知道你的病人好了。他的老父亲呆了十几天没有起色。再后来一看，那间病房就空了。医生和护士都说母亲说：“你有福了，两个闺女这么好。”母亲一脸的骄傲。但说话的语速慢了，吐字不清楚了，舌头拐不了弯儿。出院正值冬天，老家太冷，就在妹妹家在我家轮流住，按奈了一个冬天之后，天气一暖和，她几次跑回家，说愿意在家里。我想也好，只有在自己的那片寸土上，心才会安放下。于是她就在老家独自生活了。
她这次真的老了，吃饭不计较，穿衣不计较。大小事就打一个电话，我们好像得立马飞到她跟前，不过没事绝不打电话。
不在一起，我很担心，给她打电话，听听她的声音，心里就放下了。可她的电话，时常不知道咋摆弄的，你怎么打，她就不接。害得我们驱车赶到老家，她没事，说：“我没听见啊，我不知道咋弄的。”一脸的无辜平静。于是，我就留下邻居的电话，电话打不通了，就请邻居帮忙看看她的情况。
母亲顶着满头银发，在自己的院子里，种下了丝瓜，无花果，葡萄，石榴。这些长势甚是茂盛。尤其是无花果，伸出长长的枝，占了一大块院子。那天她还说，有个大的无花果，让鸟给啄了。那么可惜，其实去年的无花果都被我们吃了，她一点也没吃。葡萄长得还小，但密密麻麻的，仿佛看到了紫色的大串挨挨挤挤在冲我们笑。石榴正开得鲜艳如火。丝瓜在无花果的缝隙里一天一个样的变大。
她在守望，守望着自己的家，守望着属于自己的那片天地。这是她的大耳垂带来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