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离年更近了。
办公室已经空了三分之二。
小林的工位上只剩一个孤零零的马克杯，杯底还留着没洗的咖啡渍，像某种仓促撤退的遗迹。他说下午要赶高铁回哈尔滨，中午就把电脑关了，盯着墙上的钟看了二十分钟。每过一秒，秒针都像在泥沼里挣扎。
我也在看钟。准确地说，整层楼还在的人，都在假装不看钟。有人在翻文件，纸页响了三次，始终停在同一页；有人对着屏幕发呆，光标一闪一闪，一个字没打。空调嗡嗡地送着暖风，窗外的天是灰白色的，梧桐叶早落尽了，光秃秃的枝桠伸向天空，像在讨要什么。
其实早就没事做了。昨天发了最后一封工作邮件，今天早上又检查了一遍，怕漏了什么。明明知道不会有人回复——所有人都在等过年——还是忍不住刷新。大概是不习惯，手停在鼠标上，不知道放哪里。
午饭时食堂人很少，打菜的阿姨多给了两块排骨。她说，多吃点，明天就不开火了。我愣了一下，才想起明天是除夕。端着盘子找座位，整排长桌只坐了零星几个人，大家隔得很远，各自低头吃，谁也没说话。
下午三点，对面楼的玻璃幕墙突然亮了一下，太阳从云缝里漏出来。那道光斜斜地打进来，落在地板上，像一小片被遗忘的夏天。我盯着那片光看了很久，直到它慢慢移走，爬上门框，然后消失。
手机震了一下。家族群有人在发年夜饭菜单，图片一张接一张：扣肉、红烧鱼、八宝饭，还有我妈包的饺子，褶子挤得歪歪扭扭。她说，今年包了硬币，你手气好，肯定能吃出来。我回了个表情，拇指悬在屏幕上方，想打点什么，又删了。
其实还有四十分钟下班。但这四十分钟好像比整个腊月都长。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等过年。腊月二十三开始数日子，每天撕一页日历，撕到除夕那页时，手指都带着颤。鞭炮在巷口零星响着，厨房里飘出炸丸子的油烟，电视播着春晚彩排的花絮。那时的时间是有形状的，像一个越吹越大的气球，你知道它会在某个瞬间“嘭”地炸开，炸出一地红纸屑和笑声。
现在呢。时间被磨得很平，像这块地板上移动的光斑，悄无声息地来，又悄无声息地走。不炸了。只是等。
五点半，我终于关掉电脑。电源键亮了一下，灭了。整层楼的灯也陆续暗下去，脚步声往电梯口聚拢，有人喊“新年快乐”，声音在走廊里荡出一点回响。
走到大门口，保安大叔正在贴春联。他踩在凳子上，歪着头看横批正不正，问我：“你看这‘福’字歪没歪？”我说，正的。他满意地拍了两下，跳下来，往兜里掏烟。
街上已经空了。平时堵成粥的路口，现在一眼望到头。红绿灯还在不厌其烦地变颜色，但车很少，人也很少，整座城市像被按了静音键。风灌进领口，我把围巾往上拽了拽。
路过水果摊，摊主正在收摊，把没卖完的砂糖橘往纸箱里倒。他看见我，说，最后一袋，便宜给你。我提着一袋橘子继续走，塑料袋在风里啪嗒啪嗒响，像个小小的节拍器。
地铁里人也不多。对面坐着一对年轻夫妇，女人怀里抱着熟睡的孩子，男人把行李箱拢在脚边。孩子脸上贴着褪色的贴纸，是个歪掉的奥特曼。我猜他们也是赶着回家吃年夜饭的。车窗黑漆漆的，倒映出我自己的脸，还有那袋橘子的轮廓。
出站时天彻底黑了。路灯已经亮起来，光晕被湿冷的空气晕开，一圈一圈的。有人在楼下放小烟花，是那种拿在手里的仙女棒，火花嗤嗤地溅，照亮小孩仰起的脸。
我站在单元门口，钥匙插进锁孔，忽然不想那么快拧开。就这样站了几秒。除夕前夜的风还是凉的，但好像不那么刺骨了。
明天就是除夕了。
我拧开门，屋里黑着灯。放下那袋橘子，打开客厅的灯。光从头顶落下来，暖黄色的，落在沙发扶手上、茶几边缘、地板缝里。跟办公室那片光不一样，这片光不会自己走掉。
我坐在沙发沿上，没有开电视，也没有看手机。就只是坐着，让这间屋子一点一点被我“回来”的声音填满。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事要等。就是等这一刻。
这一刻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