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林东的当日黄昏，我便独自去了辽上京遗址。
这可能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一个古建筑遗址了。除了隐约可见的一圈古城墙痕迹外，地面上基本没有什么遗存。到处是连天衰草，满耳是虫鸣蛙唱。芳草年年绿，王孙只不归；秋虫日复一日地唱着同样的歌。几个牧民正在打秋草，拉草车在草地中央轧出两道又深又长的辙痕，直通向远处炊烟升起的村庄。东侧城墙的斜坡上有几头毛驴正在专心吃草。城墙的另一边，几座现代化的大楼拔地而起，巍巍的塔吊被夕阳勾勒成小孩子笔下的简笔画。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和，安宁。似乎，这里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过。如果不是废墟高地上的那块石碑的提醒，没有人相信：这里，曾是一代帝都，这里，曾经繁华。
我在草地南缘的一个土丘上遇到了一位晚来纳凉的老人。他说他家就住在附近，他说他喜欢这个地方的清净，每天傍晚都要来这儿坐一会。他告诉我，他身下的这个土丘，便是当年上京南城的一段城墙。南城也叫汉城，是汉、渤海、回鹘等族和掠来的工匠们居住的区域；契丹人及其皇族、贵族则居于北城（皇城）。南北城之间有一道城墙相隔，即汉城的北墙就是皇城的南墙。这种南北分区的格局既反映了契丹人卑南尚北的民族习俗，也表现了他们对被统治民族的防范心理。可能正是缘于这种防范心理，才使得契丹人从来不肯将南方的农耕民族视为兄弟（尽管在“檀渊之盟”中有“约为兄弟”之说），200年间，不断地对他们采取军事行动。
城墙均为夯土版筑，据说周长达6400米。如今，虽几被荒草湮埋，但按着老人的指点，仍依稀可辨当年的形制和规模。可以想见，１０００多年前的上京城曾是一个殿宇林立、气势雄宏、面积广阔、街道繁华的煌煌城郭。它是大辽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太祖到太宗，再到世宗、穆宗、景宗、圣宗、兴宗，整个大辽的兴盛史都是在这里演绎的。那萋萋的荒草下面，或许就掩埋着耶律阿保机的弓弩、萧太后的璎珞、韩德让的蹀躨……
本来，上京城是可以继续其繁荣的。契丹人在“檀渊之盟”中占了大便宜。每年都要从大宋国获得十万两“岁币”和十五万匹绢帛。当时，契丹人口不过百万，这么多的贡奉，再加上祖宗的遗业，足可以使契丹人衣食无忧了，契丹国主如果能够审时度势，南结弱宋，东防强金，致力于休养生息，契丹人应该是有好日子过的。但是，这个胸口刺着狼头的民族也像狼一样残暴贪婪，一面吃着人家的贡奉，一面又对人家大加挞伐。在使对方边境民不聊生的同时，自己的国力也在这连绵不断的战争中损耗殆尽了。
对宋用兵，还产生了一个更为致命的后果，那就是促使宋倒向金。1120年，宋与金签订海上盟约，从而形成对辽的夹击态势。因连年征伐而使国力日益疲敝的契丹政权哪里经受得住两大军事集团的合力打击。很快便土崩瓦解了。据说，金太祖仅用二三个时辰便攻下了上京城。天祚帝不得不逃亡到西京大同。在这种形势下，大辽国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而这个继承了祖上好战基因的天祚皇帝仍看不出眉眼高低地要“收复失地”。结果，兵出武州，甫一接战，便遭败绩，自己也成了金人的俘虏，送了卿卿性命。有资料说，天祚帝死得很惨，被女真人万箭齐发，射成了一个大刺猬。穷兵者死于兵，这大概也算是一种果报吧？
大辽国亡了，作为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上京城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于元朝初年被废弃。“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那个来自白山黑水的农业、畜牧和渔猎民族，没有使巴林草原已有的繁荣得以维系，而是把契丹人所创造的灿烂文化彻底摧毁。天边的那轮夕阳，像是历史在这里划上的一个大大的句号；滔滔的西拉沐沦河，流淌着契丹民族说不尽的哀怨……
辽的覆亡和上京城的毁灭告诉我们，穷兵黩武者，是永远不会有好结果的。即使智慧如诸葛亮也难逃死后亡国的命运。珍惜和平，偃武修文，致力于发展经济，让百姓安居乐业，使国家富足强盛，这才是明君的治国之道。（2008.8.29）
注：
1.璎珞，是契丹人的一种颈饰。用银丝串琥珀珠、琥珀圆雕、玛瑙、金丝球而成。
2.蹀躨，是契丹人的腰带。这种腰带上系佩刀子、解锥一类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跟游牧者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