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68天《滕文公下 凡十章》6.9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
孟子曰：“我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氾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字词注释
[1] 公都子：孟子的弟子。
[2] 氾：同“泛”。
[3] 营窟：相连为窟穴。
[4] 洚水：洪水。洚，河流冲出河道。
[5] 菹（jù）：多水草的沼泽地。
[6] 代作：代有兴起。作，兴起。
[7] 污池：深池。
[8] 沛泽：草木丛生的沼泽。
[9] 相：辅助。
[10] 飞廉：纣宠爱的臣子。海隅：海滨。
[11] “《书》曰”以下六句：出自《尚书·君牙》。丕，大。显，显明。谟，策略。承，继承。烈，功绩。佑，帮助。启，启发。咸，都。正无缺，正确没有缺点。
[12] 恣：放纵。处士：未出仕的士人。
[13] 横议：胡乱发表言论。
[14] 无君：杨朱提倡“为我”、“贵生”，主张看重自己的生命，所以孟子认为他眼中没有君王，是“无君”。
[15] 无父：墨翟提倡“兼爱”，即爱无差等。孟子因而认为墨翟没有亲疏差别，是眼中“无父”。
[16] 充塞：阻塞。
[17] 闲：捍卫。
[18] 距：通“拒”，排斥。
[19] 放：贬斥，驳斥。
[20] 承：抵制。
[21] 诐（bì）行：不正、邪僻的行为。
译文参考
公都子说：“别人都说您喜好辩论，我斗胆问先生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我难道喜欢辩论？我是不得已啊。天下形成久远，总是时乱时治。尧在位的时候，大水倒流，在中原泛滥，龙蛇在大地上居住，人民没有定居的地方。低处的人在树上筑巢，高处的人挖凿洞穴。《书》上说：‘洚水让我们警戒。’洚水指的就是洪水。于是，尧派大禹治理洪水，大禹挖河道把水引入大海，把龙蛇驱赶到沼泽地里，河流沿着河道流淌，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便形成了。危险远离了，危害百姓的鸟兽被消灭了，这之后，人们才得以在平原上安居下来。
“尧、舜去世后，圣人之道衰微了，暴君代有兴起，毁坏宫殿来修建大池，使百姓没有地方安身；毁掉农田来修建园林，使百姓得不到衣食。邪说、暴行又兴盛起来，园林、大池、沼泽多起来。到了商纣的时候，天下又大乱了。周公辅佐武王杀了商纣，征讨奄地，三年诛杀了奄地的君主，把飞廉赶到海滨处死，这样一共灭掉了五十个国家，把老虎、豹子、犀牛、大象驱除到遥远的地方，天下的人都非常高兴。《书》说：‘多么光明啊，文王的策略！继承得多么好啊，武王的功业！帮助开导了我们后人，使我们正确无误。’
“世道衰微，邪说和暴行又起来了，有大臣杀主子的，有儿子杀父亲的。孔子为此十分忧虑，于是写了《春秋》这部书。《春秋》所写的是天子的事情。所以孔子说：“人们了解我，只有通过《春秋》，怪罪我也只有通过《春秋》。’
“没有圣人出现，诸侯放纵无度，读书人在家胡乱评论，杨朱、墨翟的言论充斥天下。天下的学说不是杨朱的就是墨翟的。杨朱提倡‘为我’，这是目无君主；墨翟主张‘兼爱’，这是目无父母，不把君主和父母放在眼里，这和禽兽有什么两样？公明仪说：‘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好马，百姓却面带饥色，郊野上有饿死的人，这是带着野兽来吞食人啊。’杨朱墨翟的学说不停止，孔子的主张就不能得到发扬，这是邪说蒙蔽百姓，阻塞了仁义的传播。仁义得不到传播，就等于领着野兽去吃人，人们将互相残害。我对此很忧虑，所以竭力捍卫圣人的学说，抵制杨朱和墨翟的言论，排斥错误的主张，使胡言乱语的人不敢兴风作浪。邪说从心底滋生，会危害他们从事的工作；工作受到危害，就会影响政事。即使圣人重生，也不会反对我的说法的。
“过去大禹治理洪水，天下获得太平，周公兼并夷狄，驱逐猛兽，百姓获得安宁，孔子写成《春秋》，使得乱臣贼子害怕。《诗》说：‘攻打戎狄，惩罚荆舒，无人敢抵抗我。’目无君主和父母，是周公要奋力痛击的。我也想要端正人心，停息邪说，抵制邪僻的行为，驳斥过激的言辞，以此来继承三位圣人。我这难道是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能用言语反对杨朱、墨翟的，才是圣人的门徒啊。”
核心内容解读
本章内容是孟子在回应他人对其好辩的批评时提出的自我辩护，蕴含其核心思想与历史观。
孟子开篇就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强调自己并非天性喜好辩论，而是为了捍卫儒家正道，如尧舜之道、仁义之治，被迫应对当时思想的“异端邪说”。 孟子所处的时代，杨朱学派主张“为我”，墨家提倡“兼爱”，与儒家强调的“亲亲之仁”“等级秩序”形成尖锐对立。孟子视这些思想为“无父无君”，威胁社会根基，故不得不辩。他的辩论是“正人心，息邪说”的手段，虽不得已但具有正当性。
孟子以“承三圣”（禹、周公、孔子）自居，认为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必须通过辩论廓清谬误，恢复儒家伦理秩序。他在《孟子》中多次与君王、学者激辩，如“性善论”与“性恶论”、“王道”与“霸道”等，均体现这一立场。
孟子接着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他提出循环历史观，认为历史是治乱交替的循环过程。社会遵循治乱交替的循环规律，从尧舜之治到桀纣之乱，再到周公之治，而今则又处于大乱之世。乱世的根源在于“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而治世则依赖圣人的出现与道德教化。这时，需新的圣人拨乱反正。承担救世使命的正是孟子理想中的仁政君主。与道家、法家史观对比，道家，如老子，主张历史退化论“失道而后德”，法家，如韩非，认为历史是线性进化；孟子的循环史观则强调道德教化对治乱的关键作用。这段话不仅是孟子的自我辩护，更揭示了儒家对社会责任的深刻理解——辩论非为胜负，而是为天下立心。
一方面，我们看到孟子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历史就是这样的治乱相间，并且每次由乱转治都依赖关键性人物的出现，如尧舜禹，如周公，如孔子。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孟子在这里一则抬高周公及周王朝的治世成就，贬抑夏、商两朝的千年之治，在叙述历史中实有所选择；二则将孔子与帝王并列，也就是将《春秋》产生的治世效果与实际存在过的太平盛世相并列，在叙述历史中实有所虚构。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说“《春秋》是天子之事”？第二，孟子为什么要对历史有所选择和虚构？
先说孔子一生，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所做工作极多，孟子皆不言，独独标出《春秋》一书，正是其见识高超、深知孔子之处。《春秋》一书，有大义，有微言。孔子惧弑君弑父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这是《春秋》大义，体现的是秉笔直书的史官传统；而褒贬诸侯善恶，重新为后王制定章法，以至到了汉代，朝廷断狱甚至都常以《春秋》作为裁断先例，这是《春秋》微言，体现的是立法者的作为。而在古代，史官鉴往以知来，其权责几于帝王相匹敌，而立法更是帝王才有资格做的事，所以说，《春秋》是天子之事，而孔子通过《春秋》一书，承担了他本无资格承担的史官和立法者的权责，在孟子看来，其功堪与三王及周公并列。
再说第二个问题。一个人对历史以及其规律的认识，最后终归要落实到对自己所处时空的具体判断，你是处在治世呢，还是处在乱世？历史的近期趋势是在由治转乱，还是在由乱转治？按照前面所总结的历史规律，此时是不是又该出现一个扭转乱世的人物呢？这种种判断，势必影响孟子在当下的具体行为选择。
假设之前没有孔子为先例，孟子是不敢想象自己一介布衣也能够如大禹或周公般拨乱反正，但有了孔子在前，孟子对于自己人生所能达到的可能性，也就有了更高的期许。这种对自身更高的期许，促使孟子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和梳理历史，他选择周公、武王来承接三王，是对孔子的亦步亦趋，他将孔子与帝王并列，将孔子纳入一治一乱的历史叙述中来，这既是弟子对老师的极度推崇，也暗自流露出孟子自己的伟大志向。
可以看到，本章内容展现了孟子对知识分子使命的认知——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士人不应独善其身，而要通过思想交锋“予岂好辩哉”和社会实践“王道”政治，推动乱世向治世转化。这种积极干预现实的精神，成为后世儒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传统的源头之一。
背景知识介绍
中国古代政治理论的起源（二）
中国轴心时代的来临（上）
在中国历史分期中，雅斯贝尔斯眼中的轴心时代对应的是东周，即春秋战国时期，时间跨度是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继位，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应该说，这个时间跨度跟雅斯贝尔斯认为的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的时间段是高度吻合的。当然，中国与西方的轴心时代有着许多显著的差异。这一点，史华兹、葛瑞汉、余英时等学者做过许多重要的讨论。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大动荡与大转型时期。先是西周分封制瓦解，诸侯并起、群雄争霸，最终天下统一于秦，而后楚汉相争，天下归于汉，汉国祚绵长、影响深远。秦汉建制基本上确定了中国政治此后2000年左右的基本框架。春秋战国时期，既是中国精神与观念世界意义上的轴心时代，又是政治、经济、社会、军事上变动极为复杂的时期。扼要地说，春秋战国时期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思想维度上表现出许多重要的关键特征。
首先，在政治上，春秋战国是周作为分封制王朝逐步瓦解的时期，也是诸侯争雄并最终走向大一统君主制王朝的时期。周朝可以算中国早期政治文明的第一个原型，其基本特征是大一统与分封制的结合。西周表面上维持着大一统，周天子与周王室是天下的正统，但其实它是一个基于宗法贵族的分封制王朝。各分封王国的诸侯掌握着各自的行政、财政与军事系统。后来，诸侯之下的卿大夫阶层开始崛起。春秋时期，卿大夫已经是诸侯国内部最重要的贵族，他们同样在各自封地或领地掌握着行政、财政与军事大权，同时参与诸侯内部的朝政。大夫与诸侯的关系，大致相当于诸侯与天子的关系。这样，东周的政治体系大致是“天子—诸侯—大夫”以分封制形式分配权力与资源的格局。
一般认为，西周始建于公元前十一世纪左右。西周始创，按照王国维的看法，跟殷商相比，周在“纲纪天下”的制度方面做了许多创新，特别是“‘立子立嫡’之制”以及“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使得“君天下臣诸侯”的局面得以确立和巩固，“天下诸侯君臣之分始定于此”。“此周初大一统之规模，实与其大居正之制度相待而成者也。”问题是，这种天子位尊、安国定民的政治格局并没有维持太久。
内部政治叛乱与外族狄戎势力的入侵，都给西周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公元前771年，犬戎攻陷镐京，周幽王被杀。同年，周平王即位，而后首都被迫东迁洛阳，由此开启了东周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基本特点是周分封制的逐步瓦解以及诸侯之间的竞争与争霸。到公元前221年秦最终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则是这一政治演化过程的终点。
春秋时期，中国有一百多个诸侯国。所以，当时周天子表面上还是天下的共主，但实际上周已是一个多国竞争体系。其中陆续兴起的实力强大的几个诸侯国被称为“春秋五霸”。在这样的多国竞争体系中，一个较理性且有实力的诸侯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实现政治生存，进一步的诉求则是借助正确的战略与策略成为最具实力的诸侯国。因此，较具代表性的诸侯国就启动了变法，开始了早期国家构建，特别是通过一系列改革来建设武力系统、官僚系统与税收系统。这种政治竞争不断延续，到了战国时期，各主要诸侯国的政治目标开始从争霸逐步变成了试图兼并他国。随着诸侯国数量的减少，战国逐渐形成了七个主要国家支配的格局，即“战国七雄”。秦国又是主要诸侯国中的实力最强者。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基本的政治结构与权力格局。
其次，在经济上，这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生产与生活定型时期。西周时期的特点是，经济与技术发展水平较低，传说中普遍实行“井田制”，城市数量较少、规模较小，人口总量和密度都还比较低。从春秋到战国的五个多世纪中，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转换。一方面，春秋战国时期继续维持着较高水平的青铜器制造业；另一方面，铁器的锻造与制作技术获得了极大的提升，并实现了逐渐普及。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从农业到手工业的全面进步，传说中的“井田制”趋于瓦解，私人农民与私人手工业、工商业开始大规模兴起，纺织业、陶瓷业等都达到了较高水平，金属铸币广泛流通。战国时期还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巨商大贾，比如范蠡、吕不韦等。总体上，中国作为起源于大河流域的农耕文明，这一时期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上逐渐趋于定型。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城市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城市规模的扩大，以及人口的快速增长。《战国策》提到：“古者……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儒法道：早期中国的政治想象》，包刚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10月
《孟子读法》，张定浩，译林出版社，2020年5月
《孟子》，孟子 著；陈蒲清 译注，花城出版社·创美文化，2024年7月
《孟子与滕文公、告子》，南怀瑾 讲述，东方出版社，2014年12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