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大椿，清初名医，在其《医学源流论》一书中指出， “……故病之为患也，小则耗精，大能伤命，隐然一敌国也”，徐灵胎将治病类比为国号脉，如同设药是为攻疾健体，设兵是为除暴安良。组方用药，君臣佐使，故祛病益寿; 齐平天下，君臣佐使，故富国强兵。文中又提出“以草木偏性，攻脏腑之偏胜，必能知彼知己，多方以制之，而后无丧身殒命之忧”。而《孙子兵法》云: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 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凡治百病，均须辨证知病，知药善用，见微知变。用药用兵，当奉“知”为至诫，医家治病当通晓药性，兵家打仗当熟知兵情，用之得当，有如神助，运筹帷幄，必起沉疴，决胜千里之外。《孙子兵法·势篇》曰: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用兵原则有“奇正结合”，治病同样需要察变知机，灵活巧变，知病防传，正如徐氏于《出奇制病》一篇所提: “天下之病，千绪万端，而我之设法，亦千变万化，全在平时于极难极险之处参悟通澈，而后能临事不眩。”但其同时也强调，“出奇制胜”的前提是必熟寻《内经》、《难经》等经典医籍，审经络脏腑受病之处，及七情六气相感之因，而后立法以除横暴之疾，以防微知变，以守本逐病，此之谓“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
现代临床发挥“用兵之计”国医大师李玉奇教授，精研脾胃病数载，法“用药如用兵”于肝病治疗中，析势分排攻、防、守三阵以治肝病。肝病初期，病多邪盛，敌恶且强，常见黄疸。将军之官，条达不畅，郁火生热，木旺伐土，湿热中阻。《百战奇略·计战》曰: “凡用兵之道，以计为首。”由此，病势初浅，当一鼓作气，集中火力，强打猛攻，以擒贼擒王之计攻克城池，清热祛湿，凉血解毒，直取肝经，抢断克脾要塞。若不敌邪走，胁痛积聚，当机内防，养肝理脾以迂回坚守内宫，化湿解毒以巧避敌军锋芒，以静制动，伺机背水一战，反转局势以消肿化瘀。若久战难攻，正虚邪盛，民不聊生，气滞、血瘀交阻，水停腹中，终致鼓胀。此敌强我弱之势，不宜再行攻伐，当全力防守，计以逸待劳。李教授同时指出，此时应慎，以辨证施治，不可擅用古方中三棱、莪术等攻伐之品而犯“虚虚实实”之戒，反之以软坚代攻伐，以化湿代利水，譬之愚公移山，消鼓胀于不觉，实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义。李教授题词: “将军发怒三千丈，卧床空悲切，莫道不消灾，郎中败走华容道。”肝者将军之官，肝病则乃顽疾劲敌，临证当晓兵法，知其理，灵活运用方能旗开得胜。
肝癌专家汤钊猷教授与此不谋而合，借《孙子兵法》“以正合，以奇胜”的取胜之道，智创中国式抗癌的独特思路，提倡改造残癌，而非赶尽杀绝。“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现代医学多主张手术抗癌，殊不知也会引起残余癌恶性程度增加，不胜反折。汤教授指出，癌细胞源起同根，应采取“非战取胜”的战策“劝降”之，即以逸待劳，顾护正气，以十攻一，综合治疗。徐大椿《用药如用兵论》中: “病方进，则不治太甚，固守元气，所以老其师”，其道同也。
参苏饮一剂，由人参、茯苓、半夏、生姜、陈皮、甘草、前胡、干葛、桔梗、紫苏、枳壳、木香、大枣等组成，用治虚人外感，内伤痰饮，功用益气解表，宣肺化痰。《素问·刺法论》云: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体虚缘由内患，参苏饮治体虚外感风寒、内有痰湿者，有攘外安内之理。紫苏为君为将，出城迎敌，但国弱兵寡，无力追击，仅以树上开花之计掩人耳目，只打不追，驱邪外出，却不乘胜追击，是又顾内乱。痰湿内生，壅塞于肺，阻滞气机，湿又困脾，脾失健运，生化乏源，环环相扣，不得安宁。参苏饮以半夏、陈皮等一众降气化痰药剿灭洪逆，协以姜、枣、人参、茯苓守中而强国安民，国强人和，不战而胜，为连环计之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