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入蜀后,自葭萌还攻刘璋。而刘封曾与诸葛亮、张飞等溯流西上,所在战克。至于诸葛亮建议刘备将刘封从上庸调往绵竹,并不见于史志。益州既定后,以刘封为副军中郎将。
跟随刘备参与了汉中之战,后奉命夺取上庸,而迁刘封为副军将军。
而最令世人所熟知的,即刘封对关羽见死不救。然至于缘由,却须从孟达的反叛,以及其与刘封间的纠葛谈起……
参《三国志·法正传》载,‘建安初,天下饥荒,正与同郡孟达俱入蜀依刘璋……’即孟达本是扶风郿县人士,且与法正同乡,天下纷乱后二人共同依附刘璋。
又《三国志·刘封传》载,‘初,刘璋遣扶风孟达副法正,各将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达并领其众,留屯江陵。’曾与法正共同投效刘备,然刘备只令孟达并领其众,留屯江陵。后刘备平定益州,以孟达为宜都太守。
刘备既定江南,尝以张飞为宜都太守;后孙权夺取荆州,亦尝命陆逊领宜都太守。
宜都地处荆、益二州之要冲,为兵家重镇。但刘备占据益州后,荆、益二州接连一体,如此宜都则由要冲重镇,降为平常周转之地。
但宜都之地,对于政治立场而言,却颇为玄妙。故刘备将孟达置于此处,亦是一种政治平衡,是一种信任、同样是一种考验。
孟达此人既有文治,亦附武功。然一生气运却是不佳……
参《刘封传》中云,刘备夺取汉中后,令孟达兵进房陵、上庸。然待孟达占据房陵后,刘备却又遣刘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与达会上庸」。此举显然是在摘取孟达胜利之果实。
果然,申耽、申仪兄弟闻之举族投降,依旧任上庸太守、西城太守。
刘封「视察」一圈,亦升迁为副军将军。唯孟达在奋力夺取房陵郡后,史志中却未有任何其升迁之相关载录。《魏略》载,孟达背蜀投魏,在上呈刘备之辞表中尝言‘臣委质已来,愆戾山积,臣犹自知,况於君乎!’
孟达言述自己罪孽深重,所指何事?刘备又因何半途派遣刘封顶替孟达?
依据史志载录之规律,《三国志》前后文间,亦多暗藏因果逻辑。
《刘封传》有云,‘建安二十四年,命达从秭归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为达兵所害。达将进攻上庸,先主阴恐达难独任,乃遣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与达会上庸……’
以此推及前因,「蒯祺为达兵所害」或许即是刘备改变态度之缘由。
参《襄阳耆旧记》中载,‘蒯钦从祖祺妇,即诸葛孔明之大姊也。’
换言之,这位蒯祺实则是诸葛亮的姐夫。故刘备不得不表明态度,以按诸葛亮之心。然既然如此,刘备在夺取汉中后,遣刘封自汉中直取西城、上庸即可,蒯祺未必不会举家投降。
但刘备却意外地派遣驻守宜都之孟达,北上夺取房陵,却是有些南辕北辙……
刘备入蜀后,前文亦有过分析,内部存在三大集团:荆州集团、东州集团、以及土著集团。
荆州集团即原刘备麾下荆州士族,以诸葛亮为首;东州集团则是当年跟随刘焉入蜀的南阳、三辅士族,以法正为首;益州土著集团则由黄权等,益州本地的地主构成。
汉中之战,唯法正跟随在刘备身侧,故孟达北上理应是法正的建议。
而刘封随之,则应是刘备并不安心将前线重镇,完全交予东州集团。
又《刘封传》载,‘自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会羽覆败,先主恨之……’再逢关羽荆州兵败,孟达见死不救以致关羽覆亡,更让孟达坐立不安……
直至建安二十五年(220)法正去世,孟达失去法正之「拂照」,令其心中忐忑达至顶峰,再难以为继。
参《刘封传》中载,‘达既惧罪,又忿恚封,遂表辞先主,率所领降魏。’即除却蒯祺、关羽之死,刘封的「欺辱」,亦成为孟达反叛的最后一棵稻草。
刘封作为刘备养子,官职亦高于孟达,故对孟达多有压制、收服之意。
但孟达曾在辞表中道,‘昔申生至孝见疑於亲,子胥至忠见诛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乐毅破齐而遭谗佞,臣每读其书,未尝不慷慨流涕,而亲当其事,益以伤绝。’
可见,孟达此人不仅是一员儒将,更是有些自视甚高。
刘封虽有武力,却毫无政治智慧,孟达又岂会归附刘封,故而两人矛盾由此而生……
刘封甚至有过「寻夺孟达鼓吹」之举。「鼓吹」属礼乐系统,被用于卤簿、宴享、给赐边将等。换言之,「鼓吹」是边将衬托身份、彰显地位的标志。
而刘封抢夺的目的显而易见,但却是十足的莽夫行为。
如此一来,亦不难解释,刘封为什么会对关羽见死不救……
所谓「山郡初附,未可动摇」确实有这方面原因,但却不是主因。参《资治通鉴》载,‘蜀将军孟达屯上庸,与副军中郎将刘封不协;封侵陵之,达率部曲四千余家来降。’
即孟达麾下有四千私人部曲。
但经过蒯祺之事,孟达远有诸葛之忧,近有刘封之患,并不愿失去私人部曲的人身保障,故而拒绝出兵。而与之针锋相对的刘封,因无力逼迫孟达出兵,故亦选择按兵不动,唯恐失去上庸的主导地位。
而刘封的「不识」大局,亦让其最终不得善终……
《刘封传》中载,‘申仪叛封,封破走还成都。封既至,先主责封之侵陵达,又不救羽。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於是赐封死,使自裁。’
曹操亦有三位养子,曹真、秦朗、何晏,刘备为何最终不容刘封……
孟达曾提点刘封道:‘乱祸之兴作,未曾不由废立之间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见,恐左右必有以间於汉中王矣。’即刘封并非单纯的养子身份,其中关系到「废立」之事。
而所谓「终难制御」,亦说明刘封的身份在刘备集团具有一些影响。
参《刘封传》所载,‘刘封者,本罗侯寇氏之子,长沙刘氏之甥也。先主至荆州,以未有继嗣,养封为子。’
东汉寇氏最有名者,即云台二十八将之寇恂。又《后汉书·寇恂传》载,‘恂女孙为大将军邓骘夫人,由是寇氏得志于永初间。’至延熹二年(159),汉桓帝立邓猛女为皇后。
邓氏复起,同时寇氏亦与有荣焉「尚帝妹益阳长公主」。
而益阳隶属长沙,与罗县毗邻。由此推之,「罗侯寇氏」或许即是「益阳长公主」一脉。而刘封不仅是功臣之后,亦是「益阳长公主」之孙。而刘封母族「长沙刘氏」,应是西汉长沙定王刘发的后裔。
与刘备同宗,故而方被刘备选作继承者。
综上所述,刘封之背景不可谓不深厚,以致受人忌惮。而刘封之一生,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最终亦未能逃过这「废立之间」之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