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审时度势，放弃部分权利，换得一个安稳与安全，继续当他的两江总督。
太平天国已经平定，曾国藩要面对的是民生、吏治、乃至国际关系变化下的变革等等。
作为两江总督，曾国藩管理安徽，江西，江苏三省的军民政务。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这三省遭受的破坏是最为严重的。既要整顿官场吏治，又要恢复经济生产安抚民生，曾国藩身上的担子是很重的。
从京官干到地方官，混迹官场多年的曾国藩对官场的陋习以及一些潜规则都十分了解。
他以身作则，一改铺张浪费奢侈的生活作风。他深知，数年之积弊要一朝改之，这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近人情的。各种权衡过后，他定了条不成文的规矩，面对下属送来的礼物，只选取无足轻重的少许，象征性地收了，算是两全其美。
只收小礼只能是自己不贪，并不能阻止其他人的贪污腐败，所以曾国藩又从制度上，裁撤了一堆官场陋规，压缩减少官员的灰色收入。曾国藩还大胆提拔新晋官员，裁汰冗官，官场风气焕然一新。从客观上来讲，他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清官，他同样也有灰色收入，但大多用于官场的打点而非中饱私囊。
他很清楚自己当下要的是什么，要做的事是什么。因为他所处的时代，用李鸿章的话来说，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时代，博一个名留青史的好官，于当下的时局和人民并无多大益处，根据当前的实际形势实干才是他眼下最重要的事。
此时的西洋列国，并不希望大清帝国覆灭，他们希望大清帝国打开国门，与他们建立商贸关系。但是自以为是的清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坚持闭关锁国，根本不理洋人。
对外战争的失败，让曾国藩和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走出去了解世界。他们一改往日对洋人的刻板印象，主动了解学习西洋的文化和技术，并将这些科技文化用在军队装备和设备改造上。筹办湘军之初，曾国藩在武器装备上大量采购西洋枪炮，就是一个佐证。
除了推行“师夷长技以制夷”外，曾国藩对晚辈后生的提携与培养也是十分看重的。
清末，朝廷腐败无能，人才凋零，国家很多时候无人可用。曾国藩深知，以一己之力是根本无法力挽逛澜的。所以他注重培养可造之材，而且是从幕僚中选拔人才。
他的幕僚多达数百人，他在采纳他们的建议时，也在观察这些人，从中选拔出可以独当一面的人才，加以培养，委以重任。他与幕僚之间实际上也是师生关系。
他的学生中，最出名的，莫过于世人皆知的李鸿章了。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栽培可谓是全方位的。他发现李鸿章才思敏捷，精力充沛，看问题准确独到，但缺少历练。于是无论是处理军务还是政务，他都带着李鸿章。
他看出李鸿章恃才自傲，且功利心重，不够沉稳。曾国藩对其悉心教导，又身体力行地去影响，渐渐地，李鸿章成了湘军集团中可以独当一面的人物。
当曾国藩急流勇退，自请裁撤湘军的时候，实际上也留了一手，就是协助李鸿章培育他的淮军。淮军的班底和套路，都是由湘军那一套经验总结而来。他为自己留了一手的同时也为朝廷预留可用之兵。
果然，太平军的残余势力在北方形成捻军，又卷土重来，这个时候，淮军派上了大用场。李鸿章也借势脱颖而出，明里暗里，已渐渐成为曾国藩的接班人。
清廷依赖淮军剿灭捻军后，怕李鸿章权势太大威胁到朝廷，又故技重施，想要制约李鸿章，于是曾国藩升任直隶总督。
曾国藩到任之后发现直隶省的风气特别坏，可以说是全国之最了。他倾尽全力，又开始整顿吏治，裁汰冗官。
就在曾国藩准备大刀阔斧大干一场时，著名的“天津教案”发生了，阻断了他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