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梦初

在家乱翻古诗书，突然看到梅尧臣《杜鹃》诗：“蜀帝何年魄，千春化杜鹃。不如归去语，亦自古传来。月树啼方急，山房客未眠。还将口中血，滴向野花鲜。”读罢，不禁心生恻隐。梅氏此诗，是在悲望帝呢？还是在叹人之思乡、归家、隐居？由此及彼，“归”、“归根”、“归隐”……“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一大堆的词汇和人物涌入脑海，一时竟浮想联翩了。

想到了隐居者。不得不说，我曾经对他们充满了钦佩和仰慕，总以为他们都是淡泊名利、舍身全节、品格高尚，追求政治清明之士，可细细琢磨他们的经历及故事，却又觉得似是而非起来。

历史的长河中，自许由隐居山林，卒葬于箕山之巅，他就成了千古传颂的高尚清节之士，声名显赫，被誉为隐居鼻祖，后世步其后尘者代代不绝。

许由隐居，可谓典范吗？传说，尧帝86岁时(前2287)，深感衰老，儿子丹朱不肖，他不愿因爱子而误天下。听说许由清高大志，便派人求贤，欲禅让帝位。许由说:"匹夫结志，固如盘石，采山饮河，以求陶冶情操，非求禄位;纵情游闲，以求安然无惧，非贪天下。"尧帝再亲往拜访，许由依然推辞道：“我年纪大了，需求无多，还是当个平民吧。”然后到颖水边去洗耳朵，逃往箕山颖水之旁，农田躬耕，夏天在树上筑巢而寝，冬天挖地窖而居，食山果，饮河水，终其一生。

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亦可谓清高志坚。据说，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儿子。孤竹君死，遗命立三子叔齐为君。《史记》载：“伯夷以父命为尊，遂逃之，而叔齐亦不肯立，亦逃之。伯夷叔齐同往西岐，恰遇周武王讨伐纣王，伯夷和叔齐不畏强暴，叩马谏伐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后来武王克商，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遂隐于首阳山，采薇草野菜而食，直至饿死。

至于秦汉时期鼎鼎有名的"商山四皓"，则是毁誉兼具。《史记·留侯世家》记载，他们是秦始皇时七十位博士中信奉黄老之学的名望之士，分别职掌:一曰通古今;二曰辨然否;三曰典教职。为避秦之“焚书坑儒”，他们长期隐藏于商山，出山时都80多岁了，银须皓首。刘邦久闻其大名，请他们为官，他们拒绝不受，宁愿过清贫安乐的生活，还写了一首《紫芝歌》以明志向：“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富贵之畏人兮，不如贫贱之肆志。”故有人评曰：“……避秦，知亡也；刘安，知存也；应孝惠王之聘，知进也；拒高祖之命，知腿也……此所谓进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千古四贤而已！”

然而，也有臧否之言。商山四皓的隐居似乎并非坚定不移和纯粹。刘邦见太子刘盈懦弱平庸，想换太子，吕后惊慌，请张良，张良荐商山四皓。吕后派人厚礼卑辞去请，商山四皓果真来为太子刘盈站台，说：“太子为人仁爱孝敬，恭谨知礼，天下人没有不愿意为太子效力的，所以我们也就辅佐太子来了。”这就彻底打消了刘邦改立太子的念头，于是后人讽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阳一老。”

依我之见，古代隐士中，“介之推不言禄”，寒食节却被火烧死，属最为可悲者，亦最为可壮者。

想起一个不算完整的故事来了。这故事似乎跟“隐”有关。听我来说说吧。

近年，我喜欢到乡间行走。如今的乡村，远没有过去的热闹。尤其是大山之中，林涛莽莽，乡村僻野便更显清净、纯朴、自然、静谧。身处其中，闻山涧之鸟鸣，无浮世之喧嚣，实在可谓自在。

早听说西向村有一位民国时期的名人戴光，我便到这里来寻踪。西向村地理位置独特，四周环山，中间一个巨大的盆地。从里溪村翻山过去，人至山巅，眼前便豁然开朗，俯瞰山下，只见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屋舍依山傍水，宛若世外桃源。

我们无法想象，戴光的时代，这里是什么样子。从老辈人的口中得知，村庄周围的山上，漫山遍野都是茶树林，农家都吃茶籽油。而戴光的人生轨迹，亦不过是读书——修抗战公路、任滇缅公路第三段段长——返乡。最主要的事迹是，他不仅自己不贪污，还嫉贪如仇，连亲弟弟都不放过。当发现亲弟弟贪污，他毫不留情就将他开除了。

戴光的故事，点点滴滴，却有不少的精彩之处。他出身于地主之家，居住于偏远闭塞的深山之中。奇怪的是，在这个偏远闭塞的深山小村，历史上却出过十几位进士。戴光也沾染了山里的灵气。

年少时，戴光聪敏好学，很会读书，读着读着，就进省城了，就上国立中正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了。他也兼练武功。年少的戴光，或许是年轻气盛，而且还有些懵懂，有些莽撞，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可能自以为练就了一些武艺，于是不畏强者，勇于挑战。一次节假日回家，他听说本家有一位练武之人，属本家武功最高者，便很是不服。那天，戴光喝了一点酒，居然找上门去挑衅。那人的确是武功极深。不说其它，光“洗膀功”就了得。所谓“洗膀功”，就是把双臂的骨头用铁锤锤粉碎了，然后喝中药治疗，再用中药熬汤洗膀子，直至恢复还原。此后，不管人怎么狠敲猛打，他的手都不会再坏了。戴光不知天高地厚，咚咚咚跑到他家要比武。那人当时在楼上，戴光沿楼梯上去。听说戴光来比武，那人说，不要比不要比，比不得的。戴光非要比，猛地挥拳扑过去，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他就滚下了楼梯，昏了过去，差点死了。

戴光的婚姻也是颇浪漫的。他的家乡紧邻修水，父母看上了一位大户人家的漂亮女子，给他订了亲。女子颇有新女性性格，爱读书，束紧胸腰读完中学又读师范。他们书信往来，只互寄了一张照片。后来，女子毕业了，就女扮男装，从修水出发，徒步跋山涉水，历经千难万险去找他。他们就这样结了婚。再后来，他们生了三个儿子。

戴光修公路当段长，可谓不畏权势。在樟树修公路踩测线路时，测定公路要经过一户大财主人家，他便毫不犹豫地将中桩打到财主家的中厅，迅即就要开工。在当时，那可是一户豪宅呀！财主岂肯甘心！他自恃有财，手可通天，一纸书信将戴光告到省府。可是，那是抗战公路，征地都是无偿的，而且没得商量，于是省长批曰，戴段长所签公路，逢山开山，遇水架桥，违令者，军法从事！

然而，戴光也是讲家族亲情的。他当段长，带去了不少家乡的“子弟兵”，除了两个亲弟弟，还有不少家族子弟。他让兄弟当包工头，让族弟们做监工，或者搞测量。尽管如此，却并不影响他坚持原则，铁面无私。上头的任务压下来，工程必须在某时完成，他照样毫不留情，下死命令：“某时某刻要是完不成，我毙了你！”子弟兵丝毫不敢怠慢。据说，他的小弟，轻浮浪荡，可能是因为有些权力，有些钱财，居然嫖赌逍遥。据族人回忆，那年头，戴光的小弟就在工地上用“海飞丝”洗头，平日里经常开着吉普车往省城跑，看戏，看电影，赌博，玩女人。他居然还敢克扣民工的工资，贪污，最大的一笔贪污款是三百银元。戴光发现了，毫不留情，果断地将他开除，赶他回了老家。

……

可是，抗战胜利了，他却突然带着妻子、儿子返乡了。

戴光究竟是哪年哪月返乡的？已经没有人说得清，但这不重要了。从他的人生轨迹来看，经历简单，却又颇显辉煌。但是，他自己返乡，却是出人意料、不可思议的。据说，1938年开工的滇缅公路，从下关至畹町，全长547.8公里，分七段，他任第三段段长，虽然危险艰辛，随时有可能赴死，但他却义无反顾，不怕牺牲。同样，他还在江西的樟树、吉安等地修过公路，据说也是抗战公路，他照样兢兢业业，无所畏惧。他弟弟贪污的事情，就是在樟树发生的。可是，赶走了日本鬼子，国家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际，他怎么就不干了呢？他怎么就归来了呢？

有人说，修公路、当段长，肥缺啊呵呵！一定是捞了不少钱吧！捞饱了，捞足了，所以回来了。否则，怎么会无缘无故回来呢！再者，胜利了，国家就要大举建设，就要发展经济，他可以继续修路，继续当段长，而且，官可能越当越大，位可能越爬越高，还可以继续大把捞钱，越捞越多，腰包可以越来越鼓，人可以越来越肥，既升官又发财，中国人的梦想啊！何乐而不为？又，民国腐败，当朝官员腐败，戴光跟着腐败，岂不是理所当然？可是，戴光年富力强，才不过四十一二岁，怎么就急流勇退，回归田园了呢？他是不是疯了？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对此，不仅平头百姓不懂，谁都不懂啊！

还有人说，他这是不是读书读多了、读蠢了，是不是中了孔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之毒？他是要学古人许由、陶渊明归隐山乡，遁迹山林，还是因“穷家难舍、故土难离，叶落归根”之念，思乡心切？他是看到了民国的败亡之象，大厦将倾，欲要表达“惠连非吾屈，首阳非吾仁，相与观所向，逍遥撰良辰”？他到底是遇到了什么，还是看到了什么，以致厌恶了社会、厌恶了官场的彼此倾轧，腐化堕落，于是幡然醒悟，毅然“归隐”？

“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是这样的吗？

没有人能给出正确答案。他坚定洒脱地回到故乡，生前死后，没有给世人透露任何心路历程，凭空猜想是很难有标准答案的。

的确，戴光回故乡时，正是人生旺年，正是身强体壮，正是干事业的大好时期。他究竟为什么回来，委实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能理解。但他的确是回来了，从此不问山外之事。可是，不曾想，自古“故土难离，叶落归根”的思想情结，既让他走向了“归”路，却也让他走向了“不归”之路。

据后人讲，戴光回来，并没有去县里、乡里、村里任职，只是过着清闲的日子。他家有不少土地。具体有多少，现在也没人知道。村里人说，他家不仅占着村里的大片土地，县城附近也有一大片。但他并不躬耕。那段时光，他是不是追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谁都不知道；是不是感受到了“久在樊笼里，今已返自然”的畅快淋漓？也无从稽考。他也兼任村小学的校长，却并不去上班，也不管具体事务。他每天在村里走走看看，或许轻松自在。然而，他的某些品性并没有改，仍然是那么直性、率性，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一次，他看见一位外姓人，挑着一担戴姓人的新箩筐，上面写着戴姓人的名字，字迹有些难看。他问，这箩筐是谁写的？挑筐人说，某某写的。据说，那个写字的人，不过是应亲戚之请，为新做的箩筐代为书写。可是，戴光二话不说，跑到写字人的家里，质问道，我们戴家人的箩筐，你写什么？谁要你写？字写得那样难看，你也敢写？丢我们戴家人的脸！然后伸出巴掌，削他两记耳光，拂袖而去。

再然后，戴光的死期到了。他的后人说，不知为什么，他和一位工作队的头头吵起来，只是顶了一句：“莫非你敢枪毙我？”，不久，他就因“恶霸地主”的罪名，被执行枪决了。死时不到五十岁。

戴光是一位隐居者吗？或者是，或者不是。又或者，他只是一位“泯然众人”的“叶落归根”者。然而，历史的长河中，他不过是一位小小的无名之辈，而且是小小尘埃里的一分子。但是，戴光是不幸的。

历史上无数赫赫有名的隐居者，有的很幸运，有的很不幸。鼻祖许由是幸运的，他遇到的是尧帝；伯夷叔齐是不幸的，他们太执着；商山四皓，大概有投机之嫌，不去说他们吧。然而，巨儒陶渊明公，大隐士，大幸运者也。他六出六隐，数番折腾，一会儿称贫出仕，一会儿因酒归隐。在其诗文中，对于入仕与归隐，他翻三覆四地进行自我辩白，对功名欲求还罢，欲说还休。其实，这陶老先生的内心，更多的依然是崇尚“学而优则仕”，念念不忘的仍然是“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但是，在仕途中，他又无奈于官场的虚伪、倾轧、无聊，酒不能畅饮，腰却需常折，确与自傲懒散的天性相悖，以至虽身在朝廷，心却在乡野，最后，在鱼与熊掌的艰难取舍中，他终于选择了归隐，彻底忘情于山水之中。 若说陶渊明的归隐尚有几分性情的话，那更多的隐士就是在玩以隐求仕，欲求先舍，待价而沽的把戏了。 历史上，不少为仕而隐的不学无术之徒，人前摆空架子，作清高状；人后不顾人格，媚官求爵，—如“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的明代陈眉公。故陆放翁以诗侃之曰：“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不需更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至今。”似乎对所有的隐士都提出了质疑。

不过，对于对戴光而言，或许他并非想“隐”，只是想回家，只是想叶落归根，只是想相忘于江湖，以知鱼之乐。相比历史上诸多的“隐士”，他似乎是更干脆，更磊落的。

当今之世，世间已无“终南捷径”，归隐之举也早已被遗弃并逐渐消亡，归隐文化再也不合乎时宜。我为此庆幸。

2019/3/20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