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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事变，必然而又惨痛的六月事变。它虽然没有熄灭法国的革命之火，但却使被称为二月革命的固有任务暂时停了下来。全国人民在六月事变中挣脱了巴黎工人的压制，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社会主义理论依然向人民灌输嫉妒和贪婪的精神，依然向人民播撒革命的激情。然而，他们却没能挽救自己的失败，终于渐渐地失去了力量。山岳派不是社会主义的成员，但他们也受到了牵连，认为受到了难以愈合的伤痛。一向温和的共和主义者在此时发现，尽管六月事变的胜利拯救了他们，但同时也将他们推向了跌出共和国的下坡路。于是，他们试图努力扭转这一趋势，但已经来不及了。

当我在议会演讲时，我能够感受到，他们都希望能顺利地制定出宪法，希望政府能有一个持久而合法的基础，即使这个基础不够牢固也可以。政府需要宪法，不管是什么样的宪法，只要是好的就足够了。议会也受到了这种热情的感染，不断地鼓励我们。但是鼓励是多余的。我们对 5 月 15 日发生的事情还印象深刻，对六月事变的恐惧也没有忘记，分裂的政府的工作不能推动我们前进，任由议会怎么鼓励，都无济于事。但是，这种来自对议会之外的力量的恐惧和人们的热情，会让宪法委员会失去精神的自由。对于不愿意接受革命思想的人而言，革命思想的压力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当压力无法改变这些人的前进方向时，会将他们推到他们不愿意去的地方吗？但是，如果宪法委员会是在 6 月 27 日成立的，那么它的工作会是另一种面貌。

马拉斯特是法国革命家中最常见的那种人物，主要特点是总是从人民的自由的角度理解以人民的名义实行的专政。对马拉斯特和维维安的联合，我没有感到奇怪，这样的局面我已经习惯了。在很久之前我就说过，有一个办法能够让一个激进派和一个保守派联合起来，就是攻击政府的权力时，出发点不要落在实务方面，而是放在原则方面。没过多久，他们就真的联合起来了。尽管在统治者看来，中央集权制度总是给他们带来突然的和难以克服的危机，但他们并不因此而讨厌它。中央集权制度让他们掌握了所有的大权，每个人都要让他们满意，他们也因此忽视了由此而来的危机。他们认为，这样的生活不比永久安稳的生活差，于是，他们像生活在摄政时期的纨绔子弟那样，认为生活得很舒服。

对于神职人员（尤其是已经还俗的神职人员），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正确地理解他们曾经对受他们感染的人发挥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生活习惯和思想精神两方面，而且是极其坚固和范围极广的。虽然拉梅内也穿上了白袜子黄背心和绿上衣，也系上了领带，但是在性格和外貌方面，还留着神父的风范。他迈着方步庄重地从人群中走过，绝不会回过头看任何人一眼。这种时候，他就像拿着圣器走出圣器室的神父，只向神低头。

科尔莫南按照他一直以来的习惯，又提出一个新的条款。这个条款的基本内容是：行政权的首脑（当时被称为总统）由人民直接选举，由得票最多且超过至少两百万张的人出任。只有马拉斯特一个人表示反对，他认为总统应该由议会选举产生。他正在做着一个美梦，为自己将要实现的某个构想而窃喜，他认为议会的重担就担在他的身上。可是，根据我的记忆，科尔莫南的提议很顺利地通过了。但是，有一点需要承认，由人民选举总统是否合理，并不能由自己证明；但是直接选举虽然是新鲜事物，却很危险。

根据规定，不论大小的政治事务都由总统管理，成千上万的官员也归总统调遣。在 2 月 24 日仍然有效的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我们虽然对王权已失去了兴趣，但我们保留了王权的精神。在这种背景下，即使由人民选举的总统，能保证他不羡慕王位吗？总统制度只适合一种人，那就是想利用总统制度将手中的权力变成王权的人。当时我就意识到（这种意识现在更加清晰了），如果让人民选举总统，又不想让总统给共和制带来危险，就要严格限制总统的权力。由于在法律上限制的行政权范围，在人们的记忆和习惯中得到了扩大，因此，只有限制是远远不够的。可是，如果任由总统随意行使权力，那么人民就没有必要选举总统了。

由于大部分热爱共和制的人没有领导共和制的能力，而有能力领导共和制的人又不喜欢共和制，因此共和制实际上很难维持得住。不过，任何人都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打败共和制。人们对共和制的厌恶是模糊不清的，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其他厌恶情绪一样。有时候，人们指责政府，并不是打算推翻它，或让别的政府代替它。三个陷入敌对的政党中，都不可能独自建立起共和制。在关于建立共和制的问题上，永远不可能出现多数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