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他的部队在边疆成建制复员。以战时打仗，闲时务农的方式成了苍茫边疆的建设者。
这一年秋天，她跟着他的小脚的妈妈，坐了三天的绿皮车到了这里，在这之前，他们从未谋面。
她来之前，他妈妈托人给他带信，说他该考虑结婚了，两个弟弟在老家已经有了亲事，东颠西跑当兵这几年，总算安定下来，该有个“交待”了。他环顾了周围恶劣的条件，写信给杭州的读大学的女朋友，不要来这里了，我妈妈已经给我定好亲了，年后我就完婚了。你是大学生，你会有更好的前途，再见。
她和他很快成立了家庭，大女儿也在这年冬天出生了。那时候杭州的女大学生还写信来，以为是在骗她，说她不怕苦不怕累，愿意继续和他在一起。他把信和随信来的照片都锁在仅有的一个床头柜里，因为她不识字。后来还是发现了，一把火烧掉了青春最后的记忆。
之后就是陆陆续续出生的孩子，没完没了的劳动和运动，没完没了的春夏秋冬，播种和收获，没完没了的牛羊猪鸡，永远做不完的庄稼活。随着人生的起伏，命运的手把他们从农村推进城市，又从城市拨回乡镇，最后落下脚来。
就这样一辈子忙忙碌碌也算过了大半了。
他和她实在太不相同了，他们反反复复的争吵，互相瞧不上眼，抱怨，又被挤在家庭的框架里，在艰难的岁月中互相相依为命，在本该安静的时候吵闹不休。他的理想是在安安静静，干干净净的地方住着，每天按时起来，一日三餐做好，简简单单的去打个牌，公园里吹个牛，到处逛逛。她的理想是风风火火，麻麻利利的做点生意，开个小铺，谈点买卖，每天接触大量的人，在人群中讲话，谈天说地。
他随身会带一个很小的笔记本，走到哪里都记下来，今天花了几毛钱，明天谁打牌问我借了钱。她胖，一半极度忧虑忧愁，另一半又非常容易快乐，哈哈大笑的声音能传出两条街道。他们没有很好的倾听彼此，也没有很好的理解和支持对方，但是他们也过了一辈子。
直到他的离世。
最后的时候，那个可怕的疾病找到了他。是作为几十年抽烟的惩罚吗？他日益消瘦下去，甚至没有力气抬起手臂。她一日不及时出现在病房，他就埋怨她的晚到。其实是她的不忍心看见。
她总是惋惜没有好好照顾他的身体，也惋惜没有早点安定下来。一切似乎都来不及了。其实一切是真的来不及了。她没法离开他们最后落脚的房子，她说，每次她走了他都会不高兴。每当吃到好的，见到好的，用到好的，她总是想起他。她说，他没有看见，没有用到。
很多时候，人的一辈子就是这样过去的。稀里糊涂，有时候轰轰烈烈，有时候吵吵闹闹，更多的时候，当时只道是寻常。
这就是他和她的故事。没有什么不同，其实也很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