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是西方国家崛起的时代，也是东方世界坠入泥淖的时代。伴随着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世界各殖民国家纷纷把罪恶的爪牙伸向亚非各国。亚洲东方的国家在被侵略、压迫的状态下开始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其中以中国、日本为代表的两个国家，展开了一系类轰轰烈烈的改革，并跟随世界的脚步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19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走向了末路。《南京条约》、《虎门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一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导致中国的境遇更加雪上加霜。沉重的债务负担与腐朽的清政府专制统治致使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各地广大人民反清斗争此起彼伏。终于，1853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起义浪潮席卷全国，举国震惊，1856年，该运动以失败落下帷幕。此次起义虽以失败告终，却给清王朝重重一击，使其统治更加风雨飘摇。19世纪60年代，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迫于内忧外患的压力，为了挽救清王朝的统治危机，部分封建统治者主张向西方学习，洋务运动就此拉开帷幕。
历史往往是惊人的相似，十九世纪上半叶，内忧几乎遍及日本各地，武士的贫困和尚武精神的衰退，饥荒和物质匮乏，农民起义和城市骚乱，意识形态骚动和失败的改革使日本历史的进程似乎急转直下到了一个重要分水岭的混乱时期。于此同时，外患也接踵而至，1853年6月，东印度舰队司令、美国对日的使节佩里率四艘军舰进入日本江户湾，要求日本向西方世界全面开放，史称“黑船来航”。当然，在此之前也有俄国与英国的挑衅性的“叩关”，却都以无果而终。1854年，美国第二次“访日”，其结果是幕府的妥协、条约的签订以及港口开放。随后，英、俄、法、荷都与日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社会矛盾激化，同样的剧情最终在日本上演。更糟的是，保守派井伊直弼突然当了大佬，他无视朝廷的决定，对反对他的改革派进行严厉的镇压，即所谓“安政大狱”。随后“樱田门之变”、“公武合体运动”、“尊王攘夷论”一一登上历史舞台。1867年，幕府倒台，1868年“王政复古”天皇亲政，日本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相似的时期，爆发了两场相似的改革，却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到底是什么原因，造就了一个朝代的灭亡和一个国家的兴起。
就此事实，史学界往往是众说纷纭，一般大众比较接受的看法是，在那一时期中日两国在国际背景、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许多差异，并且两国改革的形式，目的，政策等方面也大同小异。
先谈谈当时两国的政治与政治环境。从国际背景来看，当时两国都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社会动乱与外族入侵，但大家普遍认为，因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较为严重，所以客观上减缓了日本的对外压力；从思想上来看，当时日本的资本主义思想已经开始世俗化，进入到下层武士阶层中，具有了广大的群众基础，而中国的开眼看世界的魏源、严复等人的思想却无人响应。《海国图志》、《天演论》等著作更无人问津，封建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 从政治上来看，中国的封建势力异常强大，保守派致使改革阻力大。而日本虽也是封建体制，但他们的封建体制不彻底，并且有其独特的幕藩体制色彩（幕藩类似于我国西周时期的诸侯国，各个藩镇权力很大，并且同幕府处于对立状态。），改革阻力相对较小；从经济上来看，日本当时的资本主义萌芽快速壮大，19世纪初，日本农村经济中已经出现了手工业，并且产生了雇佣关系，流通业也稳步提升，而且当时封建经济的衰落加之迫于生计，一部分大名、武士开始经商，提供了不错的改革基础。反观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成为改革的一大阻力，并且之至洋务运动前，“重农抑商”都是中国的一大重要国策。种种差距似乎预示着中日两国在改革前已经隐约拉开距离，那么我们再看看改革时的状况。
两场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中国由奕忻、曾国藩、李鸿章等改革派带领，日本由大久保利通等人带领各自展开。从改革的目的来看，中国是清王朝迫于无奈之举，而日本虽也是力图救亡图存，但却有迎合历史发展趋势之意，可以说很积极的发展近代经济；从改革的方面来看，都主张向西方学习，中国改革范围比较狭隘，限于军事、技术，就连发展官办商业、近代教育的目的也是为军事服务。而日本的改革范围就比较宽泛，上从藩镇体制的政治改革，下到民生教育的社会改革，其中包括了地税改革，殖产兴业，货币体制改革等众多举措，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财政制度的飞跃式突破，统一的财政成为近代政权的经济基础。从改革的过程来看，中国是属于集中性突破，改革相对较为激进，而日本是各方面渗透，改革比较温和（也有暴力层面）。从改革的思想层面来看，中国运动注重的是技术，而非制度，并且存在“以夷制夷”的保守思想，虽新办了了一些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但没有将教育普及化。况且中国有五千年悠久的文化，有着天朝上国的优越感。而日本却善于学习，最终实现了近代的普及教育，并引进西方先进的制度与技术。当然还有众多不同我就不再一一列举，至此我们似乎可以断定洋务运动失败，明治维新的成功是历史的选择，这些论断看起来“证据”充足，却充满了漏洞。
首先，改革目的不同？二者面临的挑战似乎没有多少差异，况且统治者维护自己的利益无可厚非。其次，改革的阻力大小真的不同吗？其实深入思考后就感觉这个观点多少有点荒谬。中国的改革是权臣发起的，背后有权力的支持，号召力不可能低于日本。日本重要改革者太久宝利通后被刺杀，看起来日本的改革阻力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再次，中国真的不善于学习吗？从公元前一千多年的西周文化到如今的中华文明，中国文化习俗经历了多少次变革无从计起，我们无数次向不同的民族学习，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文化交流促进民族融合。我们有北魏孝文帝改革，有玄奘西行。我们的服饰在不停的变换，我们的住行习俗也不停地更替。自古以来，中国人善于学习的能力就是不可否认的，怎么能简单的说中国比起日本不喜欢学习。再者，日本当时的历史背景又比中国好多少呢。战争赔款，土地税收，丝毫不比中国少。
由此可见，改革成败并不是一些简单的原因单纯的堆积。它有更深层次的意义。
其实中国的那场改革真正意义上是输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明治维新开始就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它的改革不会因人而异。太久宝利通死了，伊藤博文上台后继续推行政策。而中国往往就是因人而异，改革按照统治者的个人喜好展开，没有计划性。第二个重点突出在领导人的差距，洋务运动的领导人对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制度又有多少了解呢，反观日本，改革领导人本就是高学历的“留学生”，自然知道各个制度的利弊，根据这些利弊展开运动，其能力和技巧也更胜一筹。
众多的原因最终铸就了一个结果。历史的复杂性并非简单的陈词就可说清，现代中国人也不停地探索历史，吸取经验教训，并且致力于引领中国登上一个新的阶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