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阎海军说，书写故乡是疼痛的感召。

阎海军的《崖边报告》在去年的时候突然在媒体火过一段时间。而时间也过去快一年了，又有谁还记得崖边呢？没有人在关心，在支离破碎的黄土高原上，还是充斥着孤独、贫穷与落寞。

但是看到西北的照片总是要沦陷。

崖边村在陇中，一个具有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的村庄，同时也是一个很典型的甘肃村庄。而我的家在陇东。陇东和陇中，相比起来，我甚至还庆幸一点，陇东那些支离破碎的沟壑里，多半长满了杂草以及树木。只有2011年7.23那场不是很大的雨，将一块一块的塬边的树木以及草皮冲刷干净，露出了土地颜色。那是黄色的，是失落的。

我在读了这本书之后，从根本上回忆以及重新思考那个叫家的地方。

那么，我就不再说崖边，不再说陇中，我说陇东。

早在周朝的时候，姜子牙为祭奠在伐商战役中阵亡的将士和封神所建造灵台。几千年以来，从密须古国到现在灵台县，这里的人们无不以耕耘作为产业，在这里繁衍生息。

灵台，还曾是秦国的疆域。因此我们的方言和西安方言几乎一样，每当我回家在西安下火车，就感觉是到家了。和兰州的方言却有很大差别，我甚至听不懂兰州话。

可是西北，都是故乡。

土地的变迁

我还能记起小时候我在外婆家里的玩伴。但是现在他们有的已经成了孩子的母亲和父亲。一方面，他们年龄普遍大，另一方面，他们结婚太早。我也能记起外婆家那个村落的繁荣。那是一个两山之间的川，黑河的一条支流就在川之间缓缓流过，我甚至记得里面的金色的鲤鱼在跳跃。这个村落叫代家庄。

关于外婆家，我更多的还是听外公和妈妈给我讲故事。

一九八三年，代家庄进行了风风火火的包产到户。由此，川之间被河水滋润过的几千亩土地重新开始焕发生机。它的上一次展现活力的时候是土改的时候，上上一次是当年整个村子李家地主的种地的时候。所有的这些，我差不多都是从外公嘴里听来的。

总之，这个小川在差不多九五年以前，是比塬上富庶的，尽管，塬上拥有更宽广的土地，拥有更便捷的交通。

比别人好，它就会有一个病，那就是太过于自大和很容易故步自封。从包产到户以后，代家庄沿着河的几千亩的的土地，开始被每个家庭每个成年男人耕耘，孩子们也加入了进来——多种了就是自己的。在那个生活物质很匮乏的年代，吃饱就是梦想，吃好就是理想。人民的热情从没有过如此的高涨。一个家里都有五六个儿子——都是在计划生育之前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生得多就是生产力。因此，代家庄就会比儿子少、平均土地少、水少的塬上有了更多的粮食。

从九二年开始改变开始，一切都变了。塬上的交通实在比代家庄便利太多了，从外界进来起码不用翻山越岭，因为有着现成的县道。九二年以后，灵台县有电视的人家还不多，但是消息像空气一样从广播里、从村上的宣传栏涌了出来。下海经商，外出打工，成了塬上人的一个新选择。虽然平均土地不多，虽然没有水，但是钱比粮食来的实在。在九二年之后，整个县内都取消了票证制度。人们开始渴望钱，打工可以赚钱，经商也可以来钱，来钱的机会实在太多了。

代家庄没有便利的交通，村上的领导们还在为了几亩土地而争吵，种田可以拥有一切。这个时候我们这一代开始出生，代家庄开始丧失它的优越地位，代家庄的人浑然不知。

因为交通的便利，种地开始变得简单起来。每年秋天播种小麦的时候，拖拉机开上了塬上的每一亩耕地，化肥洒向了每一寸地方；第二年春天，空气里弥漫着除草剂的味道；当盛夏来临的时候，联合收割机在金色波浪海洋里游走。耕地产量，塬上开始绝对性的压倒了川里。

随着国家城镇化建设的政策的进一步实施，塬上开始出现现代化的镇子，楼房开始林立。越来越多的汽车开进来，越来越多的农副产品拉出去。塬上的人们因为种地变得简单，所以可以很顺畅的走出去，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

代家庄整个之前的优越感，就是在个时候失衡的。钱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塬上的人想尽了法子在赚钱。代家庄的人甚至还在守着那些土地，期望着牛耕时代能够挽救他们。

当我八九岁的时候，也就是2004年左右，我已经开始穿着花花绿绿的买的质地很好的衣服，代家庄的玩伴们却不以为意。他们在嘲笑我不认识草药，嘲笑我不会爬树，嘲笑我不会抓鱼。我不用去挖草药补贴家用，我只要安心读书就可以，我当然不认识；我想吃树上的果子，爸爸妈妈可以在水果摊买给我，我当然不会爬树；塬上没有河，我当然不会抓鱼。

当温饱解决之后，教育和改变就变得尤为迫切。家长们开始想尽法子的供孩子们念书，如果说零几年还不明显，那么在整个一零年以后，塬上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小学生的母亲专门在镇子上租了房子把孩子转到中心小学来读书，这里有更好的设施和更好的资源；有着超过百分之四十的塬上的母亲在县城租了房子陪读高中。父亲一般都是在外打工。所以，村落的人开始越来越少，镇子上越来越现代化。

代家庄的人也越来越少。当他们明白他们的优越感早已失衡之后，很多的人觉得现在出去还不晚，于是就有父辈们试着搬到塬上去，弃耕了他们世代守着的土地。年轻人就出去打工——他们大多没有上过高中，甚至没有上过初中。这个时候，他们搬出去，不是因为城镇对他们有巨大的吸引力，真实情况就是，去城镇成了无奈之举。代家庄养活不了他们。

我上一次回到代家庄的时候，这个原来很繁荣的村子，已经剩大约四五十个人，大都是老人和中年人。那条黑河的支流也开始干涸。弃耕的土地很多，大多长满了青蒿。

我知道，代家庄现在处位置很尴尬，代家庄也很痛。

在开放后，他们的自我满足感，让代家庄没有走出去，守着山，他们以为可以吃一辈子，但是开放终于来了。因为交通的缘故，他们也没能搭上打工和经商的顺风车。但是教育应该是一个家庭最好的希望，那些孩子们却早早的离开了学校。连我们这一代也被断送了。家庭对于教育的如此不投入，大概都可以归结为家长们的愚昧。但是问题总是要向上问，即，家长们为什么这么愚昧？代家庄为什么会如此的失衡？

除了归结于人的自我满足感，我认为政策的失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包产到户之后，代家庄凭借着多数量的良田，很快有了优越感。但是全国性的改革开始轰轰烈烈的开始，政策很快到了县级在到乡镇一级，但是执行总是在那些得天独厚的地区。就和国家的先富带后富的政策一样，比如在县治上面的村子建立蔬菜大棚，那里的男人和女人再也不用出去打工了。可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只能看着没有富的地区苦苦挣扎。代家庄没有先富起来的资本，代家庄太偏远。

信息得不到，政策得不到，在六十年代的积贫积弱也开始显现——那个时候生的孩子多，所以生的小孩也多，土地很快不够用，这个是时候粮食已经开始卖钱了。所以人们又期望着孩子们能充当一个很好的劳动力，靠种地来改观这种现象。那么下一代的教育投入也就相应的减少。

代家庄已经开始消逝了，在县内，有很多的小村子和代家庄有着共同的命运。耕地弃耕，年轻人走出去，去打工，去赚钱；还有的人试图搬到塬上去，然后改观这些现象；塬上的人开始聚集在县城，聚集在镇子上；县城和大的镇子越来越大，村子越来越小。

土地在变迁，土地在失落。

把兰州喝醉

“西北偏北羊马很黑

你饮酒落泪西北偏北把兰州喝醉”

这是诗人小引《西北偏北》中的一句诗。外地人对于西北人的印象：爱喝酒，好抽烟。没错，是这样的。我们同学中，有的在初一就已经辍学，一半的人没有考上高中。他们更早就流向了社会，流向了全国各地的工厂。那些同学，早早就把头发染成了黄色，习惯了在大街上叼一支烟。他们也学着喝酒，学着在夜晚撒酒疯。每当过年的时候，从北京上海苏州回来的那些人，穿着一件黑色的风衣配着黑亮的靴子，约上几个一起打工的不在一起的同学，去每个人的家里，打麻将、抽烟、喝酒。

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喝酒，得到的答案是：“不然你给我找个比KTV更好玩的？”

那些年轻的打工者在酒后描述着外面世界的好，以及自己的风光。他们喝酒普遍都可以斗狠，绿色的雪花大棒子，倒在一个大盆里，此时盆子还未满，于是再倒一瓶。这些年轻人们出去打了工，有钱；而且，整个县有得玩。

这种饮酒的氛围应该是来自于上一辈。

杜伯伯是塬上的一个匠人，儿子在部队当兵，女儿嫁到了东北。当儿子结婚之后，杜伯伯再也不用给儿子赚钱了，因此他赚钱给自己和大婶花。

杜伯伯在不外出打工的时候，就在家里小住，只有他一个人。大婶先是去东北给女儿带孩子，后去昆明给儿子带孩子。杜伯伯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只有一个爱好，那就是喝酒。每天喝酒少则半斤，多则一斤半。

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喜欢给我倒一点酒，和我一起喝，并且吹嘘说是多么好的酒。

我问他：“你怎么不出去干其他的事呢？”

“其他还有什么事？我又没有种庄稼，还能有啥事？”

“去打麻将呀或者去下棋。”

“咳，一起打麻将的友娃，经治都没回来，和谁打？下棋，这里，这里不好了。”他指了指腰说道。

要想下棋，就要去街边的象棋摊上，这里的人们通常不以街边的象棋摊赚钱，通常是一个老者，拿出一副象棋，然后拿着一个板凳，摆在街边，等人和他下。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会聚集过来，蹲在旁边。下棋通常会引发争吵，弄得真正在下棋的一步都没办法走。我遇到这种象棋摊的时候，会暗暗发笑：怎么不打起来呢。

杜伯伯的腰不好，因此不能蹲在地上下棋了，他也不喜欢与别人争吵。

“所以你就喝酒？”我又问。

“酒是个好东西，可以止痛。”他又指了指自己的腰。

我说：“少喝点，喝多了得病。”

杜伯伯讪讪的一笑，把打开的酒瓶子拧上。

“不过会，也没有戏听。”这里的戏，特指的是秦腔。戏曲频道上的戏大多是京剧，他也不爱看。至于过会，就是物资交流会了，那个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商家来小镇子上，摆的摊位铺满了整条街道，有时候还会有一些新奇的小玩意，比如前几年一直有电脑照相摊子。这几年，电脑开始在乡镇的每一户人家普及，这个玩意也开始没落。前几年还有摆赌场的，那种赌场一般就是老虎机，青蛙机，都是老板做过手脚的。

没有什么可以玩的，没有什么文化生活，所以有些人会去喝酒，有些人会出入棋牌室。这里的棋牌室就是赌场了。

我庆幸杜伯伯不会进入棋牌室。

我爸爸曾经带过一个学徒，我叫他张叔，张叔没什么爱好。当棋牌室在镇子上风行的时候，张叔陷入棋牌室无法自拔。期初是赢钱的，他相信可以赢的更多；最后开始输钱了，他相信能够捞回本钱。但是没有，把自己的积蓄输光后，还贷了二十万的高利贷。他有一个儿子，是先心病。我宁愿相信他第一次进入棋牌室是为了儿子，然后抱着一个侥幸的心理去打麻将。

高利贷的人通常心狠手辣，他们要钱的时候通常是带着外县的混混来追账。因此张叔开始跑路，撇下了妻子和儿子还有老母。

但是张叔总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一个在淳朴的土地上生长了的人。他每年都会想尽办法为家里寄来一点钱，或多或少，尽管家里联系不到他。我知道的结果是，他在去年的时候，才把所有的欠款还清，他才敢再次回到镇子上。他回来的时候，还开着一辆车——他在外地帮人家经营者一个养猪场，也是赚了钱的。

张叔回来的时候反正是一个改邪归正的样子，我相信他已经回到本性。但是这么多年来漂浮的时光，他差点让这个家支离破碎，如果不是进入棋牌室，他的日子不知道比现在好多少倍。

爸爸对于这两个人，都是亲密的人。因此爸爸喃喃的说道：“喝酒比赌博要好。”

如果在城镇化发展的道路上，建立起相应的文化活动体系，而不是将文化站作为一个空架子，一个摆设，那么是不是许多人的人生会因此不同呢？要永远让人有事可做，要有真正丰富农民们生活的东西出现。

政府对于那些棋牌室睁一只闭一只眼也是纵容赌博猖狂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那些棋牌室拥有正规的经营牌照，但是那里实在就是赌博的天堂。那里有一大堆希望赚钱的人，然后有一大堆希望捞本的人，也有一大堆放高利贷的坐在旁边。

灵台县西面的一个最大的镇子，朝那镇，总共有十七家棋牌室，这是一个经常进入棋牌室的叔叔告诉我的。

而这些棋牌室，什么时候能够得到取缔？或许是农民生活真正的被丰富的时候。

让农民在不用干活的时候，有事可做，也不至于把兰州喝醉。

失我祁连山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这是匈奴人被击退之后在河西走廊地区唱的一首哀歌。

匈奴人因为战败输了焉支山，因而觉得嫁妇再无颜色。而在陇东这个地区，女孩子出嫁，现在彩礼动辄上十万，对于一个农户来说，男方才是真的使我“六畜不蕃息”。

在计划生育以后，农村的地区的生育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我们这代人，每户还是有两个孩子，一般以一男一女居多。现有一个女儿，再有一个长子。或者是儿子十多岁了，老夫老妻看着别人家的孩子心生可爱，于是在生一个。

塬上的男的娶妻，在十年之前彩礼还是在两三万徘徊。零五年左右结婚的，除了事业单位和行政单位的人员，其他大多都两口子外出打工。要么打工打出了名堂，在外买房；要么赚了钱，在镇子上，在县城买房。总之他们的压力不是很大。

结婚，一般都是讲究一个门当户对。比如，打工的男孩子就只能找到一个打工的女孩子；女孩子好一点，打工的女孩子可能会找到一个做老师的男孩子——那个男孩子一般是长得丑或者家里贫穷。

总之，那个时候，无论怎么样的配对，家里要是没有过大的负担，现在日子过得都不错。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彩礼二十万都只能叹口气然后说正常。

可是十五万的彩礼，在加上婚事的操办，没有起码三十万，这个婚，是结不成的。但是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三十万，谈何容易。

中央电视台有一个新闻调查，讲的是陇东婚事。他们简单的将彩礼价格的提高归结于男女比例的失衡。但是这在整个陇原大地成了一个常态化、普遍化的问题，在背后应该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当父母的都希望儿女好，父亲将女儿嫁过去之后，当然希望女儿能够幸福快乐，可是将彩礼要的那么高，在婚后，婆家人会看得起女孩子吗？肯定不会。这应该是一个父母能想得到的事情。但彩礼，就这么高了。

现在结婚的青年，都有一个留守的童年。因为留守的岁月里，亲情的缺失，因此父母可以狠下心来，嫁女成了买卖化，女儿真的被当做物件一样的在“人市”上卖。还有一点就是观念的转变，现在大多数已经差不多能够理解男女一样重要了，因此当自己的女儿要离开的时候，就会认为是一笔财富的失去。这两方面，也促成了彩礼价钱的升高。

李大个是代家庄的一个老好人。所有村里的人都认识他，因为他有一辆蹦蹦车，所以当他想去乡里的时候，就会好心的载上村里人。这里的人可没有农用车不能乘坐的意识。只要是车，哪怕是一辆手扶拖拉机，都会有人去坐。翻了一辈子的山，是要好好享受一下工业发展带来的产物了。

李大个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

女儿在一二年过大年的时候结了婚，嫁给了外县人。是一个只念到初中就闯荡社会的小伙子。女儿也是这样。女儿化了妆真的有点漂亮呢，但是那个小伙子却没有李大个那样大的身躯。两家结亲，彩礼九万六。在一二年的时候，这已经是很高的彩礼了。

但是李大个琢磨着，还有两个儿子呢。大儿子属鸡，小儿子属猪，也都是快结婚的人了。他要种多少庄稼才够啊。这个时候，多生就是生产力，成了多生就是累赘。

但李大个是年死去了，他在从乡上回代家庄的时候，走的那个盘山的铺满碎石头的路，不知道为什么车就撞在了树上。当时车上还拉着四个村民。据我舅舅讲，当时李大个被惯性扔了出去，胸部被刺穿，脖子扭断。“幸好没有掉下左边的断崖。”我舅舅这样说。那四个村名在车厢里只是受了轻伤。

“我害怕那四个村名过来要医药费。”舅舅无奈的摇了摇头。

但是说一句很幸运吧，那四个村民没有要医药费。我不知道把这件事说成幸运，是不是一种悲哀呢。

丧事办的很顺利，两个儿子都从外地赶了回来，在李大个的灵堂前长跪不起。大儿子重重的磕了三个头，没有流一滴眼泪。在守灵的夜晚，昏黄的灯下充斥着旱烟的辛辣，蚊子不断地飞过来飞过去，小儿子在一旁打着瞌睡。李大个家二十一寸的彩色电视播放着节目，供其他守灵的宾客娱乐只用。唯一的房子被腾了出来当灵堂，其他的人就住在窑洞里等待天明。

有人说，李大个在那里出事是因为被鬼附了身，不然一个开车几十年的老司机怎么会出事呢？（他们都没有驾照，他们早就自学成才）因此大儿子就请人来做法。

当喧闹了几天之后，该走的人又走了。他们还要出去赚钱，李大个是不会在为儿子们赚娶媳妇儿的彩礼了。

对于李大个一家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失我祁连山。

失落的黑河

黑河的那条支流从代家庄穿插而过，静静的向前流去，它之前是用来滋润整个代家庄的，现在看来，将在也不用了。

从包产到户到现在，代家庄从优越到失落，这是所有的小村落的必然之路。我们需要改变，我们也要有改变的勇气。但是在小村落消逝的时候，让政策和改革一样的沐浴到那些偏远的地方，就会减少很多的问题，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家庭不再痛苦。

在城镇化建设的这些年里，我不得不佩服这个很快的速度。但是相应的问题也暴露无遗。先富起来的那些塬上的人，就只能无力的看着山里的人在苦苦挣扎；急于求成导致了面子工程的大行其道，在靠近朝那镇的一段县道上，有遮羞墙的存在，所谓遮羞墙——就是将路两边破烂的民居用一睹很好看的墙堵住；在塬上的良田里，种满了苹果树，但是苹果树种在山地上不是更好？良田用来种粮食不是更好？

在城镇化建设的几年里，教育得到了加强，入学率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基本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八以上，这是我在教育局宣传的海报上看到的数字。但是留儿童数量却激增。城镇化留不住大多数人，这些人还是选择外出打工。也就是说，城镇化了，并没有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我就在想，是不是有一天，朝那这样的大的镇子也会消失？

在城镇化建设的几年里，人民的素质和文化水平也没有得到提升。用朝那镇举例，街道上投放的垃圾箱的内箱体，在刚安放后的一夜之间，全被顺走；朝那镇上，棋牌室多如牛毛；集市过后，垃圾铺满街道。

黑河已经失落了。我们早已经见识到了不加强相关建设带来的苦果。——有些村子，我们这一代也被毁掉，村子已经消逝，老人守着空山，有儿不能养老，有女不得送终。

我不想再有一个镇子和代家庄一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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