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正月十五元宵佳节，过完今天年算是真正意义上结束了，一碗圆圆的汤圆包着甜裹着蜜，以象征着一家人团聚的形象隆重出场，为这个节日划上一个句号，如果有兴致，还可以一家人在出去猜灯谜，多半都是些被迫拉来的年轻人在百度答案；还可以在晚上去买一盏造型别致的花灯，打开开关光从灯里透出来，小孩子欢喜地拎着四处跑。

这年年岁岁，总是在轮回，茶花开了又谢，春来了又走，节日如期而至又如期结束，不同的只是在其中人的状态和感受。

儿时的年总让人充满期待，眼巴巴地看着父母一天天地置办着年货，窗子上挂的肉和鱼越来越多了，水果也黄澄澄红通通地登场了，小火炉架着，炸豆腐果子、酥肉、肉丸子的香味四溢，还安排我们小孩子去找砂石，是为了自己炒瓜子和花生。哎，还有做豆皮的、做糖的，总之各种好吃的不一而足。记得有一年，本来以为家里所有好吃的都被我们吃过了，正打打闹闹玩着，爸爸塞到手里一小把葡萄干，万分惊喜，躲到一边，先放一颗在嘴里含着，微微的甜意从干瘪的果子里慢慢浸出来，轻轻咬开，浓缩的甜合着果肉的清香像决堤的洪水冲进口腔，太好吃了，而且没有皮和核的麻烦，我太喜欢葡萄干了。吃完又找爸爸要，他却不肯给了，说是只买了半斤要慢慢发放。

大年的菜年年如一日，我几乎闭上眼睛都想得出来：腊蹄子炖海带、土鸡炖黄豆、清蒸全鱼、粉蒸肉、梅菜扣肉、卤猪耳、卤猪舌、卤猪肚、香肠、凉拌皮蛋、青椒肉丝、面广椒腊肉、炒青菜、粉丝鸡蛋汤，还有必不可少的饮料。吃完喝完，心满意足地躺在沙发上看春晚，等十二点时放烟花，猜着今年的压岁钱是多少。

我都惊奇于自己的记忆，竟然记得这么清楚儿时过年的点点滴滴，每一道菜、每一种小吃、每一种烟花，都像是深深印在了我的记忆里，虽然很少提取，却清晰如昨。我偷偷地在妈的背后拿走热乎乎刚起锅的酥肉，迫不及待地丢进嘴里，面粉、肉、洋芋丝的混合又被油炸后的香脆韧劲口感；吃饭时不吃饭后又偷偷地桌上用手拿卤菜吃，妈妈自己卤的味道和外面哪一家店的都不一样；除夕之夜在阳台仰望天空被各种烟花照亮，心生明亮的喜悦。

为什么现在才十五，我已经没有什么关于年的回忆？那种从前的幸福感为什么一去不复返了呢？

回答这个问题要先提另外一个问题，从前为什么会那么幸福？

从前的幸福感总是那么生动和具体，又那么细微和动人，有着浓浓的烟火味；从前的幸福总是很容易，一个小零食，一件新衣服，一句表扬，一本小人书，一个好朋友，都能马上让我们泛开笑容，满满开心。

为什么感受到幸福？儿时的时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很少的充足的物质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当我们习惯于非常简陋地环境、非常粗糙的食物、非常忙碌的父母后，突如其来的美丽、精致、关爱都会超出我们的想像而变得异常动人，让人印象深刻。

现在的我们为什么很难感受幸福了呢？食物不是更精致了吗？红包不是更大了吗？相聚的时间不是更长了吗？可是我们的感受好像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雾，难以触及。这一切都太寻常了，太容易了，太同质化了，这一天几乎可以是一年中的任何一天。

这是不是可以用得到和预期之间的落差来试着解释一下。

幸福是一种并不常见的感受，产生这种感受一定要来自于超乎寻常的体验，你期待情人送你一朵玫瑰，然后得到一朵玫瑰，这只是中规中矩地满足；你期待情人送你一朵玫瑰，然后得到999朵玫瑰，那就会产生幸福的感觉。得到和期待之间的落实越大，产生情绪的冲击越强，当然也可能是失落甚至绝望。

著名心理学家弗兰克尔是纳粹时期的犹太人，全家都被关进了奥斯威辛集中营，他的父母、妻子、哥哥，全都死于毒气室中，只有他和妹妹幸存。弗兰克尔甚于会因为得到一根烟或者一个幸存的机会而感觉幸福，人的欲望即使在地狱里也不会被完全消失，还是会在得到“超出预期”时感觉美好。他在终于得到自由后写了积极心理学的著作《活出生命的意义》，创立了意义疗法，他意识到在任何环境里，意义的存在都可以让人产生勇气和能力，即使是匮乏如集中营里时刻面对死亡的处境。

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有落差。即使是好，如果是日复一日的好，如果是始终如一的好，都会让人慢慢心生麻木或厌倦；如果是坏，同样程度的重复地坏，会让人产生习得性无助，失去改变的勇气和动力。

天高，在于有地的存在；水深，在于有岸的阻碍；情深，在于愿意突破常态；天地、生死、阴阴、得失之间的张力才能让世间千姿百态。

罗素说过“须知参差百态，乃是幸福本源”。直白地指出了幸福的本源是生活的多样性，要有丰富的体验和经历才能真正地幸福，一成不变地重复自以为最好的状态，终会更人麻木无趣。

鲁迅说“从来如此，便对么？”如来便这样过年，便有意思么？我们真的需要全国统一时间统一方式过年吗？要是各有各的家庭庆祝方式，各有各的情感表达出口，呈现出“参差百态”，幸福的人会多一些吧。

这还是一个太宏大的话题，和千百年的传统习俗巨大的惯性力量相比，只是像投向汪洋大海里的一颗小石头，泛不起一丝涟漪。只是大时代里小人物的一句轻轻地发问，这种声音还很微弱很无力，希望能找到一些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