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五舅从遵义寄来陈福桐先生所写的《我认识的遵义三位辛亥老人》。陈福桐是贵州文史馆德高望重的学者，1917年生于遵义，被学界尊为“贵州文化老人”“贵州历史掌故辞典”。他在文中提到我的先辈周沆（字季贞）“曾去伪满洲国任中东铁路理事，到日本见过裕仁天皇”，还描述其解放后“响应爱国卫生运动，上街打过蚊子”。这类看似平淡的表述，搭配“看不出政治舞台上显赫一时的气势”，让人格外不适——“显赫一时”暗指周沆1912年受蔡锷之令随滇军入黔任政务部长（省长），字里行间藏着80-90年代地方史学书写的通病：受政治偏见影响，将复杂历史人物简单标签化，全然忽略家族传承中周沆的自我澄清，比如“未刺杀蔡锷，是放蔡锷入滇”“去过日本，但未向天皇下跪”。这种不尊重让我搁置了拜访陈老的念头。
2006年，一次偶然的网上查阅，我发现1996年国家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满洲边年纪要》，署名竟是“遵义播州周沆”。家族中从未听闻这部关于东北的著作，地方文史资料也无记载。我让在南开大学读书的儿子查证，确认此书为周沆所著。尤其书中王清源的序明确记载，周沆1931年以前已赴东北，这与“1932年去东北”的说法相悖——可见其担任中东铁路理事应在1931年，而非1932年以后，那些延后任职时间的记载并不真实。这一发现让我兴趣更浓，遂让儿子复印资料寄回，转寄给年近九旬的陈福桐。不久后收到回信，他称已将资料复印转交给贵州师范大学、文史馆、社科院等机构，还谦逊地说自己只是“传声筒”。权威学者的重视让我既意外又感动，只是想起文中的偏见描述，仍觉复杂。
从此我开始系统搜集周沆的资料。在持续整理中，我查阅到《遵义文史资料》1984年第八期收录的周沆遗作《季贞六十九岁自述诗》，翁仲康为其作注。结合抗战时期的相关史料进一步分析，再对照地方文史资料的记载，得以明确：1937年，宋哲元曾任命周沆为北平首席代表，负责与日军谈判。这一发现让我重新审视陈福桐文中“伪满洲国任职、见裕仁天皇”的说法：溥仪作为伪满“皇帝”访日是在1935年4月和1940年6月，而周沆1933年已回北平，不可能随行。“见天皇”更可能发生在1937年——当年张自忠率17人访问团赴日谈判，主要成员确受裕仁接见，周沆若在其中，恰与二舅周建初（高级教师）回忆的“周沆说‘我去过日本，但未向天皇下跪’”吻合，作为中方代表坚守礼仪立场，与史料逻辑完全一致。
后来想当面拜访陈老，结合新史料探讨周沆经历时，却得知他已于2010年4月17日仙逝，未能谋面成了我难以释怀的遗憾。
再去遵义时，我把这些事讲给五舅，他提起二舅周建初。当年五舅将陈福桐的文章拿给二舅看，文中“伪满洲国任职、见裕仁天皇”等内容，让素来温良的二舅罕见动怒，气冲冲地说“这些人都没有一个是好人…”。二舅曾为文史资料选集提供不少周沆的资料，包括晚年澄清细节，却被翁仲康等地方研究员臆断处理，导致地方文献多有抹黑。有次回遵义，大舅（退休总工程师）还责怪二舅，觉得若不把这些细节说出去，便不会有争议。但我认为，历史真相不会因沉默消失，反而可能因模糊被曲解。
接触周沆史料越久，越体会到历史研究的认知是逐步提升的过程。当下提供的资料，可能被不同立场者利用、曲解，甚至挖坑，还要面对“真实性”的质疑，个中滋味冷暖自知。
比如2017年，贵州省社科院编写《贵州二百历史名人传》（与贵州中华文化学院合编）时，我找到主编王任索，询问周沆传记的撰写人选，本意是提供十多年来收集的原始资料供学者参考。他起初说“自己人不能写自己人”，看了资料后却认可其价值，提议由我撰写。这份信任让我更坚定了还原周沆真实面貌的决心。
回望这段历程，最感激的是陈福桐老先生。他对《满洲边年纪要》的重视，给了我勇气与信心——连史学权威都认可周沆的著作，我作为后人更有责任厘清先辈的真实过往。可以说，正是追寻着他的脚步，我才完成了《贵州二百历史名人传》中的周沆传记。
愿老先生在天有灵，能看到这些文字，看到我为还原周沆历史所做的努力。追寻其真实过往，不仅为家族记忆完整，更是想在时代偏见中为先辈争一份客观公正。那段因史料结缘的交集始终提醒我：还原历史或许漫长，但唯有坚持，才能让后人看到一个立体、真实的周沆。
作者：张成义
2025年7月14日 于贵阳
扩展阅读：
1、陈福桐所述周沆伪满洲国相关记载考辨（上）——基于与王清原《满洲编年纪要》前言的对比分析
2、陈福桐所述周沆伪满洲国相关记载考辨（中）——基于与姜亚沙、王清原文献的对比分析
3、陈福桐所述周沆伪满洲国相关记载考辨（下）——结合新史实细节的终极厘清与重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