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读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
这一章是《崇高》。
看到“崇高”二字，首先想到的是儒家的道德理想——这个儒家跟孔孟无关，乃是汉武帝跟董仲舒联手搞出来的冒牌货。
在儒家思想中，“崇高”与道德伦理紧密相连，如遵循 “仁”“义”“礼” 等准则，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以及安贫乐道等等。通过不断地教化，在大众的普遍认知里，崇高就是无私奉献、舍己为人，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
王小波讲了一个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故事：
河里发大水，冲走了一根国家的电线杆。有位知青下水去追，电线杆没捞上来，人却淹死了。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这件事在知青中间引起了一点小小的困惑：我们的一条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头？结果是困惑的人惨遭批判，不瞒你说，我本人就是困惑者之一，所以对这件事记忆犹新。照我看来，我们吃了很多年的饭才长到这么大，价值肯定比一根木头高；拿我们去换木头是不值得。但人家告诉我说：国家财产是大义之所在，见到它被水冲走，连想都不要想，就要下水去捞。不要说是木头，就是根稻草，也得跳下水。
作为那个年代的过来人，我完全相信王小波讲的故事是真的。
同样发生在七十年代，家乡金堂县也出了个烈士。姓名我就不说了。他是工程兵，在云南打隧道。隧道发生瓦斯爆炸之前，战友们纷纷撤出，他想到了隧道里面有一个语录牌，奋不顾身地返回去抢救，结果英勇牺牲了。小伙子成了英雄，他父亲——我认识——成了英雄父亲。
我比王小波觉悟高，听英雄父亲做报告时听得热血沸腾，心想，如果是我，我也会奋不顾身——还是撤离吧。然而坦率地说，我不如王小波，我没有考虑过生命与木牌孰轻孰重，只是贪生怕死而已。
可以肯定地说，大多数人都跟王小波一样，不会做无谓的牺牲。
那么，想要做到崇高，或者说想要显得崇高，唯一的办法就是说一套、做一套了。
比方说“君子远庖厨”。孟子说的。
孟子大抵认为，君子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远离庖厨这种充满血腥、容易让人产生残忍之心的场景，有助于保持内心的纯净和善良，避免被不良的环境影响，从而更好地修炼自身的品德。就像我们常说要远离不良诱惑，保持自身的清正廉洁，这都是为了维护内心的道德准则。
然而庖厨里做好的食物，包括鸡鸭鱼肉，只要没看见宰杀过程，随便吃。孟子本来没有错，但后世的儒生却从中学会了演戏。“哎呀，好可怜啊！”作万般不忍状。然后大快朵颐。满嘴油汪汪的，还在一个劲叹息。
嘴上说的是一套，身体做的又是另一套，二者并行不悖，堪称传统美德的活体标本。
孔夫子要是活到今天，八成会气成表情包。他老人家当年说"君子喻于义"，本意大约是劝人当个有底线的体面人。可惜后来门徒们把"义"字裱在客厅当装饰画，转身就忙着给"礼"字标价出售。这事儿就像在火锅店点鸳鸯锅，红汤里涮毛肚，清汤里烫青菜，各取所需，互不耽误。只是苦了那些当真把清汤当圣水喝的实诚人——比如那位为抢救国家的电线杆的知青、以及抢救语录牌的战士。
儒家——再次强调不是孔孟的儒家——最爱玩"三省吾身"的把戏，仿佛灵魂是块抹布，需要时刻拧干私心的水分。可他们似乎忘了，人性这玩意和酸菜一样，越腌味道越冲。明朝那些道学先生白天在朝堂上高呼"存天理灭人欲"，晚上回家玩小妾时却忙着“灭天理存人欲”。他们就像动物园的孔雀，正面看羽翼华美，转身就露出屎糊糊的屁股。
孟轲先生要是穿越到现代居委会，必定是调解家庭纠纷的一把好手。您听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多像小区门口"孝顺父母人人有责"的横幅。可等到要落实养老院床位时，这理论就露了马脚——毕竟没人会真把别人爹妈当自己的爹妈伺候。
儒家的道德理想是希望人人都是君子，个个都非常“崇高”，结果是标准太高，教化出了大量的伪君子，一个二个都是说一套、做一套。
最荒唐的是还有人替伪君子辩护，说伪君子毕竟心存善信念，知道好歹，比真小人好。
王小波在《崇高》的结尾时写道：
在七十年代，人们说，大公无私就是崇高之所在。为公前进一步死，强过了为私后退半步生。这是不讲道理的：我们都死了，谁来干活呢？在煽情的伦理流行之时，人所共知的虚伪无所不在；因为照那些高调去生活，不是累死就是饿死——高调加虚伪才能构成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从历史上我们知道，宋明理学是一种高调。理学越兴盛，人也越虚伪。从亲身经历中我们知道，七十年代的调门最高。知青为了上大学、回城，什么事都干出来了。现在又有人在提倡追逐崇高，我不知道是在提倡理性，还是一味煽情。假如是后者，那就是犯了老毛病。
幸亏后来到底承认了“私”，可以不崇高了。
那就是土地承包责任制。
事实证明，承认私心比消灭私心管用得多——当自留地变成责任田，连最懒的庄稼汉都能把麦子种出艺术感。有私奉献，谁能说那不是对社会的奉献。
写《历史十五年》的黄仁宇先生说——懒得查原文，说大意——承认自己有私心，并且公开说出来，人们才不会口是心非。
黄先生说得对。我就经常暴露自己的“阴暗面”，包括好色，老伴却不以为意，论迹不论心嘛，她知道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