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宪制的军事塑造
由于历史中国是以农耕区为核心构成的多种文明共存的大国，军事对于历代王朝的构成和存在具有特续重要性，由此要求历代中国必须从先制层面予以系统和均衡的考量和应对，不仅需要确定军事国防国策，需要在政治经济财政上支特和整合军事事务，还必领能有效应对与军事事务相关的一系列制度问题，包括军政分权，军政制衡。
从历史中国的先制层面看，革命/新王朝建立后最重大的宪制性质的问题，更多关涉军事的问题，是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必领稳妥实现由 “武功”向“文治”（其实就是法治）的转变。这一转变会改变该政权自身的许多特质（从军功主导到文官主导），会带来治理规则的深刻变化。
从古到今，中国历朝历代次次几乎全都得“复盘”这个问题。由于涉及大国和王朝的久远，这个转变就一定要有效平衡各种力量。这就决定了这个转变有关国家根本，是宪制难题，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层面：
1）财政上如何维系这支军队？从理论上看，为保证军队对中央政府的政治忠诚，确保“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避免军队干政或扰民，军队最好是“吃皇粮”。
2）如何保证国家始终对军队保持有效的制度化控制。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分权。
3）在和平环境下，没有实际战争的考验，如何保证军队始终保持足够战斗力，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能有效应对对内和对外的军事需求。
4）高级将领的选拔，一国又如何可能可拿地选拔出能打胜仗且政治忠诚的杰出将帅。
5）军队和将领两者如何组合也会成为一个微妙的政治问题，也必须在先制层面处理。
为维护国家统一和确保政治安定，中国历代王朝一直注重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财、监、人事等各种权力的相互制衡；作为常规，作为制度，而并非例外或偶然。基本体制是，一直强调军政分权，且通常文官高于武官。
对常备军的最大需求并不来自历代王朝对农耕区的统治，而更多来自，为从军事上有效应对先后且不断兴起并驰骋在北方草原的一些伟大游牧民族。辽阔的农耕区就一定要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必须有及时可靠的信息和通讯，更必须有一支统一指挥、反应迅速、协调行动、能打胜仗的军队。
从先秦时期就开始修建的长城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
战国时，“赵武灵王……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大约在公元前306年一前300年间)；“秦昭王时，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时间大约在公元前 272年）；“燕也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约公元前254 年）。
秦统一六国后，把各国间相互防卫的那些城墙拆掉，留下了，拓展并勾连了各国防范北方游牧民族的城墙，因此有了长城。那么长城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历来众所纷纭，甚至有贬其为毫无一用者。
但事实上，长城确实从根本上削弱了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本来具有的战略战术上的机动优势。在秦代，作为长城配套设施之一的是从咸阳向北直达九原郡（今包头附近） 全长700多公里、宽 20米以上的秦直道。秦军可以实现人马销重的快速机动，既可迅速增援受攻击的长城守军，也可以以部分援军从其他关口出关，直接穿插到敌军后方，实行战略合围。
史书记载，“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何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又言“是后匈奴远通，而漠南无 （匈奴的）王庭”。
从汉武帝时期公元前 133 年马邑设伏或公元前119年漠北大捷开始，沙漠之南就基本没有匈奴的势力了。到公元前53年，汉宣帝时期，勾奴单于投诚，亲自到长安朝见汉官帝，之后北方再没有什么有威胁的战事。公元 89年东汉窦宪奉旨远征匈奴，其实是帮南匈奴去打北匈奴，北匈奴失败后向西远徙，东汉的匈奴威胁最后解除。
到南北朝时期，为防范柔然南下侵人，人主中原的鲜卑族北魏王朝先后三次修建长城，其修筑的长城防线与秦汉长城防线也很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