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第一次对许多人熟知的“知行合一”的论述就是在此段，有必要对其论述方式进行一些思考。
王阳明认为，知与行没有先后之分，需要一起进行。更进一步的是，这两个本就是一个东西，起不同的名字只是观察角度不同而已。
其弟子徐爱提问：有人知道应当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大多数人都知道道德要求，为什么不能做到呢？知与行明明是分离的啊。
王阳明针对这样的观点，有几种论述。
1 通过类比来介绍两种“知”。《大学》中说明知行的关系是“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人们闻到臭味，并非是先从信息上知道了臭味，然后再故意产生厌恶的情绪的。知道臭味的信息属于“知”，而产生厌恶的情绪属于“行”。可见真正了解的知识是能够催生“行”的，而假装了解的知识才不能催生“行”，这就是两种知识。知道道德规范但不遵循的人，并不是真正的“知”。
这个论证有助于让人们意识到在许多事件中是存在不同层次的认知的，肤浅的认知并非真知，人们需要追求能引导自己行动的真知。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也认为知识水平的提高会导致道德水平的提高，两种理论也有相似之处。
但这论证也有其局限性，便是举的例子太简单。简单的例子，便于所有人理解，也在情感上能让人觉得有道理。不过这种情感上的共鸣往往会被复杂的实际情况消磨。就像做一个简单的任务建立起来的信心完全，有可能在面对极度复杂的任务的之时被轻易击溃。闻到臭味心生厌恶，中间除了“鼻塞”等疾病的阻挠，基本没有任何困难，这几乎是人的本能。而知道道德规则继而行道德之事，会被现实中许多因素阻碍：自身的私心，利益的衡量，时间的规划等等。而如果再将科学与生活中的知识考虑进去，那便更加困难。
2 王阳明进而论证古人为什么要提出知与行这两个概念，从动机上对此事进行分析。徐爱认为：古人分列这两个概念，是要人清楚明白，一边做知的功夫，一边做行的功夫。王阳明认为这属于误解。“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说知行合一，是为了避免有些人不顾对错地“冥行妄作”，而又有些人“空去思索，不肯躬行”，针对这两种人，才提出知与行两个概念来纠正他们。这就如前文提到的治病一样，是根据他们犯错而开的药方，而不能脱离病痛空谈药方。如果结合这两种错误理解知行合一，那一句话便能讲明白。而如果不知这道理，说知与行是一个、两个都没有意义。而现在的病，主要是“假知而不行”。
讨论动机的论证方式，在此非常值得注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认识人、事、机构、组织等，都常常会思考其行动目的，很多时候十分有帮助。而面对一些理论和知识，就不太在意动机了。仿佛理论和知识不应该有动机，对的就是对的，无论什么动机都是对的。无论牛顿在提出力学三定律时是基于对神的肯定还是否定，都不影响其正确性，继而也无需考虑动机。
然而，这里的“动机”不单单是指导致“提出理论”这个事件发生的条件，而是指这个理论的“目的”，也就是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些理论有着明显区域性，专注于解答某类问题，而不是其他。但许多理论家并不满足这种“区域性”，希望将其应用范围扩大。只不过这种扩大有时能成功，有时却不能。即便是我们认为是科学界标杆的力学定律，在电磁学或是微观世界也都不成立。而在此处，针对特定问题提出的“治疗性”的“知与行”理论，就不应当看作指导人们将两者分而为之。
但此论述也有不合适的部分。王阳明还是在分而谈论知与行，说一句“知”，再说一句“行”，用一些关系串联两者，却只能分开讨论。但是，如果是引人将其视作统一的，那最好是有统一的描述，而非分开讨论。如果需要的是一个东西，那最好就谈论一个东西，而不是说两个概念，再弥合它们。就像若想骑两匹马又不被扯裂，那最好有什么装置把它们固定住，拿缰绳的时候可以视为一体。
一些庸俗地讨论“中庸”的道理，容易犯类似的错误，说说这边，再说说那边。然后说要“平衡”，却不给出实现“平衡”的力量。那现实中就只能导致“为中而中”的和稀泥行为。《周易》尚阳，《道德经》尚阴，真正具有建设性的理论，最好是避免和稀泥。这种“避免”，一方面在于作者想得明白，但更关键的是，不要误导读者。我们从王阳明更多的论述中和其亲身经历来看，知道他自己是想得明白的，但若用“不偏不倚”的语言而非具有引导性的语言表述出来，就容易让读者失去重心。
王阳明虽批判朱熹“知先行后”的理论，但《朱子语类》中说“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这也似是不偏不倚的言论。但进一步思考“先后”和“轻重”并不同。这里的“先后”可以看作时间上的先后。这也体现了知与行现实生活中的关系，我们大多时候，在时间上确实要先“知”，先学习，在有一定准备的情况下再“行”，再做事。这种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让“知”显得重要。但是，在形而上的理论之中，“时间”并不是需要考虑的内容。“行为重”才体现了重要的究竟是哪一方，是“行”。
从“先后”和“轻重”的关系就可以看出，看似不偏不倚的论证，其实在说“行”更加重要。“知”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行”，但“行”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知”。学习道德是为了与人为善，修身齐家，而不是为了知识的增加。而知识的增加，也只不过是为了更好地“行”。
除此之外，结合王阳明所说的世人弊病多在于“不行”，针对此症，也应得到“知与行”中的侧重点应该为“行”。
3 总结此段论证，有区分真知与假知，有由简至繁的类比，有理论目的的问题，有“不偏不倚”和“有主有辅”的语言结构。其中各有优劣，值得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