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观点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大致归纳为：帝国主义阶段，新老势力的交替带来了巨大的矛盾，最终在瓜分世界的冲突和军备竞赛的刺激下，欧洲不可避免地爆发全面战争。即战争是必然的。但家尼尔·弗格森在《战争的悲悯》一书中阐述了不同的看法。他从偶然性的角度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认为这场战争实际上不是一定发生，结果却对世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引起了人们对西方文明的反思。这对后世的启发是，一战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痛苦，但这种痛苦是完全有可能避免的。

弗格森通过对来自一战双方的大量史料的提取分析，揭示出这场战争的荒谬性，以英国和德国为代表的交战双方轻率地发动了这场惨烈的全面战争，并千方百计在开战后编造了“战争不可避免”的说法以逃避政治和历史责任。在历史学家堆砌的所有战争必然发生的理由中，最让人误入歧途的就是经济实力的对比。一般认为，德国经济的崛起威胁了大英帝国的霸主地位，导致英国世界贸易份额减少，引发英国对德国的仇视。

弗格森则认为，虽然二十世纪初德国在工业产值上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一，大量廉价商品冲击英国的国际市场，但工业只是一个方面。英国和法国拥有巨额的海外投资和金融资产，尤其英国有超过中国面积的殖民地，统治着4亿多人口，其整体经济实力远远超过德国，甚至法国也不在德国之下。经济发展免不了引起英德在市场上的摩擦，但还不至于让两国打算用全面战争的形式来解决。弗格森进一步分析了战前15年各大国的国民生产净值，有趣的是，俄国而不是德国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也就是说，德国经济膨胀并不是俄法结盟的真正原因。事实上，德国、奥匈帝国、法国、英国在战前都面临巨大的公共财政危机，根本没有钱去打一场大战，除非是借债。

1914年，德国冒险在欧洲发动战争并非出于傲慢，他们并未想过要称霸世界，相反，德国领导人的行为正是出于对自身弱势的担忧，这种动机最初建立在他们无力赢得海上以及陆上军备竞赛的基础之上，战争前夕，英国和德国的战舰吨位之比为2.1:1，战争中，俄国，法国，塞尔维亚，和比利时的人力和德国，奥匈帝国，相比为2.5：1。明显，这种差距并非源于经济资源的差距，而是政治，特别是财政上的局限性，权力相对分散的联邦体制和民主国家议会相结合的政体使得德国政府几乎不可能与实行中央集权的邻国相抗衡。此外，在经历了国债增长长达150%的15年之后，德国只得花费国内总产值的3.5%用于国防事业，相比之下，法国为3.9%，俄国为4.6%，自相矛盾的是，如果德国实际上已经成为像法国俄国那样的军国主义国家，那么它没有理由感到不安，进而在它或多或少能够经受考验的时候，将赌注押在先发制人的攻击上。

所以，著名军事史家李德哈特说：“新欧洲的重组，并非是势力之间旧有的平衡与消长。”至少，经济因素并不是导致战争的关键。其次是殖民地问题。二十世纪初，殖民地已被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瓜分殆尽。德国作为后来者，确实在殖民地问题上焦躁不安。但当时没有一个帝国是心平气和的。弗格森梳理了普法战争以来的帝国之间的结盟关系，帝国之间因为历史宿怨和殖民地而分分合合简直就是家常便饭。英、法因为埃及问题闹得不可开交，倒是和德国有争斗有合作。第三是军备竞赛。在弗格森之前，已有很多学者指出，军备竞赛并没有恶化英德之间的关系，两国之间的联盟谈判持续到了1914年，德国无意想从军事上压倒英国，反倒是一直幻想着英国能够中立。弗格森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看法，开战前各国的军费开支确实在大幅度增长，尤其是英德两国的造舰潮。但从军费支出占国民经济的比例来看，战前一直是处于下降趋势，国防开支在政府总支出中也是萎缩的。当时英国、德国等国的政要乃至军界人士都清楚战争的惨烈性，各国的战争动员都很不足，举例来说，法国的兵员虽多但质量实在糟糕，德国军力更显精良但士兵总数更少且新兵普遍未经过严格训练，至于英国，战备物资的储备非常短缺。因此，不是竞赛刺激了战争。而军备竞赛也不必然导致战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最后是德意志的军国主义传统。许多历史学者把德国上层描述成一群战争疯子。当然少数高级军官可能有好战的情绪，但一个国家喜欢与世界所有强国为敌就说不过去了。军国主义未必等于好战主义，利用政治手段攫取利益是最好的方法，德国同样理解这一点。

弗格森认为，军国主义将国家推向战争的前提是外交全面失控。军国主义是很难单独发挥作用的。那么，一战到底为什么爆发呢？弗格森认为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舆论。一战开战前，在英法德等后来的主要参战国，都出现了颇受所在国公众欢迎的预测战争爆发的文学作品。这些战争小说低劣而幼稚，因为热衷谈论战争的人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并不深。战前，双方都存在政府操纵的宣传战，在本国媒体上塑造潜在敌对国的妖魔化形象。但主流媒体相对狂热的公众，保持着冷静态度。德国等国家的工人团体同时也是反战团体；罗斯柴尔德家族等跨国金融势力并不乐意看到上演全面战争。但社会舆论愈演愈烈，加剧了欧洲各国的宿命论，最终制造了战争的气氛，反过来影响了现实政治决策。

其次是欧洲传统的政治结构。基于历史和地缘政治原因，欧洲国家相互结盟已成为政治常态，这使很多局部外交事件会迅速扩大为整个欧洲的危机，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反应很大程度上会造成失控。后来有学者就抱怨英国不过是为了对比利时一张废纸般的承诺卷入了战争，这就是欧洲传统政治缺陷的真实反映。

最后，个人的行为也至关重要，鲁莽的政治家激化了原本不足以全面恶化的英德等国之间的矛盾，尤以战前十多年内英国历任首相和外交大臣为最，这些人凭着主观好恶驱动英国与法俄靠近，在许多具体事件上推行了刺激德国乃至本国民粹的政策；而在俾斯麦退出政坛后，德国也再没有出现真正具备战略眼光的伟大政治家，这都是联盟对抗形成的重要原因。正是因为一战的发起颇显轻率和匆忙，参战各国在战时都努力发掘本国工商业、民用公共事业等各方面的潜力，尽可能地将物资和人力纳入军用，不惜一切代价刺激军工生产。这场鲁莽的战事，也让德国和英国等国在战争的战略、战术上都陷入了一连串混乱，协约国的最终取胜不是因为“打赢了”战争，而是对手先行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