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初中生涯是在一个叫做虎威乡中学度过的，3年艰苦的初中校园生活，时常出现在梦里，既辛酸又难忘……

吃饭

上中学那年我不到14岁，住读，一周回家一次，周六中午回家吃午饭，周日下午到校上晚自习，从家到学校步行约两个小时。每次从家里挎约3kg大米，那时家里大米少，有时应季捎点红薯，土豆之类，有时就混合一点玉米碎粒，还有一罐头瓶咸菜，就是一周的口粮。每当从米坛往挎包舀米的时候，看到坛里米不多，就不忍心多装一点，父母有时忘了打米，还得去邻居家借。

学校条件非常差，不能自己开伙食，咸菜就是下饭菜。食堂的菜，5分钱一份，没舍得。一周蒸饭16顿共3毛2分，每周父亲给1块钱零用，总会剩，再给就会说还有。没有油怎么办，母亲把食盐用猪油酥了装在瓶子里，吃米饭时就挑点油酥的盐。

中学和小学几百人在一个食堂蒸饭，用盅，饭盒，搪瓷碗，小饭盆。自己淘好米，把蒸饭票（2分钱一次）贴到边沿。蒸锅是用砖头砌成长宽高约2米的立方体，燃料是煤炭，用鼓风机吹。临近中午，饭蒸好以后，食堂大妈用筲箕端出来往一个水泥台子一倒，有的因为水掺多了变成稀饭，这一下，饭就打倒了。有的搪瓷盅饭里蒸的红薯或土豆被人给抠了，留下一个坑。更可气的是，有的人根本没蒸饭，把别人的饭盒（盅）偷走了，不但饿肚子，下一餐还不知道用什么蒸饭，条件非常艰苦。据说偷饭的并不是要吃饭，是为偷新的搪瓷盅，搞的都不敢用新的饭盒蒸饭。这样搞的下课铃一响，那简直是百米冲刺，直奔食堂，生怕饭盒被人偷走。

有时淘米洗碗也成问题。遇上食堂没水，就要到处找水，端个搪瓷碗到附近的农田，水井洗碗，淘米，再一路颠簸端到食堂，有时水都撒到快没了。

住宿

住宿条件也是极其艰苦。初一和初三在离学校较近的榨菜厂棚里住（初一新生刚来，比较小，不熟悉，初三毕业生便于学习），四周用篾席围起来，地上条石上面放的木头搭成通铺，木头上面自己用竹片变成的折子，上面铺棕垫或者稻草，席子。（稻草，竹席，被子都是自己从家里带来，大老远还背一个木箱锁自己的物品，饭票之类）。有时几个同学在上面打闹，一溜跑过去，有时都能把床踩坏。由于潮湿，有的同学身上长了“干疮”，奇痒难耐。敖同学（现在已是教育科研所主任）甚至打趣把这个当成算术题让我们算:干疮夹脓疱，3年好一个，一年长3个，多少年能好完。连个上下铁床都没有。用水也非常成问题，夏天还好办点，找点冷水就洗脸洗脚。冬天没有热水，一周脚都没办法洗。现在想想这都啥学校，还是什么区重点班，简直比监狱条件都差。

初二的住哪里呢？呵呵，学校租了离校稍远的一家三口的堂屋（土墙房），也是用石头上面铺的木头，再铺上稻草或者棕垫。中间是通道，两边睡人。这种很适合卧谈会，那时正播西游记的年代，晚自习后跑出去看电视回来，熄灯了大家还讨论剧情。男主人那时大约30岁，叫郎海波，很谦和的一个人，有一个约3岁的女孩（这女孩现在应该都有30出头了）。我们都喊主人“老板”，在别人家里比睡菜厂条件好点，我们十多个男同学（有的有条件的就在别处住）轮流挑水，扫地，可以温点热水洗脚。有的同学搞恶作剧，晚自习下课以后就回去用热水把脚洗了，把装有洗脚水的脚盆故意放到门后，等其他同学进厨房一开门，一脚踩翻了脚盆。或者淘米使劲用水，把“老板”的一口大锅都装满了水。那时我们才13、14岁，个子小，轮流去旁边井里担水，力气小，担的摇摇晃晃。学校到住宿处有一段坡，遇下雨天，路很泥泞，有时晚自习后，下雨天又遇上熄灯了，那完全才叫行路难。

初三我们又回到了榨菜厂住，榨菜坛比较多，门口旁边一个空坛子，很快就被大家给嘘嘘满了。厕所较远，都图省事。“大的”基本一周才解决一次，吃的太少，太精细。也许是没吃饱吧，正长身体的年代，食堂的馒头特别好吃，馒头需要用米兑馒头票，因为米不多，所以很少吃，现在回忆起来真是感觉辛酸啊。

学校没有一个完整的操场，分散的几块坝子，我们做早操在学校前面的一个小山包，冬天的早操特别冷，风很大。

一周就大约6斤米，又没菜，在学校固定吃那么点，周末回家后父母就叫多吃点。基本也是粥，有时赶时间，盛二三碗放到盛冷水的盆里凉着。由于吃的比较撑，挎几斤米，走上2小时山路，晚自习后，胃就不舒服了，胃胀的很，有时甚至呕吐。

学习

印象最深的肯定是班主任陈定华老师了，黝黑的皮肤，大背头，格子休闲西装，皮鞋。那个年代这身打扮还是挺时髦的。说话声音洪亮，抑扬顿挫，有点军人的魄力，加之他又是学校的教导主任，看上去很威严。这么多年，我还记得他讲主谓宾的例句:李双双的故事教育了我的媳妇。主谓宾为故事教育了媳妇。在他的教导下我的语文成绩相对较好。现在比那时有所提高，除了后天的积累，当初的基础也很重要，感恩老师传道授业解惑。

14岁基本就开始独立了。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度过了中学时光。离开学校已经28年了，现在应该条件改善了吧，没再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