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坡度有多陡，重要的是我们对巅峰的渴望。——Lady章
输入“戛纳电影节”，搜索框里跳出的第一个专题叫“史上最糟的获奖名单诞生”。不知道这家媒体的自信是从哪里来的。
昨晚下了直播，电影频道正在转播戛纳电影节的颁奖。27岁的少年和80岁的老导演分别拿到评委会大奖和金棕榈，少年难掩激动，仗着颜值高，任性地边讲话边抽泣，老导演中气十足，用电影表达自己对底层生活的关注。
如果不是这场颁奖礼，今年的戛纳停在我心里的关键词就只有“华语片零入围、蹭红毯、网红、堵车”等一片狼藉。好在戛纳依然是戛纳，办了69届依然被电影人奉为艺术殿堂，大概正是因为它不被任何喧嚣的社会潮流牵制的电影艺术立场吧。
看到一句很有意思的点评：欧洲电影在戛纳输送着价值观，日本电影玩味着自己的小情调，韩国努力突破但还有点找不着北，中国电影则全部转向了商业。
在电影的世界里，商业和艺术似乎永不可共存，商业片占领影院的排片，艺术片只能被少数精英观赏，所以有了“跪求票房”这个怎么说都不体面的怪现象。
许多人不知道，在戛纳电影节之后的6月，同一个场地还将举行一场全球广告人的盛典——戛纳广告节。我的一位广告人朋友从戛纳回来后说，电影宫里每晚的颁奖会都把她弄得哭哭笑笑，最优秀的广告人为最杰出的作品鼓掌，只有在那种氛围里你才知道真正的广告是什么，广告人的价值是什么，在这些最值得骄傲的作品前，你也明白了好广告和烂广告的分界。
电影人的心情大概也是如此吧。80岁的导演肯·洛奇领奖说：做电影很了不起，电影让我们将想象变成现实，但又让我们意识到现实。
我们将电影奉为第七种艺术，它传达的不是娱乐，而是光影中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反衬，以及对未来无限的想象，不管它是商业片还是艺术片。
作为一个对电影没有特殊癖好的普通观众，我并不想摆出拒绝商业片的姿态，我的要求只是：不想眼前飘的全是烂片。至于烂片的定义，在我看来就是那些价值观错乱的电影，能不能传达美好的价值观，是中国电影人能不能跨过红毯，走上戛纳最后一级台阶的分野。
许鞍华的《黄金时代》上映时，许多人说看不下去，三个小时里一直在刷朋友圈。我坐在电影院里，前排有一对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安静地看完了全片。灯光亮起时，我发现老奶奶是坐着轮椅的，一个中年的姐姐，大概是他们的女儿，走进来推着老奶奶走出了放映厅。
第二年香港金像奖颁奖，票房惨败的《黄金时代》获得了最佳导演、最佳影片，许鞍华又站到了领奖台上，那一刻我居然有种“放心”的感觉。
在电影得不到市场的肯定时，我很担心导演得不到奖项的认可，不再敢打破常规去拍电影。也许打破后重建的那个电影并不那么好看，但导演最珍贵的是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而不是在标准化的大片逻辑中一遍一遍地复制。
这种心情，在小导演泽维尔·多兰的获奖致辞上也得到共鸣，他说：年龄越大我越能意识到，很难被人理解，可更奇怪的是，我很了解我自己，我知道我是谁。今晚你们的见证，你们的理解，你们的爱，让我相信，应该用心和天性去做真实的电影，不向困难妥协，即使别人暂时无法理解我想表达的情感，但最终我还是可以达到目的。我的电影你们会喜欢也可能不会喜欢，但是阿纳托尔·法郎士说过，我不爱理智冷漠，我爱激情疯狂，我会用一生的时间来拍电影。
最后，以这届戛纳电影节闭幕式的开场白和大家共勉：
爬完这些台阶需要肺活量、时间、胆量和勇气，无论我们是努力地爬、满怀激情地爬、吹着口哨三步并作两步地爬，也无论坡度有多陡，重要的是我们对巅峰的渴望，我们终于爬到了最后一段楼梯的最后一节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