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之间
作者莎太
科学研究证明，抑郁症是可能遗传的。
我爷爷是自杀死的。我爸爸也是自杀死的。所以，我要是自杀了，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于是，我的一件终生大事，就是要避免自杀。
1
小时候倒没啥大事，就是十分恋家，非常不喜欢上幼儿园。别的孩子都是在去幼儿园的路上哭闹，过会儿就好了，而我不仅极力反抗，直到每每被父母拉到手臂脱臼，并且只要在幼儿园就一直郁郁寡欢。
十二岁那年，全国开始搞文化大革命运动，我爸爸所在的大学自然未能幸免。我爸是从延安走出来的革命党人，所谓的“当权派”。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应该是在秋天。每到吃晚饭的时候，就会有人来到院子里，带着高高的纸糊帽子，手里拿着铜锣敲打着。每敲几声，就被看押者要求大声呼喊：“我是某某的忠实走狗！我是某某的忠实走狗！”
我爸则和我隔着纱门静静地看着。
到了晚上，在学校的大操场上，经常开对我爸的批判会。
那时候，我会悄悄趴在操场边的草丛里，目睹我爸挨批判的现场：我爸带着高高的纸帽子，脖子上挂着写着“国民党特务”的大牌子，跪在水泥地上，被一遍遍地厉声追问：“你在国民党宪兵队里都干过什么？”我爸则始终保持沉默。
这时候，看押者就会用各种手段，包括让我爸跪在洗衣服用的搓衣板上，强迫他自己喊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某某！”。“打到汉奸特务某某!”
我虽然很难过，但并没有哭，心中更多的是困惑和压抑：我见过我爸爸的各种战斗英雄奖章，参加重大战役的纪念章一大盒。啥时候成了国民党特务了呢？
看到批斗会快结束，我就会悉悉索索地爬出草丛，提前回到家里钻进被窝。
我母亲在比较远的城区上班，每周只能回来一次。哥哥弟弟都在住校，平时就我陪着我爸爸。
终于有一天，我在食堂里打回午饭，叫我爸爸吃饭。
我敲门，没人回应。
我推开门见爸爸不在屋里。我走到爸爸的书桌前，看到他从不离身的钢笔、手表整齐地放在桌上，我立刻觉得事情不对，马上找到了同院住的邻居叔叔，告诉他我爸爸不见了。
随后几天，学校里派了很多人四处寻找我爸。悬崖下，山洞里，大江边，无果。
直到有一天，我妈妈告诉我，我爸拿走了一根很长很结实的尼龙绳。并且在长江里捞起来了我爸当时穿的大衣......
虽然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但那一刻我就明白了，我爸爸多半是用绳子把自己绑在了大石头上，将自己沉没于江底了。
后来我才明白，由于缺乏正常的化学元素分泌，抑郁症患者通常对日常生活缺乏兴趣。也就是说，仅仅是“过日子”并不能支撑生命的意义，他们需要找到仅仅活着之外的生命意义。因此，对于患有抑郁症的革命党人而言，一旦信仰和尊严崩塌，又没有别的机会来伸张正义时，绝决的死是他们的本能反抗。所以在那次运动初期，有不少人走上了我爸爸的路。只是我父亲，连死都维持着自己的体面和尊严，不愿意让人看到他死后的腐朽身体......
后来我才知道，我父亲之所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当过“宪兵”，是因为老家遭遇大旱。粮食颗粒无收。眼见着妹妹饿死在床上，就跑到西安想混口饭吃，恰好碰到国民政府招宪兵，我父亲又读过几年私塾，有点文化，就误打误撞当上了宪兵。
当时的国民党宪兵队，抓了不少进步人士，收缴了不少进步书籍。我爸爸私下里读了进步书籍后，就跑到延安参加了革命。所以，文革结束后不久，官方就给我爸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2
没有了父亲，我们一家四口的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立刻被扫地出门，没有了栖身之地。于是，我哥住到了学校。我弟弟跟着我妈去住了狭小的办公室。而我是走读生，又已经小学毕业，无处可去。
因为能歌善舞，那时又有很多革命宣传队，于是我参加了一个平均年龄只有十六七岁的中学生革命宣传队，沿着长江而下四处演出。对于12岁的我而言，参加宣传队，也就是找到了一个既能愉快地唱歌跳舞，又能管饭和睡觉的去处。
开始的时候，宣传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都很照顾我这个小姑娘。当我们冒着寒风坐着敞篷卡车赶往演出地时，还有大哥哥把我的手揣进他自己的大衣兜里。但是，时间一长，哥哥姐姐们就渐渐谈起了恋爱，在空余时间，我就只好一个人在宽阔的江滩上独自溜达。
这时候，我就会想起父亲。毕竟，在整个小学阶段，周一到周六，家里就只有我们俩人。不管是参加下属的婚礼，还是看露天电影，我都和父亲如影随形。如果父亲去别处开会回来晚了，我就会在家门口山坡上的大石头上坐着，一直等到天黑。
不过，用当时的话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们也有冒着生命危险的时候。
3
那时，文化大革命将基层群众自发地分成了造反派和保皇派。两派的斗争十分激烈。在有些边远地区，保皇派的势力还很强大。
一天晚上，我们正在一个县城演出，突然涌进了数百个保皇派分子，喊着口号把舞台围了个水泄不通。我们的演出只能终止。
随后，我们被赶下了舞台，被包围在了人群之中。包围圈越缩越小，我们20来人只好紧紧地背靠背站在一起。
有人想把我们的队员单独拉出去，我们就使命地拽着不放。他们的人拉住了我们队长的长发辫子，我们就几个人合力拉住她的胳膊坚决不放。最后，竟拉掉了队长的一大把长发，还连着一块不小的头皮。
坚持了大概半小时，我们的队伍终于被拉得七零八落。但是，保皇派也没有对我们怎么样，他们把我们又重新集中起来，向我们宣讲了一道来自保皇派的命令：将我们宣传队驱出出境！
这道命令是这个县的保皇派组织发出的。那就是说，要把我们驱出出这个县的管辖之地。
于是，我们一行二十来人背上乐器，在保皇派的押送下，开始步行出境。
这些保皇派也很精明，当我们背着各种乐器没吃没喝走了整整一天，走到了和邻县的交界处时，发现前面已经没有了大路，而是来到了长江边上。
这时，押送我们的人撤了，但我们这群十六七岁的半大孩子却无路可去。
4
我们就地休息，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当然，首当其冲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水和干粮。
最后我们决定找条小路继续沿江往上游走，几百公里外就是我们的家乡渝城。想到在沿江而上的路上，准能碰到一些农户，讨要些水和粮食。
事实证明，我们这群年轻中学生（就我一个小学生）还是想得太简单了。我们在沿江小道上一直走到半夜，才终于看见了一处不大的农民住宅。
房主人很热情，但除了让我们喝水喝个够，既不能解决吃饭问题，也不能解决睡觉问题。因为对于当时靠挣工分领粮食勉强度日的的农户而言，我们的人实在太多了。
最后，在我们的队长和农户主人的一再沟通下，他给我们煮了一大锅粥，然后在屋后仓库里给我们提供了两大捆干稻草，让我们挤着席地而睡。
因为仓库太小，我们二十来个人只能坐着睡了一夜。
[if !supportLists]第二天，[endif]我们继续沿着江岸小路前行。还是没有干粮，但每个人都带上了一壶水。
开始，我们还被两岸的风光吸引。要知道，我们沿江走的可是中国的第一大江——长江。我们沿路走的可是长江三峡，那真是群山高耸，江水澎湃，好不壮观。
但是，由于饥肠辘辘，午后，大家又累又饿，就没了观光的兴致。
可能是因为地势过于险峻，庄稼难以成活，沿江也没有发现什么农户。饥肠辘辘的队伍变得越来越沉默。只是在崎岖的上路上埋头赶路。
天黑下来了。我们走的小路也越来越窄。我困得不行，走路也在半睡半醒之中，只是跟着前面的背影，下意识地迈开双腿。
最后，我们沿着一条小路走到了一处绝壁。前面已经无路可走。不得不停了下来。
在高耸入云的高山的之间，江风呼啸着。周围一片漆黑。我们两天两夜就喝了一碗稀粥。当时是又饿又冷。
有队员开始哭起来。说实话，这时，我也想起了爸爸，想到他正是葬身于这条大江。
队长头上包着纱布，还是在安慰大家。说我们离家乡渝城已经越来越近。
5
这时候，江面上突然有了灯光，而且恰好是去上游的船。我们的人都兴奋起来，站起来一起挥舞手臂，大声呼喊！
“喂！喂！我们是渝城的学生宣传队！”“请梢我们回渝城！”
黑夜里，两岸青山回荡着我们的呼喊声，但是，船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直接开往了上游。
队长安慰大家说：“既然有第一支船，就会有第二支。大家不要灰心。”
确实，大概过了一两个小时，又出现了第二艘去往上游的船。但是，无论我们怎么呼喊，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灯光，船上的人根本就注意不到我们，船还是自顾自开往了前方。
大概到半夜了，又有一条船从下游开上来。这回是艘大船，我们仍旧集体大声呼喊。这时，船上打过来了一注探照灯灯光，扫过了我们。我们都兴奋地跳了起来！
终于，大船减慢了速度，向我们在的江边靠近。
两边一阵喊话。原来船老大也是个造反派。
由于地势险峻，大船无法靠岸。就放下了一只小船，准备把我们运到大船上去。
由于从峭壁往江边的地势相当陡峭，足有四五层楼高。我们不得不放弃了所有乐器，脱下我们的外衣，结成一根长绳，然后一个个顺着绳子连滚带爬地从峭壁滑到江边。然后小船再把我们运上大船。
登上大船需要踩着绳梯。可能是因为过于激动，也可能十二岁的我力气不足，我刚爬没几级绳梯，脚下一滑，就掉进了江里。
我会点游泳，但江水太急，我只能是扑腾着勉强冒出水面。
我还没来不及想到生死，就被一个挂钩挂住了袖口，三拉两拽，小船上的水手就把我捞了起来。
于是，我就一直留在小船上，等把所有宣传队员都送上了大船，最后由船员紧跟在我的身后一起爬绳梯，把我护送上了大船。
当我踏上大船之时，喉咙忍不住哽咽起来。
我换上了船员们给的大衣，站在船舷边，吹着江风，对着大江心里默默地念叨着：爸爸，是你的将魂在保佑我们！
我在船上四处溜达，这确实是艘我从未登上过的大船，但是艘货轮。那发动机的机器轰鸣声我至今还记得。那船上的机油味我现在还觉得香甜！要是在平时，我是闻到汽油味就会晕车的。
第二天上午，我们终于到达了渝城，我回到家里，向妈妈和哥哥弟弟讲述了这次经历。从那以后，我母亲就再不让我出去到处奔波了。她为了生存，从保皇派出来，参加了造反派。因此，我们也分到了一间宿舍，我们一家四口，总算有了一个可以团聚的栖身之地。
6
但是，在随后的日子里，抑郁慢慢爬上了我的心坎....
抑郁症患者的一个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日常生活不感兴趣，需要找到活着的理由。
那时，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只是变得没那么激烈，因为所有的机关、学校、工厂，都由造反派掌了权。但是，学校还没有复课。无论年纪大小，所有的毛孩子们都在闲游浪荡地过着日子。
我住在政府机关大院里，没事时可以和小伙伴们打打乒乓，玩玩篮球。但剩下的时间还是难以打发。无聊得很。
实在没事，我就到街上去看到处张贴着的大字报。大字报上写的我不能全部看懂，就看见满篇都是揭露和批判反对派的丑陋和羞辱谩骂之词。
我母亲说，为了对得起每日的工资，她每天都抄一篇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
当时我就想，等我们长大了就干这个，那有啥意思？整天斗来斗去？
看的大字报越多，这个长大了以后生活没意思的念头就越强烈。然后我就会想到生死。
走在路边的人行道上，看着穿梭来往的各种车辆，我就会想，人要死真的很容易，只要往路上一躺，车轮压过去，生命就到此结束了。这个念头在我的脑海里反复出现，我就有一种想往车下钻的无名冲动。那年我13岁。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的这种念头。但为了刹住这个念头，无论多么无聊，我不再去街上看大字报了。
幸好，生活不是永远无学可上。学校终于开始复课了。校园里的生活丰富多彩，每天我都在学校里混着，上课，出班级墙报，参加校篮球队，组织班文艺宣传队，也就没时间考虑有关生死的问题。直到下一次袭击来临......
7
初中刚上了一年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又开始了。每家只能留下一个子女，所有城市户口的中学生都得上山下乡，接受农民的再教育。但实际的情况是，城市里的工商业很不发达，中学毕业以后，大量的中学生找不到工作岗位。
由于我父亲的“失踪”（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尸体）和特务嫌疑，我本来是没有资格去边疆军垦农场的。但是，比起下乡去农村挣工分分粮食，军垦农场每个月有28元工资，40斤大米的政府长期保障。我妈托了我爸的军事院校去学校游说，我才获得了一个去云南西双版纳军垦农场的名额。
15岁那年，坐了两天火车，5天军用卡车，我们终于来到了亚热带的边陲之地，西双版纳。
即使站在今天的角度看，那时的西双版纳也是个美妙之地！宁静的河流，原始的森林，神秘的少数民族村寨和民族风情，都像是异域风光一样吸引和荡涤着我们的眼睛和心灵。
我先被分到了一个种橡胶树的连队，一年后又被调到营里的宣传队，又开始了每天唱歌跳舞的生活，并且还当了宣传队的队长。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心里变得越来越不快乐，经常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我自己也觉得奇怪，并没有什么值得不高兴的事情，但我就是常常想哭。
8
一个周末，乘宣传队里的人都下到连队找同学玩的时候，我正在茅草屋里一首接一首地唱着令人哀伤的歌，营长夫人突然出现在了我们的茅草屋前。
她说，她有一个在县里医院当医生的弟弟，问我愿不愿意嫁给他。这件事对于刚满18岁的我，实在是过于突然。这种事我还从来没想过。我当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就实话实说，说我现在还没有嫁人的打算。
现在想起来，这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我当时居然鬼使神差地把这事告诉了营里主管我们的宣传干事。汇报给了上级领导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但不知为什么，又开始了一场什么全国性的“运动”，我这事就成了宣传干事揭发营长的大字报内容。当时看到这张大字报，我只是觉得有些尴尬，也没往多处想。但接下来的事情就完全在我的意料之外。
我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到营里最边远的连队去下放锻炼。并且全宣传队的人，就我一个去。
我也没多想，去就去呗。好在我本身就是在连队里干过体力活的人。
9
拿了几件换洗衣服，走了几十里山路，我来到了那个新建的连队。队里分给了我最重的体力活，每天从山下往山上连队挑水。因为连队正在为新职工盖房子。
我被分配住在和另外四个连队员工一起住的草棚子里。而且分给了我一对最大号的冰铁桶。
好在我父亲从小就对我严格要求，我是很能吃苦的。我觉得锻炼就锻炼，总有锻炼完的那一天。
可是，有一天收工回来吃晚饭时，我听到了隔壁员工的对话。
显然，墙壁薄薄的泥草房是不会隔音的。我清楚地听到有人在隔壁说：“你们知道她为什么被下放到我们连队吗？是得罪了营长！”我这才明白了我一个人被下放到连队的原因。紧接着又有人说：“听说，还要把她分配到更艰苦的工作上去！”
果不其然，没过几天，连队领导又通知我说，派我一个人到山里去守玉米地。
我知道，因为必须一个人住在离连队较远的山里，这工作一般总是派一个有经验的老员工，至少是个男员工去。
可是，我们是军垦农场，分配给你的工作，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第二天，我就背着干粮和换洗衣服，沿着原始深林中的小路，独自上山去。连里的老员工告诉我说，走到这条小路的尽头，大概不到一个小时的山路，就是我们连队的玉米地。
这一次，我是真的有点绷不住了。
去过热带原始深林的人都知道，热带雨林里可不是只有树。只要没什么人走，几个月就会长出各种各样的藤蔓类植物盘根错节地封住小路。你得带着把砍刀开路才能前进。
走着走着，我一边挥舞着手中笨重的砍刀，一边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这不就是逼我就范吗？还不知道就算是我想就范，人家能不能答应。
整整花了3个小时，我终于看见了林中那一大片开垦出来的玉米地。
10
那片玉米种在一片十多亩坡地，已经开始结玉米。在玉米地旁有一个不大的窝棚。窝棚很矮，四周没有墙壁。窝棚里唯一给我一点温暖的生活气息的是，居然有一个自制的鸟笼，鸟笼里还有一只小鸟，也不知道是啥鸟，但会叽叽喳喳地发出叫声。这显然是前一个守庄稼的人留下来的。
每一个夜晚，各种虫鸣鸟叫，风吹树叶的悉索之声在原始深林里此起彼伏，我只能整夜点着油灯，甚至把鸟笼抱在怀里，才敢在细木棍搭成，在铺上一层稻草的床铺上躺下睡觉。
守庄稼其实是一个最无所事事的活儿。白天坐在窝棚里，我的思绪就自然会天马行空。
我又想起了爸爸，而且特别理解他为何寻了短见。我也在想，我现在这样的活法要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要是再这样下去，我最痛快的出路，也许也是一死了之。
但在我带上山的行李中，除了几件衣物，也没有纸笔，连遗书都没法写。奇怪的是，我的父亲离开我们时，也是只字未留.....
也许是父亲的遗传，我已经冷静地做好了准备，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就随父亲而去；或者，跑到深林里去当野人。后来又一想，连队里的人肯定会像当年找我爸那样，把我找回去，那情况不就更糟了。所以，自尽还是最合适的选择.....
但是，有一件事使我没有立即采取行动，我希望给家人留下一纸遗书，告诉他们事情的来龙去脉。于是，我请给我送干粮的连队员工下次给我送干粮时，顺便给我带上来纸笔。
11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
一星期后，给我送干粮的人又来了。这次，他没有带干粮给我，而是通知我立即回宣传队。
我以为只是营长的气消了，但这也真正是柳暗花明之事。于是，寻死的计划自然也就自然烟消云散。
没想到回到宣传队后，更是喜出望外，我竟接到了一个录取通知书，我被省文化局的文学创作班录取了！
我这才想起来，几个月前我曾经带领宣传队的几个队友，一起到团里参加过一次不知道是什么单位的文艺骨干招工考试。
由于我父亲的“失踪”，我只是被指名带队，并没有参加考试的资格。但招考老师问我我会什么时，我说我会唱歌跳舞，还会写剧本。他就给了我一个地址，让我把写的剧本记到这个地址。
然后，几个月过去了，一直没有下文。我也就再没想起这事。
但是，仅有这份录取通知书，我还是走不成的。必须还得获得营部的批准。所以，我认为去省城读书的希望还是一片渺茫。
生活有时真是充满了戏剧性。那时，营长刚好生病在县城住院。教导员大概是深知我当时处境艰难。大笔一挥，同意我离开农场去省城读书了！
那一个夜晚真是令我终身难忘！
宣传队里我住的房间窗口正对着排练节目的院子。于是，我床前的灯只要吊在窗口，就能同时照亮院子。
在同一盏灯的照耀之下，窗户里，我在默默地收拾东西，准备第二天启程去省城读书。而窗户外，教导员正在宣读一个营部的决定：解散宣传队。除了宣传队副队长留在营里当宣传干事外，所有的员工都下放到连队。
这真是冰火两重天的一夜啊！昨天，我还是原始深林深处的一个孤独守田女。明天，我就要离开农场，去省城读书了！那在我们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中，可是千分之一的机会！而宣传队的近20号从来没在连队干过体力劳动的文艺青年，却都要背上行囊，到连队里开始他们还没有体验过的没完没了的艰苦体力劳动了！那天，我刚好20岁......
12
省文学创作班的日子一言难尽。没有教室。没有老师。我们的唯一学习方法，就是可以在文化局图书馆里看书，然后，每隔两月，写一篇文章交上去。
默默读书的日子本应是岁月静好，风平浪静。但是，一群平均年龄20岁的青春少年，自然免不了风花雪月。而对于我而言，新的生死考验也就随之而来。
抑郁症患者的情感世界本来是很封闭的。在我的日记本里，表面上每天都在记日记，实际上，除了每天看了什么书之类的流水账，什么都没记。
由于天天都聚在一块，我渐渐喜欢上了创作班里的一个男生。怎么描述我们的关系呢？用今天的话说，他是创作班里的班草，我则是创作班里的班花。他在人多的时候不爱说话，但形象气质真的很像今天的俄罗斯总统普金。不是我异想天开，因为我第一次看见普金的形象和走路的姿态时，就马上想到了他。
其实，他也是喜欢我的。但由于几乎没有单独相处的机会，我们的关系仅仅是彼此暗恋而已。
13
春节刚过，我们接到通知，全班同学都要去参加为期三个月的省委“农业学大寨”工作队。而我和暗恋男生恰好被分到了同一个十分原始拉姑族村寨。
拉姑族的生活原始到什么程度呢？在一式的茅草屋里，不仅床上没有被子，连裤子衣服都不是一人一套，只能是谁出门，谁就穿上。冬天里的夜晚，一家人就围坐在火边睡觉，整整一夜又一夜。
我们一起前往的一共只有四个人，被安排住在同一座刚搭起来的草房里。两个女生住里间。于是，我们有了很多单独相处的机会。
但是，很遗憾，他告诉我，他不知道我也喜欢他，所以，已经刚刚答应了另一个女生。那不是我们创作班的同学，而是他们原来在同一个连队，现在在大学里读书的中学同学。双方也都已经见过彼此的父母。
在那个年代，答应做彼此的男女朋友，而且已经见过彼此的父母，就几乎相当于现在的订婚。所以，我们即使知道了彼此的心意，事情也已经无法挽回。
话虽如此，我们每天还是要在一起劳动，一起烧火做饭。为了做饭，我们还是要到深林里去找柴火。因此，我们俩也一起到村子附近的原始深林里去玩过好多次。
三个月的时间过得很快。在返回省城的前一天，我们饿着肚子一起在深林里玩了整整一天，并且给彼此留下了最后的印记——我们彼此在对方的胸口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希望这一口的疼痛能让我们彼此牢记。
14
回到省城后不久，他认为我们已经再没有机会，就把自己关系最好的中学同学介绍给了我做男朋友。而我当时觉得，既然此生再无机会和他在一起，能和他近一点也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于是，就答应了做他同学的女朋友。
随后，他去了外地的大学读书，我也在第二年参加了文革以后的首次大学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并且考上了省内最好的大学。我男朋友也同时考上了同一所大学的物理系。
但是，我们还是通过书信保持着联系。也许是实在难以忘怀，他在给我的信里说，他并不是真心想让我做他好朋友的女朋友。我则回信说，既然我已经答应了人家，又是他最好的朋友，反悔恐怕不合适，那不是很伤他好朋友的心。
一个暑假，因为他的女朋友大学毕业后留在我们学校教书，我们又一次见了面。
暑假里，学生们都回家去了，偌大的学校里空荡荡的。那天，他托人告诉我要到宿舍来看我，我就把宿舍收拾了一番，静静地等待。
他来了，还是那样健硕、精神和好看，还是那样整齐朴素的穿衣打扮。
他就坐在我斜对面的床上静静地看着我。
我忍不住告诉他，两年了，我还是对现在的男朋友没有感觉。他没有接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我。
我心里有些慌乱，就说：“你说话呀，不要只是盯着我看。”
他于是冷冷地回答了一句：“我没有看你，只是在看你后面的墙壁！”然后就站起来转身走了出去。
听到他的这句回答，看着他转身离去的背影，我简直如五雷轰顶，头皮一阵阵发麻！
尽管后来有人告诉我，他只是因为忘不掉我，又不能破坏他的好朋友和我的关系，只想快刀斩乱麻，把我们的关系做个彻底了断。但是，当时的我完全想不到这一层，只觉得他安排我和他的好朋友谈朋友，我都痛快地答应了，不就是希望大家还能够经常见面。他怎么能够这样羞辱我，让我尴尬至极！
就在那一刻，我马上又想到了自杀！想让他知道，他给我造成了多大的伤害！让他一辈子背着对我的负疚！
我开始想用什么方法自杀，学校的钟楼？物理系的教学楼露台？
就在我正在考虑用哪种自杀方式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在我脑子反复响起：不要像爸爸一样，不要自寻短见。不要像爸爸一样，不要自寻短见。
我渐渐冷静了一些，但是，在宿舍里转来转去，我还是觉得痛不欲生。
最后，我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能够两全。我拿出平时备用的水果刀，把十个手指都看了看。想了想哪个手指用处最小，然后把最没用的手指放到桌面上，一刀下去，整整齐齐地剁下了它！
说也奇怪，这一刀下去，我好像真的如释重负。我忍着痛，把砍掉的手指使劲扔出窗外，然后不慌不忙地去找了一位家在学校的同学，让他用自行车托着我，把我送去医院......
事到如今，虽然变成了末等残疾，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虽然这事情若放在今天，我十有八九不会用自残方式来解决同样的问题。但毕竟，那是我告别刻骨铭心的初恋......而且，那时的我相信，真正的爱情只有一次。
15
大学毕业以后，我从云南回到了老家渝城，在一所大学教书。和一个同一拨分配去的大学生同事接了婚，生了孩子。那年我28岁。
我以为只要成了家，生活就不会再那么孤独和无聊。但是，抑郁症还是没有放过我。
虽然有丈夫有儿子陪伴，但我心中的孤独感一点也没有消散，反而越来越浓烈。简单地说，两个人在一起的孤独，比一个人更加难以承受。因为，你在另一半面前，只能装着并没有被孤独缠身。
面对越来越强烈的自杀欲望，我已无心教学，但又不知应该如何应对。思前想后，我最后决定离开单位，独自到京城去闯一闯。也不知道在京城能干点什么，但我知道，肯定会有一段风雨飘摇的日子，不适合带着孩子。所以我把5岁的儿子留在了渝城，留给了他的父亲。
16
到了京城，我免费住在出国的朋友空出来的房子里独自休息了一段，然后再考虑下一步干什么。先是干了一些不喜欢但能挣钱的工作。后来，和朋友一起投了一点资，搞起了一个互联网产品开发。
这一次，无论碰到什么困难，我都一直沉迷于其中，自己终于觉得，找到了“过日子”外的生命意义——做点对社会有所贡献的实事。
但是，在把样品做成产品这件事上，我们必须找到外来的投资。而找投资这件事的困难程度，远远出乎我的预料。
一个最大的困难是，我们是完全的自主发明，不是照搬国外的舶来品。而那时国内的互联网创业都流行照搬美国，要拿到投资非常困难。
十年，整整奔波了十年，我南下北上，上当受骗，四处游说。有多少次柳暗花明，就有多少次残酷打击。最终，还是把抑郁症折腾了出来。而且，说来十分遗憾，受了几十年折磨，直到前几年去住院会诊，并且做了基因检测，才知道这几十年折磨我的，居然是抑郁症！
只是这次，抑郁症换了花样，不再是想自杀，因为伙伴们一起投的资，你不可能不负责任的自己撂挑子。于是，抑郁症转移成了躯体化障碍——就是当压力过大时，或者遭受打击时，不再是想自寻短见，而是表现为全身疼痛。
那种疼痛的可怕之处在于，即使是吗啡，也起不到很好的镇痛作用。原则上说，你要么啥都不干，就没有任何压力。你只要干事，就免不了要承受压力或打击，也就同时要承受没完没了的疼痛折磨......
想起了我曾经看过的一本外国小说，一个革命党人也是每晚经受着莫名的疼痛，而到了白天，就又精神抖擞地投身革命。当时看这本书时，我还很有些羡慕这个革命党人。大概是因为，我天生就只能在痛苦中才能找到活着的意义。（当然，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药物治疗是有明显缓解作用的。）
17
最近，我又陷入了一次生与死的选择。
不知不觉中，我已到了退休的年龄，而所有的经济积累都已耗尽。如果项目再找不到投资，我的晚年只有靠儿子的接济生存，而我儿子也遗传了我的疾病。
时至今日，我还在顽强地坚持着，不断跟随技术的进步，调整我们的产品设计。我们的团队又参加了全国性的科技创新大赛，希望我们的顽强，能够迎来人生的又一次柳暗花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