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是没有言论自由的。关于政治方面的话绝对不敢随随便便乱讲，有可能一句话不对，就把你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家人说话都防隔墙有耳。
有造反派在台上批判资产阶级走资派，因一句话说错，或喊错一句口号，瞬间就被揪出来，成了被批对象，众矢之的。
两派组织越搞越大，最后是十三县联防，两派之间由一开始的辩论贴大字报，升级到后来的动武，拳脚相加，钢筋棍互打，打砸抢在社会上已司空见惯。
在一个家庭中如有加入了不同派系组织的家人，因观点不同认识不同，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反目成仇，家里打打闹闹是常事。吃饭各做各的，我吃完把火灭了，你想吃自己再生火做饭。夫妻之间因观点不同闹离婚的也不在少数。但如果是一个组织的人不管过去有多大的过节或者是根本不认识的陌路人，只要观点一致，不管走到哪都会有本帮派的人像亲人一样围着护着，好吃好喝供着。那种帮派体系的威力真是不可小觑哦！世界乱套了，人也都疯了！
实际文革中刚出现有武斗现象时，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发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伟大指示，但文革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砖空子利用。煽阴风点鬼火，煽动不明真相的人挑起武斗，专搞群众斗群众，扩大制造党群矛盾，企图搞乱人民内部阵营，达到他们亡党亡国不可告人目的。所以武斗局势越来越扩大化，局面很难控制。武斗在一天天升级两派组织从用钢筋棍械斗，换成了真枪实弹真打。造反派一个个背上了三尺真枪武装起来。党委办公大楼也成了造反派的武斗据点。楼前楼后用沙袋堆垒成一道道防御工事。周围用铁丝网圈了起来。楼顶有了望哨，楼下不时有几个背枪的武斗队员走来走去，看的怪恐怖瘆人的。
那是深秋的一个夜晚，近午夜时分，我们正睡得香甜，咚！的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把全家人从梦中惊醒！窗户上玻璃沙啦啦响个不停。我的心吓的也朴通朴通跳个不止，浑身擞擞发抖。一家人紧紧地围在一起，大气不敢出，不知外边发生了什么事？大约一个时辰左右，听到远处有好多杂乱的脚步声和说话声，但我们都不敢出去，全家人就这样心惊肉跳的坐了一晚上，好不容易捱到天亮开门出去，听到好多人在议论，“郝某某昨晚踩了地雷，把一条腿炸断了。”这时人们才知道就在我家前边不到百米的地方埋了好多地雷。人们一个个谈雷色变，顿时吓出一身冷汗。大楼与我家只有百米的距离，我们家正对大楼，如果大楼武斗开火，我家就是遭殃的祸地，最佳的射击目标。想想多可怕呀！从那天开始，所有面对武斗据点的几栋宿舍楼家家户户开始寻找水泥预制板把窗户严严实实挡起来，再用铁丝牢牢扎固，或用砖和水泥把窗户砌鏠起来。这样一来，家里密不透风，就像一个地窖一样黒咕隆咚，白天在家都要点灯。晚上睡觉怕楼上交火，子弹穿透墙壁，有的人家还把被子钉挂在密封的窗户上，防子弹穿入。 武斗是越来越厉害！经常听到从外地带回的消息，那那那两派交火，某某被打死了。人们开始人人自卫，家家防守，战战兢兢过日子。但父母每天还提心吊胆继续上班。妈妈隔四五天值一个夜班，她只要上夜班，我就陪伴她去上。这样一直坚持到九月底十月份，全矿整个都停了产。
大楼后这几栋住宅楼的居民开始陆陆续续寻找安全的栖息地。单身职工都躲回了老家。有老有小托儿带女的人家则选择了离矿一里之遥的沟峪滩村居住。因为村子里有四六五五部队一个采石膏矿的工兵连驻守。人们想有解放军在的地方相对安全。为此我们家也搬到了沟峪滩妈妈同事乔灵梅阿姨的娘家，她家的一孔窑洞腾出来租给我们家居住。这个院里连我们家共住了五户人家，大家相处的都很好，像一家人一样很亲切。
离驻军就是百米之遥。每天听着部队号兵吹起床号，吹熄灯号作息，心里踏实了很多。
这个期间，武斗风声更加紧迫，小道消息满天飞。矿上居住在大桥周围的职工家属，每天下午三点到四点左右都站在大桥上接火车。因这个点有趟由北往南的列车通过。人们习惯地站在大桥两边看谁从外地回来，带回什么消息。这个接车习惯从文革开始，一直延续了四十多年，直到采矿结束人员分流。回来的人带回各种消息，好的坏的都有。对不同派别的人来说，对方的坏消息就是自己本宗派的好消息，对方的好消息就是自己派别的坏消息。
哥哥那时十六岁，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龄。爸妈怕他出去惹祸，跟上人去武斗，商量决定由父亲把他送回老家孝义梧桐和奶奶生活一段时间。
他们走后，家里就剩我们一群娘子军，我，妈妈，外婆和两个妹妹。住在村子里生活各方面都不方便。吃水要去近一里之遥的坡底去担。我每天下坡底担一两回水。油，盐，酱，醋，菜和好多生活必须品还得回矿上买或家里拿。当时我就是家里的顶樑柱，家里的这一切零碎活全由我去采买办理。同时也带回矿上的一些新闻和消息。
营盘楼后六栋楼的居民大部分都搬离这个武斗据点，只有零星的几户人家居住。过去繁华热闹的大街现在也没几个人走动，贸易公司，商店，生意萧条，门庭冷落，整个矿区显得冷冷清清。
每次回矿办事我总要去同学单秀芬家坐会，玩会。她家在靠山根的一排平房居住。她姐弟六人，她排行老二，姐姐秀芸大她两岁，妹妹秀芳与我同岁，下边三个弟弟一个比一个小三岁，大弟和平八岁，二宝五岁，三宝才两岁，家里人口多都挤在两间不足三十平米的小房子里，外面自己盖了间小厨房。那时照看弟弟妹妹就是上边当姐姐的责任。我去找秀芬玩，每次她都把小弟三宝背上一起随我们玩。二宝也想和我们一起，不带他就哭，或拿石子追着打我们，秀芬只好用几块糖或几分钱哄他，这样我们才可以脱身，三宝小时候圆嘟嘟红朴朴的脸很招人喜欢。我们带着他爬山摘过酸枣，去农民地里偷掰过玉米，也下河踩过石子。那段时间虽然社会局势很乱，但我们却不知害怕，只要能在一起玩就很开心。她的妹妹秀芳和邻居家的大女儿李桂兰也常和我们一起玩，桂兰的弟弟贵山二十年后成了我的妹夫。这是后话。
我和秀芬的友谊也就是在文革这段时间比肩玩乐，两小无猜，建起来的。矿上的新闻我都是从她那里得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