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Rajnish Mehra / 2023年2月25日，来源于VoxEU
译者：许文立，安徽大学经济学院，xuweny87@hotmail.com

概要：爱德华-普雷斯科特与芬恩-基德兰共同获得2004年诺贝尔经济科学纪念奖，于2022年11月去世了。本专栏由一位他多年的朋友和合作者撰写，概述了他的许多研究贡献，包括为动态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革命奠定基础。他和基德兰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和时间不一致问题的开创者。这些研究重塑了我们对政府承诺可信度的思考，并对政策制定，特别是货币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22年11月6日，经济学界失去了其最具创造力和兼收并蓄的学者之一——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用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的话说，看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做经济学就像看空中飞人在高空走钢丝：他用惊人的经济学研究技巧让我们屏住呼吸。

从1974年开始，我有幸坐在擂台边。多年来，我们的关系从他作为导师角色演变为合作者和同事的角色，他对自己的时间、想法和友谊一直都很慷慨。

爱德华是动态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革命奠基者之一。他和芬恩-基德兰被认为是实际经济周期（RBC）理论和时间不一致问题的开创者。由于这些研究，他们被授予2004年诺贝尔经济科学纪念奖。正如诺贝尔奖的颁奖词所说，普雷斯科特和基德兰的工作 "不仅改变了经济研究，而且还深刻地影响了一般经济政策的实践，特别是货币政策"。

尽管爱德华与诺贝尔委员会引用的研究关系最密切，但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包括经济发展、劳动力市场、产业组织、一般均衡理论、资产定价和计量经济学。他还对方法论做出了重大贡献，开创了当代宏观经济学的许多工具和技术，最主要的是模型校准。

爱德华于1940年的节礼日出生在纽约州的格伦斯福尔斯。他在斯沃斯莫尔大学获得了数学专业的学士学位，并在凯斯西大学获得了运筹学的硕士学位，然后转到卡内基梅隆大学工业管理研究生院（GSIA）攻读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博士学位，并于1967年完成博士学位。

爱德华加入卡内基时，交叉学科的GSIA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地方。卡内基学校 "正处于全盛时期。爱德华在这个充满挑战的环境中逐渐成长，他撰写了题为 "宏观经济规划的自适应决策规则 "的统计决策理论的论文。

他对动态经济理论的探索，也是他后来大部分工作的特点，始于他与罗伯特-卢卡斯合作的 "不确定性下的投资"（卢卡斯和普雷斯科特，1971）。正如爱德华后来所说："......通过这次合作，我成为了鲍勃-卢卡斯的学生和经济学家......。鲍勃-卢卡斯是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人"。

1971年，爱德华回到卡内基成为一名教研人员，并继续与卢卡斯合作（卢卡斯和普雷斯科特，1974）。他还一直致力于使用控制论来制定和评估政策规则（普雷斯科特1972）。但当他意识到 "卢卡斯批判"，他就认识到这是徒劳的。

这引出了他与芬恩-基德兰（Finn Kydland）的首次合作，当时芬恩是GSIA的研究生。令他们惊讶的是，他们发现最优政策具有这样的特性：经济主体在遵循它一段时间后，必然会意识到有一个比执行原来政策更好的选择。但如果经济主体不能对政策作出承诺，事前的最优政策就不可行。换言之，最优政策在时间上是不一致的。

他们的开创性论文（Kydland and Prescott 1977），可以说是他们最有影响力的论文，重塑了我们对政府承诺可信度的思考。作为这项研究的结果，世界各地的许多中央银行都承诺采取寻求低通货膨胀的政策。例如，美国有一个追求低通货膨胀的隐性政策，而且，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包括新西兰和英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制定了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政策。

我第一次见到爱德华是在1974年的冬天，他与霍华德-罗森塔尔共同教授的一门课程："产业结构、不完全竞争和组织行为"。这门课有一个特点，就是 "i.i.d."。- 在课内和课间都是如此! 爱德华通过与我们单独会面，弥补了这一特殊性--在一个他更喜欢的环境中。

爱德华经常说，宏观总量（消费、投资和产出）不是以中央计划者的行动为前提，而是由竞争性市场中的经济主体之间的互动产生的。他建议我尝试将随机增长模型的权力下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在经历了一些错误的开始和死胡同之后，我们完成了第一篇论文的草稿，后来以Prescott和Mehra（1980）的名义发表。在这篇论文中，我们表明，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配置可以被看作是竞争性均衡的结果，在这种均衡中，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家庭实现效用最大化。此外，竞争性配置是帕累托最优的。本文所开发的技术后来被爱德华在他和凯德兰的开创性论文中使用（凯德兰和普雷斯科特，1982）。

在成功地将增长模型做成分散化决策之后，我们自然想看看它在面对金融数据时的表现。我们于1979年开始进行第二次合作。鉴于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的成功，以及它能够为所有主要数据的宏观总量--消费、投资和产出--提供明确的代用指标，我们期望分散决策对应模型能够顺利地通过。

我们发现，该模型所隐含的股票溢价（股票回报率与无风险利率之间的差异）比在美国股票市场上观察到的要少一个数量级。

这一发现既让人惊讶又让人失望，我们花了一段时间来接受我们的结果。专业界也持怀疑态度，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结果挑战了新古典主义模型。我们的许多经济直觉都是基于同一类模型，而这些模型在面对金融数据时却出现了巨大的缺陷。我们花了六年时间才说服了怀疑论者，并使我们的论文得以发表（Mehra and Prescott 1985）。

爱德华与芬恩-基德兰的第二次主要合作是在芬恩1978年作为教员回到卡内基后开始的。他们的论文 "建设时间和总量波动"，定义了现代经济周期理论（Kydland和Prescott，1982）。这一成就有很多方面，值得逐一详述。

首先，通过探索主要宏观总量的相对标准偏差以及它们与产出的相关性，将经济周期的特征描述为对趋势的偏离，从而提供了一个统计描述。这种对经济周期的描述特别能说明劳动力市场的规律性，至今仍是主要的特征。

对 "建立时间 "模型基础的理论贡献同样具有革命性。尽管该模型的基本结构是新古典随机增长模型的一个变种，但平衡随机过程是使用我们共同工作中开发的递归技术计算的（Prescott和Mehra 1980）。

第三个创新是引入了校准经济周期模型的想法——也就是说，选择模型的参数和它的数字近似值，这些参数在精心设计的微观经济研究中是有基础的。否则就会与将宏观经济视为许多个人决策的集合不一致。

芬恩和普雷斯科特能够量化经济周期波动是经济对影响其生产力的政策变化的最优反应程度。这与当时盛行的经济周期波动是货币冲击结果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该理论在面对经验数据时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它广泛地复制了经济周期的基本特征，在现代动态宏观经济学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在卡内基大学期间，爱德华还与罗伯特-汤森合作发表了两篇开创性的论文（普雷斯科特和汤森1984a，1984b）。这些论文确立了合同中的竞争性市场可以有有效的结果。它们统一了两个看似不相干的领域：合同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

虽然合同理论考虑到了道德风险的信息约束、未观察到的状态和其他贸易障碍，但它被看作是一个局部均衡的学科，通常合同的一方能够提取盈余。人们认为，有私人信息的竞争市场会失败。

通过明智地扩大一般均衡理论的商品空间，以包括合同的激励约束，让合同和参与约束是内生的，并允许自由进入中介，普雷斯科特和汤森能够表明，标准的一般均衡福利定理适用于这种环境，贸易的收益分配由财富决定。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认为，宏观经济学家的工具箱中的一个重要工具是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在后来的研究中，他对这一模型进行了调整，以回答经济周期理论和资产定价方面的传统问题。

普雷斯科特特别感兴趣的一个领域是为什么一些国家如此贫穷："为什么不是整个世界都富裕？在帕伦特和普雷斯科特（Parente和Prescott，1994)中，他认为人均收入的差异与穷国相对于富国对企业选择技术的限制有关。在本文中，他们表明，政府对技术采用的适度障碍确实可以解释观察到的人均收入差异的跨国模式。这篇论文对该领域文献很重要，不仅因为它得出了一个经济体的政策和它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映射，还因为它表明了无形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

正如普雷斯科特很快意识到的那样，下一个问题是这些障碍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它们会持续存在？普雷斯科特和帕伦特（1999）表明，对提供劳动投入的垄断权对全要素生产率有强烈的负面影响，并可能成为采用新技术的强大抑制因素。

在随后与麦克格拉坦（Ellen McGrattan）合作的论文中（McGrattan and Prescott 2009），Prescott将增长模型扩展到包括企业特定的技术资本，并认为通过外国直接投资（FDI）利用更先进国家的技术资本，可以使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获得巨大收益。

虽然我们认为爱德华-普雷斯科特是一个顶尖的理论家，但他也对数据非常着迷。"有些人害怕数字，我喜欢数字"。他在这方面的开创性见解是认识到，标准的NIPA（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方法没有考虑到无形资本的投资（这些支出被视为一般费用）。因此，对实际产出、实际资本存量和劳动生产率的估计都是向下倾斜的。

在与麦克格拉坦合作的一些论文中，普雷斯科特探讨了这种差异的后果，首先对国民账户进行了全面修订，使其与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的基本概念更加一致。将创造无形技术资本的替代生产技术纳入其中是下一个理论出发点。其他论文探讨了承认无形资本的重要性的各种影响。

在一篇重要的论文中，McGrattan和Prescott（2005）谈到了股票市场的价值及其在当时被高估的问题。通过对无形技术资本的适当核算（推断其价值并假设无形和有形必须支付相同的回报率），他们表明高估并不是事实。

在McGrattan和Prescott（2010）中，作者探讨了适当纳入跨国公司的无形投资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解释美国公司的外国投资回报率和外国公司在美国的投资之间的差异，之前经济分析局估计大约为6%。

在Holmes等（2015）中，Prescott和他的合作者使用同样的概念来估计中国从其对价投资政策中获得的利益，即外国公司必须向其在中国的合作伙伴传达FDI技术转让以换取市场准入。他们的结论是，虽然该政策对中国非常有利，但它对美国的好处是负面的。正如普雷斯科特经常论述的那样，没有测量的理论可能会产生很大的误导。

在讨论爱德华的贡献时，如果不承认他以指导学生的形式给这个经济学领域带来的好处，那就不完整了。普雷斯科特指导了50多篇论文，他的许多学生在他们的领域中成为了杰出的领导者。爱德华为他的学生感到非常自豪，他花了无数的时间与他们在一起，使每个人都感到特别。他的深入指导使他们具备了能力和信心，这是研究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反过来，他们也以钦佩和爱戴作为回报。

著名数学家马克-卡克（Mark Kac）曾经区分了两种天才："普通 "和 "魔术师"。普通的天才是你和我一样好的家伙，如果我们只是好很多倍。魔术师则不同。他们的思想工作是神秘而深刻的，即使在我们理解了他们所做的事情之后，他们所做的创造过程也是无法模仿的。过去50多年与他合作的经历使我相信，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确实是一位魔术师。

参考文献
Holmes, T J, E R McGrattan and E C Prescott (2015), "Quid Pro Quo: Technology Capital Transfers for Market Access in China”,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2(3): 1154-93.

Kydland, F E, and E C Prescott (1977), "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5(3): 473-91.

Kydland, F E, and E C Prescott (1982), "Time to Build and Aggregate Fluctuations", Econometrica 50(6): 1345-70.

Lucas, R E, and E C Prescott (1971), "Investment Under Uncertainty”, Econometrica 39(5): 659-81.

Lucas, R E, and E C Prescott (1974), "Equilibrium search and unemploy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7(2): 188-209.

McGrattan, E R, and E C Prescott (2005), "Taxes, Regulations, and the Value of U.S. and U.K. Corporation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2(3): 767-96.

McGrattan, E R, and E C Prescott (2009), “Openness, Technology Capital,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44: 2454-76.

McGrattan, E R, and E C Prescott (2010), “Unmeasured Investment and the Puzzling US Boom in the 1990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4): 88-123.

Mehra, R, and E C Prescott (1985), "The equity premium: A puzzle”,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5(2): 145-61.

Parente, S L, and E C Prescott (1994), "Barriers to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2(2): 298-321.

Prescott, E C (1972), "The Multi-Period Control Problem Under Uncertainty”, Econometrica 40(6): 1043-58.

Prescott, E C (2002), "Prosperity and Depres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2): 1-15.

Prescott, E C, and R Mehra (1980), "Recursive Competitive Equilibrium: The Case of Homogeneous Households”, Econometrica 48(6): 1365-79.

Prescott, E C, and S L Parente (1999), "Monopoly Rights: A Barrier to Rich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5): 1216-33.

Prescott, E C, and R M Townsend (1984), "General Competitive Analysis in an Economy with Private Informati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5(1): 1-20.

Prescott, E C, and R M Townsend (1984), "Pareto Optima and Competitive Equilibria with Adverse Selection and Moral Hazard”, Econometrica 52(1): 2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