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冬天，她攥着一张无座票从济南挤上绿皮车，
对面少年分她半个烤地瓜，说：“姐，吃吧，咱山东人不能让客饿着。”
三十年后高铁上，她看见邻座青年用同样的搪瓷缸喝水，
缸底刻着同一个“鲁”字。
济南的冬天干冷，风里裹着煤烟味，刮在人脸上像砂纸。1988年腊月廿三，小年，火车站广场上人摞着人，扛蛇皮袋的、抱孩子的、拎着漆皮剥落行李箱的，都往检票口涌。陈秀兰攥着那张粉红色的硬座票，人群一挤，票从指缝里滑出去，落在不知谁的脚下，瞬间被踩进黑乎乎的泥雪里。她蹲下去扒拉，手指冻得通红，只捞起半张湿软的纸片。
“让让！让让！”身后的人推搡着。
她站起来，抹了把脸，跟着人流往前蹭。检票员看都没看，在她手背上盖了个蓝戳——人多的时候，有票没票都放，反正车上塞得下。
这是一趟从济南开往佳木斯的慢车，沿途要停三十多个站，跑两天一夜。陈秀兰挤上车的时候，过道里已经站满了人，行李架上塞得连根筷子都插不进去。她靠车厢连接处蹲下来，把帆布包抱在怀里，包里是两件换洗内衣、一包煎饼、一罐头瓶咸菜，还有三百块钱——她在济南打工半年攒下的全部家当，用红布裹了三层，缝在内裤兜里。
火车“哐当”一声动了，车厢里弥漫着汗味、烟味、泡面味，还有煤炉子烧水的铁锈气。她靠着冰凉的铁皮墙，膝盖蜷到胸前，想睡又睡不着。对面坐着一个少年，看起来十七八岁，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棉袄，脸膛黑红，眼睛很亮。他面前的小桌上放着个搪瓷缸，缸底印着一个红“鲁”字，里头是热水，冒着白气。
少年看了她好几眼，终于从怀里掏出个纸包，打开，是半个烤地瓜，皮皱巴巴的，还冒着热气。他递过来：“姐，吃吧，咱山东人不能让客饿着。”
陈秀兰愣了一下。她确实饿了，从昨天下午到现在没吃东西。她接过地瓜，咬了一口，甜糯的热气从喉咙一直烫到胃里。她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
“谢谢。”她声音有点哑。
“不谢。”少年笑了笑，露出一口白牙，“你去哪儿？”
“佳木斯。”她说完又补了一句，“找我爹。”
少年点点头，没再问。火车晃悠悠地开着，窗外掠过灰蒙蒙的田野和光秃秃的杨树。偶尔经过一个小站，站台上有人举着热腾腾的煮玉米叫卖，少年就探出头去喊一嗓子：“来两根！”他从裤兜里摸出皱巴巴的毛票递过去，回来分给陈秀兰一根。
“俺叫王建国，临沂的，去哈尔滨干活。”他说，“建筑队，搬砖。你呢？”
“俺叫陈秀兰。”她迟疑了一下，“俺……俺去结婚。”
说出口她自己都觉得荒唐。她连那个男人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只知道是爹在信里定的，说人家在佳木斯林场有正式工作，能给她落户口。爹的信写得很短：“兰，爹给你说好了人家，过年你来，把事办了。”
她不想去。可她更不想在济南的服装厂继续踩缝纫机了，一天十二个小时，手指磨出茧子，一个月挣四十八块钱，交完房租还剩二十几。她梦见自己像厂里那些大姐一样，踩到三十岁，眼睛花了，颈椎坏了，被机器“吐”出来，回村里嫁个光棍。
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了二十分钟，她跟着王建国下车透风。站台上有卖糖葫芦的，红艳艳的山楂裹着晶亮的糖壳，在路灯下像一串串琥珀。王建国买了三串，递给她两串：“拿着，路上吃。”
“你哪来这么多钱？”她有点不好意思。
“昨儿刚结了工钱。”他拍拍棉袄口袋，“八十多块呢，够花了。”
她看着他，想说点什么，舌头打了结。火车鸣笛了，他们又挤回去。这次车厢里松动了些，有人下了车，王建国把她让到靠窗的座位上，自己靠着椅背站着。
“你坐。”她说。
“不坐，俺站惯了。”他低头看她，“姐，你今年多大？”
“二十一。”
“俺十九。”他笑笑，“你看着比俺还小。”
夜里车厢熄了灯，只有过道尽头一盏昏黄的夜灯亮着。陈秀兰趴在桌上眯了一会儿，醒来发现王建国还站在旁边，一只胳膊撑着椅背，替她挡着过道里来回走动的人。窗外漆黑一片，偶尔有零星的灯火闪过，像是大地在眨眼睛。
“你不睡？”她小声问。
“不困。”他说，“你睡吧，俺看行李。”
她闭上眼，听见火车轮子碾过铁轨的“哐当哐当”声，规律得像心跳。她想起济南出租屋里那面掉皮的墙，想起缝纫机针断在手指里的疼，想起爹信上歪歪扭扭的字。眼泪从眼角滑下来，她赶紧擦了。
天亮的时候，火车进了山海关。王建国从包里掏出一张煎饼，卷了根大葱，递给她一半。她接过来咬了一口，煎饼硬邦邦的，嚼得腮帮子酸，可是很香。
“过了山海关就快了。”他说，“下午能到哈尔滨，你明天就到佳木斯了。”
她点点头，忽然问：“你在哈尔滨待多久？”
“干到开春吧。”他望着窗外，“明年……明年可能去北京。听说那边盖高楼，工钱高。”
“那你……”她顿了顿，“那你以后回山东吗？”
他想了想：“回。俺爹娘还在临沂呢。俺想挣了钱回去盖房子，娶媳妇。”
她低头咬煎饼，没说话。
下午火车到哈尔滨，王建国要下车了。他把帆布包甩到肩上，回头看了她一眼，从兜里掏出那个搪瓷缸，递过来：“姐，这个给你。路上喝水用。”
她愣住了：“不行，你的东西……”
“俺到工地有碗。”他把搪瓷缸塞到她手里，缸底还温着，“路上小心。”
他挤过人群，跳下车。她趴在车窗上往外看，看见他在站台上回头，冲她挥了挥手，蓝棉袄在人流里一闪，就不见了。
火车重新开动，她攥着那个搪瓷缸，缸底的红“鲁”字硌着掌心。她把脸贴在冰凉的玻璃上，看见哈尔滨站台渐渐远去，变成灰蒙蒙的一个点。
第二天傍晚，佳木斯到了。她爹在出站口等她，穿一件黑棉袄，头发白了一半。父女俩对视了一眼，谁都没说话。她跟着爹上了去林场的卡车，颠了一个多小时，到了一个叫“五营”的地方。林场宿舍是一排红砖平房，她爹住在最把头那间，屋里生着炉子，暖烘烘的。
那个男人第二天来的，三十多岁，脸上有疤，说话嗓门很大。他带了两瓶白酒、一条烟，在屋里坐了一个钟头，走的时候说：“过了初八办事，行不？”
她爹点头：“行。”
陈秀兰站在门口，看着那个男人的背影消失在雪地里。她低头看看手里的搪瓷缸，红“鲁”字像一滴血。她把缸子放在桌上，出去劈柴。斧头砍在木墩上，“咔嚓咔嚓”的声音把什么都盖住了。
腊月二十九，她去林场小卖部买盐，看见柜台上的收音机正播新闻，说什么“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她听不懂，买了一包盐往回走，路上遇见一群知青模样的年轻人，背着画板说说笑笑地走过。有个姑娘辫子很长，围巾是鲜红色的，在雪地里特别扎眼。
她看着他们走远，回到屋里，她爹在炕上卷旱烟。她坐下来，半天说了句：“爹，俺不想嫁。”
老头手一抖，烟丝撒了一炕。他沉默了很久，磕了磕烟袋锅：“不嫁……你咋办？”
“俺回济南。”她说，“俺能养活自己。”
“那人家那边……”
“俺去说。”她站起来，“俺自己去说。”
那天下午她找到那个男人的宿舍，站在门口，把话说清楚了。男人喝了酒，脸涨得通红，拍着桌子骂了几句，她没听清，转身走了。雪很大，落在她头发上、肩膀上，她踩着齐膝深的雪往回走，走得很慢。
除夕夜，她和爹包了一顿白菜饺子，就着咸菜疙瘩吃了。她爹喝了两盅白酒，脸红红的，忽然说：“兰，爹没本事，对不住你。”
她摇头：“爹，俺不怪你。”
正月初三，她坐上了回济南的火车。这次有座，靠窗，对面是一对年轻夫妻抱着孩子。她把搪瓷缸放在小桌上，灌了热水焐手。窗外雪原茫茫，偶尔有松树林闪过，黑绿黑绿的。
她靠在椅背上，想起王建国。不知道他在哈尔滨的工地上怎么样，天这么冷，盖楼该停工了吧。她摸了摸兜里那三百块钱，一分没动。到了济南，她想换个厂，或者去学裁缝，听说有人自己开店挣了钱。
火车“哐当哐当”地开着，她闭上眼，梦见春天来了，麦苗返青，沂河边的柳树发了芽。有人在河滩上放风筝，线断了，风筝飘到对岸去。她跑着去追，跑着跑着就醒了，脸颊上湿了一片。
窗外天黑了，搪瓷缸里的水凉了。她重新接了热水，缸底那个“鲁”字被水汽一蒸，红艳艳的。
很多年以后，陈秀兰坐在京沪高铁的一等座上，窗外是秋天，白杨树叶子金黄，一闪而过。她从济南上车，去北京看儿子。儿子清华博士毕业，在中关村上班，老说要接她去北京住，她总推说在济南待惯了。
邻座是个年轻人，正用一只搪瓷缸喝水。缸子很旧，白底蓝边，缸底隐约有个红字。她盯着看了好一会儿，年轻人察觉了，冲她笑笑：“阿姨，您喝水不？”
“你这缸子……”她声音有点颤，“哪儿来的？”
“我姥爷的。”年轻人说，“我姥爷是山东人，早年闯关东，这个缸子跟了他一辈子。后来传给我妈，我妈又给了我。”
“你姥爷……叫什么？”
“王建国。”年轻人说，“临沂的，您认识？”
窗外阳光正好，照在搪瓷缸上，那个红“鲁”字清清楚楚。陈秀兰看着那行字，半天没说话。车厢里响起到站广播，她站起来，从行李架上取下包，包里还装着那只同样刻着“鲁”字的搪瓷缸，她用红布包了三层，三十年没舍得用。
“阿姨？”年轻人站起来帮她拿包。
她摆摆手，走到车厢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年轻人正低头看手机，搪瓷缸放在小桌上，白气袅袅地升起来，像三十多年前那趟绿皮火车上一样。
车门开了，她走出去，北京秋天的风吹在脸上，又干又暖。她攥紧手里的包，心想，这世界真小，火车真快，从济南到北京，现在只要一个半小时了。
可她总觉得，那趟从济南开往佳木斯的绿皮车，还在晃晃悠悠地开着，穿过山海关，穿过茫茫雪原，穿过1988年的冬天。少年把半个烤地瓜递过来，说：“姐，吃吧，咱山东人不能让客饿着。”
她站在月台上，阳光打在身上，忽然就笑
了。
2
陈秀兰回到济南时，正月初七的鞭炮屑还红艳艳地铺在巷子口。她租的那间小屋在制锦市街一条窄巷深处，房东老太太看她拖着帆布包回来，站在院门口嗑瓜子：“哟，不是说回老家结婚不回来了？”
“没结成。”她把包往肩上一颠，“刘婶，房子还给我留着呢？”
“留着留着，谁知道你回不回来。”刘婶嗑出一片瓜子皮，“房租可不少你的，上个月还欠着呢。”
陈秀兰从兜里掏出二十块钱递过去，进了屋。屋子不大，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一个脸盆架，墙角堆着去年没带走的纸箱子。她放下包，坐在床沿上愣了一会儿，窗外有人炸带鱼，香味飘进来，勾得肚子咕咕叫。
她翻出煎饼，就着凉水啃了两口，脑子里盘算：服装厂初八开工，她走的时候没办离职，估计人家已经招了新工。那就得另找活干。济南这么大，她一个农村姑娘，除了踩缝纫机还会啥？
正想着，外面传来敲门声。她开门一看，是以前在厂里坐她旁边的李红，烫着一头小卷毛，抹了口红，手里拎着两袋豆浆：“秀兰！你真回来了！我听说你没嫁人，赶紧过来看看。”
李红是济南本地人，家在商埠区住筒子楼，爹妈都是工人，比陈秀兰条件好不少。她进屋把豆浆往桌上一放，上下打量陈秀兰：“瘦了。那男的不好？”
“不是好不好，是……”陈秀兰把搪瓷缸拿出来倒水，“是俺不想随便嫁。”
李红瞥见搪瓷缸底的红字，拿起来看了看：“鲁？你从哪儿淘换的这老物件？”
“路上一个人给的。”
“男的？”
陈秀兰没接话，把缸子收进柜子里。李红也不追问，一拍大腿：“对了，我跟你说个事。我表姐在人民商场旁边开了个裁缝铺，正缺人手，你手艺比我强多了，去不去？一个月六十，管中午饭。”
六十块，比服装厂多了十二。陈秀兰眼睛一亮：“去。”
第二天一早她就跟着李红去了裁缝铺。铺子在纬四路，门脸不大，挂着一块白底红字的招牌——“红梅裁缝”。老板李红梅三十出头，是个利索女人，头发盘得一丝不苟，嘴里叼着软尺，正在给一个老太太量裤长。
“来了？”她扫了陈秀兰一眼，“会锁边不？”
“会。”
“上袖子呢？”
“也成。”
李红梅把软尺从脖子上摘下来：“那行，先干着试试。红，你回去上班吧，中午过来吃饭。”
李红摆摆手走了。陈秀兰换上围裙，坐到缝纫机前。机器是老式的“飞人”牌，踩起来“哒哒哒”响，跟服装厂那些电动的不一样，但她上手很快。一上午改了三条裤子、缝了两件衬衣的扣子，还帮一个赶着相亲的姑娘改了条裙子的腰身，改完姑娘往镜子前一站，腰细了一圈，高兴得多给了两块钱。
李红梅看在眼里，中午吃饭时给她夹了块红烧肉：“手艺不孬。以后每月多给你五块奖金。”
陈秀兰扒着米饭，觉得心里踏实了。窗外纬四路上人来人往，有蹬三轮的、有推着自行车卖糖葫芦的、有穿着呢子大衣骑摩托的。济南的春天来得早，路边的杨树冒了嫩芽，黄黄绿绿地糊了人一眼。
日子就这么过下去。每天早八晚六，裁缝铺里开着收音机听评书，有时候是《杨家将》，有时候是《三国演义》。来改衣服的顾客三教九流，有机关干部、有商店售货员、有附近学校的学生。陈秀兰话不多，但记性好，哪个顾客腰围多少、肩宽多少，来过一次就记住，下回来不用再量。
有天下雨，铺里没客人，李红梅趴在桌上打盹。陈秀兰拿块碎布头练绣花，绣着绣着走了神，针扎了手指，血珠子冒出来。她含住手指，看着窗外的雨线，忽然想起那个搪瓷缸还在柜子里，想起那个叫王建国的少年，不知道他在哈尔滨的工地上怎么样了。
她摇摇头，把这些念头甩出去。人家跟她萍水相逢，半个地瓜的交情，想这些干什么。
三月底的一天，李红梅拿给她一张报纸，指着中缝里的一则广告：“你看这个，省纺织厅办了个服装裁剪培训班，三个月一期，学完发证书。你要是想去，我出学费，学完回来给我干。”
陈秀兰把报纸看了两遍，培训费一百二十块，在共青团路那边上课，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她有点犹豫：“俺白天干活，晚上去上课，怕耽误铺里的事。”
“耽误什么？你那手艺我信得过。”李红梅摆摆手，“再说了，我出钱让你去学，是让你学回来教我的。我这铺子不能老改裤脚，得朝前看。”
陈秀兰心里一动。她想起在佳木斯林场遇见的那几个知青，背着画板，意气风发的样子。她想起爹在炕上卷旱烟的手，指节粗大，全是裂口。
“成。俺去。”
培训班开课那天是四月一号，她差点以为是愚人节玩笑。教室里坐了三十多个人，有男有女，最年轻的十六七，最大的看着有四十。老师是个上海来的老裁缝，姓张，头发梳得油光水滑，在黑板上画人体结构图，讲服装比例、讲省道转移、讲面料识别。
陈秀兰听得入迷。她这才知道，原来一件衣服不只是两块布缝在一起，有领型、袖型、腰线、下摆，每一种变化都能让人看起来不一样。她在本子上记了密密麻麻的笔记，回到家还在床上比划，拿报纸剪小人穿衣裳。
有天晚上下课，天已经全黑了，共青团路的梧桐树在路灯下投出大片阴影。她推着自行车往住的方向走，路过一个工地围挡，看见几个工人蹲在路边吃面。其中一个人抬起头，脸上沾着灰，年纪不大，眼神有点熟。
她愣了一下，脚步慢了。
那人也愣了一下，筷子停在半空，忽然笑了：“姐？”
陈秀兰站住了。王建国蹲在马路牙子上，端着一碗热汤面，身上穿着印着“济南一建”的蓝工装，脸上黑一道白一道，笑得眼睛弯弯的：“你怎么在这儿？”
“俺……俺在这边上夜校。”她听见自己的声音有点发飘，“你不是在哈尔滨吗？”
“干完了，开春就回来了。”他把面碗放下，站起来，比去年好像又高了一点，“俺跟着工程队来济南，在共青团路这儿盖百货大楼。你呢？你……你没去佳木斯？”
“去了。”她低头看了看车把，“又回来了。”
沉默了一小会儿。路灯底下飞着几只蛾子，扑棱棱地撞灯罩。王建国挠挠后脑勺：“那个……你吃饭了吗？前头有家馄饨摊，俺请你。”
陈秀兰推着自行车，跟他并排走。春天晚上的风还有点凉，裹着槐花的甜气。馄饨摊在巷子口，支着一口大锅，热气腾腾地翻滚着。老板认得王建国，招呼一声：“小王，带对象来了？”
王建国脸一下子红了：“别瞎说，这是俺姐。”
老板嘿嘿笑，下了两碗馄饨，多加了一把虾皮。陈秀兰坐下来，用勺子搅着碗里的馄饨，浮浮沉沉的，像心里那点说不清的东西。
“你咋跑济南来了？”她问。
“俺说过啊，想去北京。”他低头吃馄饨，呼噜呼噜的，“不过先得在济南攒攒经验。盖百货大楼呢，十二层，济南最高的楼。俺跟着学绑钢筋，以后出去好找活。”
“你爹娘……”她顿了顿，“你爹娘知道你回来了？”
“知道。”他咧嘴笑，“俺给家里寄了信，还寄了五十块钱。俺爹回信骂俺乱花钱，说家里不缺。”
陈秀兰看着他，觉得他和去年在火车上那个少年不太一样了，好像长了点胡子，下巴青乎乎的，说话也更像个大人。可吃馄饨的样子还是那样，呼噜呼噜的，烫得直吸气也不肯慢一点。
吃完馄饨，他抢着付了钱。两人站在巷口，她推着车，他搓了搓手：“姐，你住哪儿？俺送你。”
“不用，就前面。”她指了个方向，“你明天还在这儿干活？”
“嗯，百货大楼，能干到年底。”他说着，忽然从兜里掏出个东西递过来，“这个给你。”
是那个搪瓷缸。她愣住了：“俺有一个了……”
“俺又买了一个。”他把搪瓷缸塞到她手里，“两个正好一对儿。那个有‘鲁’字的你留着，这个新的你用。”
她低头一看，缸底干干净净，没有字。抬头想说谢谢，他已经跑远了，蓝工装的背影在路灯下一晃，拐进工地围挡后面去了。
她攥着搪瓷缸，站了一会儿。春天的风吹过来，把梧桐树上的毛絮吹得漫天飞舞，像下了一场温柔的雪。
培训班的课到六月底结束。陈秀兰考了第一名，张老师特意夸她：“有灵气，可以做打版师。”她把证书拿回裁缝铺，李红梅看了啧啧称叹，当天就给她涨了工资。
七月初，济南热得像蒸笼。百货大楼工地的进度也快，远远就能看见脚手架越搭越高。陈秀兰中午买饭的时候，有时候特意绕到共青团路，远远看一眼工地。工人们在高高的架子上像蚂蚁一样移动，她分不清哪个是王建国，但知道他在上面。
有次她真碰见他了，在工地门口的小卖部买汽水。他晒黑了不少，戴着安全帽，满头汗。“姐！”他老远就喊，“你下课了？”
“俺中午休息。”她递过去一块手帕，“擦擦汗。”
他接过来胡乱抹了一把脸，手帕上全是灰。他不好意思地笑：“脏了，俺洗了还你。”
“不用还。”她说，“你小心点，那么高。”
“没事，俺系着安全绳呢。”他拧开汽水瓶，“咕咚咕咚”灌了半瓶，“对了姐，你啥时候有空？俺休班的时候，想请你看电影。”
她心跳漏了半拍，低下头：“看啥电影？”
“《红高粱》。”他说，“最近可火了，俺听工友说的。”
她想了想，点点头：“行。下周三俺休班。”
周三那天下午，她对着镜子换了好几身衣裳。最后穿了件白衬衫、藏蓝裙子，这是她自己做的，领口绣了一小串茉莉花。李红梅在旁边偷笑：“见谁去？这么隆重。”
“没谁。”她把头发重新扎了一遍。
人民商场对面的电影院门口，王建国比她先到，换了件干净的格子衬衫，头发也洗过了，软塌塌地搭在额头上。他看见她走过来，耳朵尖泛了红，手里攥着两张票：“走吧，快开场了。”
电影院里黑漆漆的，坐了没多少人。银幕上巩俐演的九儿骑在驴上，颠颠地走过高粱地。她看得入神，旁边王建国却坐得笔直，手心都是汗。放到姜文在高粱地里喊“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时，他忽然小声说：“姐……俺能拉你的手不？”
她的脸烧起来，但没抽回去。他的手很热，指头粗粗的，全是茧子，握着她的时候小心翼翼的，像握着一只容易碎的碗。
散场出来，天已经黄昏了。夕阳把百货大楼的脚手架染成金色，街上到处是人，骑着自行车的、抱着孩子的、拎着菜篮子的。他们在泉城路慢慢走着，手还牵着，出了一层薄薄的汗，谁也没松开。
“俺明年春天去北京。”他忽然说。
她心里“咯噔”一下。
“俺想先去趟临沂，看看俺爹娘，然后从临沂坐火车去北京。”他侧过头看她，“姐……你跟俺一起去不？”
她看着他。夕阳照在他脸上，把那些细小的绒毛都镀成了金色。他的眼睛还是那么亮，跟去年冬天在绿皮车上递给她地瓜时一样。
“俺在济南……”她艰难地说，“裁缝铺干得好好的……”
“那俺不去北京了。”他说得很快，“俺在济南找活干，也行。”
“不行。”她脱口而出，“你想去北京，你得去。”
他低下头，踢了一脚路边的小石子。
她攥紧他的手：“你给俺留个地址。等俺……等俺想好了，俺去找你。”
他抬起头，笑了：“真的？”
她点点头。
那天晚上回到出租屋，她把两个搪瓷缸摆在桌上，一个有“鲁”字，一个没有。月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白底蓝边上，温温柔柔的。她伸手摸了摸那个有字的，想起火车上他说的那句“咱山东人不能让客饿着”。
窗外有人拉二胡，拉的是《沂蒙山小调》，断断续续的，在夏天的夜里飘出去很远。
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在算账：去北京的路费，到了那边住哪儿，能不能找到裁缝的活干。越想越睡不着，索性起来把存钱的小铁盒打开，数了数，攒了一百六十多块。加上下个月工资，差不多够。
可她还怕。怕北京那么大，怕人生地不熟，怕去了找不到活，怕给他添麻烦。她在济南好不容易安定下来，铺子干得顺手，李红梅待她也好。走，还是不走？
窗外月亮移到了西边，二胡声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她抱着膝盖坐在床上，看着桌上那两个搪瓷缸，月光照着它们，像一对安静的士兵。
天亮的时候她做了个决定。先不说走的事，再干半年，多攒点钱。王建国去北京，她就把地址收好了，等钱攒够了，等心里不害怕了，她就去。
李红梅进铺子的时候看见她在笑，问她笑什么。她摇头，踩起缝纫机，“哒哒哒”的声音响起来，盖过了窗外街上早起的人声车声。
秋天的时候，百货大楼封顶了。王建国来找她，说工程队要撤了，他先回临沂，过完年去北京。两人在老地方吃了碗馄饨，他塞给她一张纸条：“俺堂哥在北京干装修，这是他的地址。你到了打这个电话，他接你。”
她把纸条折好，放进内衣口袋里，跟那三百块钱放在一起。
“姐，俺等你。”他说。
她看着他的眼睛，点了点头。
那碗馄饨她吃得很慢，一颗一颗地数着，热汤浮在碗里，映出路灯昏黄的光。吃到最后，汤凉了，她一口喝干净，把碗轻轻放下。
“去吧。”她说，“俺会去的。”
他在火车站广场上冲她挥手，蓝棉袄换成了灰夹克，背着那个帆布包，跟两年前在哈尔滨站台上一样。她站在围栏外面，看着他进了检票口，人影在人群里一闪，不见了。
这一次她没哭。
3
那一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十一月中旬就下了场大雪，济南的梧桐叶子还没落净，就被雪压断了枝，噼里啪啦掉了一地。
陈秀兰在裁缝铺里忙得脚不沾地，天冷了改棉袄的人多，还有赶着过年结婚的新人来定做嫁衣。李红梅接了个大单，是商埠区一户人家的女儿出嫁，要做一身大红缎面的旗袍、一件双面呢的斗篷，工钱给得高，但工期紧。
“秀兰，这件旗袍你来做。”李红梅把布料铺在桌上，墨绿的缎子滑溜溜的，灯光下一闪一闪，“你学的那些本事，该用上了。”
陈秀兰拿着皮尺在布料上比划，脑子飞快地转：立领、包肩袖、腰身收省、下摆开衩，张老师课上讲过的内容一点一点从笔记上跳出来，活了一样。她趴在桌上画了整整一上午的版，铅笔划在牛皮纸上“沙沙”响，比当年上学念书还认真。
那半个月她几乎没有休息。白天在铺子里干，晚上回到家也不闲着，点着煤油灯继续缝盘扣。那件旗袍她做了十二对盘扣，蝴蝶形的，每一颗都是拿碎缎子搓成细条，编了小半夜才编出来。手指头勒出红痕，她往嘴上哈口热气搓一搓，接着编。
交货那天，那户人家来了三个女眷看衣裳。旗袍穿上身的一瞬间，准新娘在镜子前面愣住了，回头问她娘：“娘，这是俺吗？”
她娘抹了抹眼角：“是你是你，好看得很。”
陈秀兰站在旁边，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嘴角压都压不下去。李红梅在旁边捅她胳膊：“行啊秀兰，这回你可出名了。”
果然没几天，铺子里又来了好几单定做的生意。有做西装的、有做大衣的，还有人专门带着香港杂志上的照片来问能不能仿。陈秀兰一张一张看那些照片，觉得那些款式也不是多难，关键是比例和面料。她把杂志上喜欢的款都描下来，攒了厚厚一叠。
腊月里的一天，她去人民商场买线，路过卖电视机的柜台，一群人在围着看新闻。她挤进去瞄了一眼，电视上在放北京的建筑工地，高高的塔吊、密密麻麻的脚手架，记者说那是“亚运村”工程，为明年秋天办亚运会盖的。
她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忽然想到了什么，心跳快了两拍。
那天晚上回到出租屋，她拿出那张写地址的纸条，展开又折上，折上又展开。纸条边角已经卷了毛，但她一直贴身放着，字迹清清楚楚：“北京海淀区五道口，王建国转王刚收。”
她想了想，在桌边坐下来，铺开一张信纸。笔尖悬在纸面半天，落下去又提起来。她不知道写什么，问他在北京过得好不好？冷不冷？活累不累？还是写自己在济南做了旗袍，手艺越来越好了？
最后她只写了一句话：“俺很好。你好好干。春天见。”
信封上写的地址是临沂王建国家，让他爹转寄。她贴上八分钱的邮票，第二天路过邮筒时丢了进去。绿皮邮筒在雪地里站着，像一棵铁铸的树。
信寄出去就没回音了。她每天路过邮筒都多看两眼，但心里也不急，知道乡村寄信慢，过年又忙，兴许压在什么地方了。
除夕那天，李红梅喊她去家里吃年夜饭。李红梅家在商埠区筒子楼，楼道里飘着各家各户的油烟味，炒菜的、炖肉的、炸丸子的，混在一起就是年味。李红梅她妈炒了一桌子菜，拉着陈秀兰的手：“闺女，你一个人在济南，以后过年都上俺家来。”
陈秀兰端着饺子碗，热气扑在脸上，心里热乎乎的。她想起佳木斯那个除夕，和爹两个人包的白菜饺子，木头桌子上点着一根蜡烛。她爹喝了酒，红着脸说“爹没本事”。
今年她爹在哪儿过呢？林场宿舍该还是那个红砖平房吧，不知道他一个人包的饺子，够不够吃。
春节过后初五，铺子开门。陈秀兰早到了半小时，把屋里屋外打扫一遍，正擦柜台玻璃，外面有人敲窗。她抬头一看，愣了。
李红站在窗外，穿一件鹅黄色的羽绒服，脸冻得红扑扑的，冲她喊：“秀兰！邮递员把信送到我家去了，我替你收了！”
她手里举着一个信封，牛皮纸的，皱巴巴的，上面写着“陈秀兰收”四个字，字迹歪歪扭扭的，但很用力。
陈秀兰赶紧打开门。李红把信递给她，挤眉弄眼：“谁写的？看把你急的。”
她攥着信封没拆，等李红走了才坐下来，用剪子细细地剪开封口。里面两张纸，一张是信，另一张是张照片。
照片上是王建国，穿着红背心，站在一个工地门口，身后是刚盖了一半的高楼。他晒得更黑了，咧嘴笑，胳膊上肌肉鼓鼓的，看起来比在济南时壮了一圈。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小字：“北京，五道口，1990年1月。”
她看了一会儿照片，才打开信。信上的字还是那个歪歪扭扭的样子，但比两年前整齐了些：
“姐，俺到北京了。这边大得很，比济南大多了。俺跟堂哥干装修，在五道口这边给新楼铺瓷砖，活不累，工钱一天八块。食堂有大馒头，管饱。
临沂的信俺收到了，俺娘念给俺听的，俺在旁边听着，高兴了一晚上。春天快到了，你啥时候来？来了俺去车站接你。
对了，俺买了个棉帽子，带耳朵那种，北京冬天风大，耳朵冻得疼。你说俺戴着好看不？照片上没戴，下次照一张给你看。
姐，俺等你。”
她看完信，把照片贴在胸口，站了一会儿。窗外雪化了，顺着屋檐滴答滴答地淌水，路面的积雪被行人踩得黑乎乎的，但阳光照在上面，亮晶晶的。
那天晚上她回到家，把小铁盒又打开数了一遍。攒了三百二十块，加上柜子里那两件存着的呢子大衣料子——她本来打算给自己做的——如果卖了，还能多五十。
她坐在桌前，铺开一张新的信纸，想了想，写了回信。
“俺四月去。北京站，你接俺。别迟到。”
短短几行，她反复看了几遍，折好塞进信封。第二天下班她去邮局寄了挂号信，多贴了两毛钱的邮票，怕丢了。
寄完信回来，天上又飘起小雪。她站在邮局门口抬头看，雪花落在脸上，凉丝丝的。街上有小孩在放炮仗，“啪”的一声脆响，吓了她一跳，然后笑起来。
三月过得飞快。她把铺子里的活安排得妥妥当当，跟李红梅说了要走的事。李红梅先是骂她没良心，骂完了又红着眼眶给她塞了一百块钱：“拿着，别推。到了北京要是不行，再回来，铺子永远有你的位置。”
她没推，把钱收好，抱了抱李红梅。
四月初，济南的桃花开了，满城粉嘟嘟的。她把行李收拾好，还是那个帆布包，两件换洗衣裳、一包煎饼、一罐咸菜，三百二十块，加上李红梅给的一百。两个搪瓷缸她都带着，用布包了塞在包最底下。
临走那天早上，她去巷口的早点摊吃了一碗豆腐脑、两根油条。摊主老大爷认得她：“姑娘，出远门啊？”
“嗯，去北京。”
“北京好啊，大城市。”老大爷往她碗里多舀了一勺卤，“去了好好干。”
她点点头，把豆腐脑吃得干干净净。结了账，拎起包往公交站走。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看这条住了两年的巷子，墙根底下还堆着没化的残雪，一只花猫蹲在墙头上舔爪子。她看了几秒钟，转回头，大步走了。
火车是上午十点的，绿皮车，济南始发，终点北京。她买到一张靠窗的座，对面是一对老夫妻，男的戴着灰鸭舌帽，女的挎着个蓝布兜子，里头装着鸡蛋和苹果。老两口是去北京看儿子的，一路上絮絮叨叨地说，儿子在机关单位上班，分了房子，让他们过去住一阵。
陈秀兰听着，看着窗外。四月的华北平原铺满了返青的麦子，绿油油的，一望无际。偶尔闪过一片桃林，花正开得旺，粉红色的云一样浮在大地上。
她摸了摸包里的搪瓷缸，硬硬地硌着手。
火车下午三点到了北京站。她拎着包从出站口走出来，满眼都是人，比济南火车站大十倍都不止。广场上举着各种牌子接站的，有喊“同志”、有喊“师傅”、有喊“大哥大姐”的，嘈杂得像开了锅。
她站在出站口旁边的柱子下面，踮着脚四处张望。人太多了，她看了半天也没找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心一点点往下沉，手攥着包带子攥出了汗。
忽然有人从背后拍了她肩膀一下。
她猛地回头。
王建国站在她身后，穿着件深蓝色的棉夹克，头上戴着一顶带耳朵的棉帽子，耳朵那两块耷拉下来，像只大狗。他比照片上又高了一些，下巴上有了胡茬，脸膛黑红黑红的，眼睛还是那么亮。
他咧嘴笑了，露出白牙：“姐，俺没迟到吧？”
陈秀兰看着他，想说什么，鼻子先酸了。她使劲憋着，又憋不住，嘴角往下撇了一下，眼泪“唰”就下来了。
王建国慌了：“咋了咋了，俺来晚了？你别哭啊……”
她抬手抹了把脸，摇摇头，笑了：“没晚。走吧。”
他伸手接过她的帆布包，掂了掂：“这么轻？够不够用？俺给你买了被褥，就在宿舍放着呢。”
“你有宿舍？”
“有，堂哥给找的，五道口那边一个四合院，住好几个人呢，都是老乡。”他走在前头，回过头冲她笑，“你住女工那边，俺跟房东说好了。”
她跟在他后面，穿过北京站广场的人山人海，坐上公交车。车上挤，他挡在她前面，一只手撑着车顶横杆，把她圈在角落里。他身上的味道有洗衣粉的、有汗的、还有一股子水泥的涩气。
公交车晃晃悠悠地开，路过了长安街、天安门、西单，她看着窗外的高楼大厦，眼睛都不够使。王建国在旁边给她指：“那个是电报大楼，那个是民族饭店，那边那个大的是北京饭店……”
她听着，觉得像做梦。两年前的这个时候，她还在佳木斯的雪地里走，踩着齐膝深的雪，去跟一个陌生人说退婚。那时候她连济南都没敢想能待住，现在居然到了北京。
公交车拐进一条窄街，两边都是老旧的胡同，灰墙灰瓦，槐树枝桠伸出来搭在电线上面。他们在“五道口”站下了车，拐进一条叫“煤渣胡同”的小巷，走到尽头一个大杂院，院门口种着一棵老槐树，正冒新芽。
“到了。”他推开院门，里面是个不大的院子，晾着衣服、堆着蜂窝煤，几只母鸡在墙角刨食。
她站在院子中间，抬头看了看这方四角的天空，北京四月的天蓝得透明，一朵云都没有。
王建国站在屋门口冲她招手：“姐，进来看看。”
她拎着包走进去，屋里不大，但干净，一张木板床，床上铺着新买的被褥，蓝白格子的床单，枕头上还放着一小把野花，黄的白的紫的，插在个玻璃瓶里。
“院里的花，俺摘的。”他挠了挠后脑勺，“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陈秀兰站在床边，伸手碰了碰那些野花。花瓣薄薄的，凉凉的，还带着春天的潮气。
“喜欢。”她说。
她转过身，从包里掏出那两个搪瓷缸，一个有“鲁”字，一个没有，并排放在窗台上。四月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瓷面上，亮亮的两团圆光，挨在一起，像一对挨着头说话的少年。
“以后咱们就在北京了？”她问。
“嗯，在北京了。”他说。
院里有小孩在跑，咯咯笑着，把鸡撵得满院扑腾。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带着槐树芽的清苦气。远处有人拉二胡，还是《沂蒙山小调》，断断续续的，被春风吹得飘飘忽忽，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
陈秀兰把帆布包放在床尾，走到窗台前，把两个搪瓷缸又摆正了些。一个有字，一个没字，缸口对缸口，像两个碰杯的人。
“晚上吃什么？”她问。
“俺请你去吃烤鸭。”王建国说，“全聚德的，贵是贵了点，但头一顿，得吃好的。”
她看着他，笑起来：“那走吧。”
他站在门口等她，春天的光从他背后照进来，把他整个人镶了一圈金边。她走过去，两人并排出了院子，老槐树的叶子沙沙响，像在鼓掌。
北京城那么大，胡同那么深，他们走在里面，小小的两个影子，贴在灰墙上，被太阳拉得老长。
4
北京的日子和济南不一样。济南像一锅文火慢炖的粥，咕嘟咕嘟冒着泡，日子一天天过，差不多的温度，差不多的味道。北京则是一锅滚水，扑腾扑腾往外溅，什么都快，什么都大，什么都新鲜得让人来不及眨眼。
煤渣胡同的大杂院里住了六户人家，五户是山东来的，一户是河北的，房东老太太姓赵，快七十了，耳朵背，说话靠喊。她收留王建国这群山东老乡住南屋和西屋，每人每月房租十五块，水电另算。女工那边的屋子在东厢，住了三个姑娘，都是在附近饭店打工的。
陈秀兰住进去的第一天晚上，隔壁那俩姑娘就来串门了。一个叫小芳，临沂的，在五道口百货商场卖化妆品，烫着满头小卷，喷了香水，一进屋就把陈秀兰熏得打了个喷嚏。另一个叫春妮，菏泽的，在胡同口的饺子馆包饺子，手上总有股葱姜味。
“你就是建国哥说的那个姐？”小芳上下打量她，“长得真俊。你俩啥时候结婚？”
陈秀兰脸一热：“俺俩……还没定呢。”
“还没定？建国哥一天到晚念叨你，盖楼那会儿就跟我们说了，说要等他姐来北京。”春妮咯咯笑，“我们都当你是他对象。”
陈秀兰把搪瓷缸拿出来倒水给她们喝，没接话。小芳眼尖，看见两个缸子并排放着：“哟，还有一对儿呢。一个印字的，一个没字的，你俩一人一个？”
“嗯。”她把水递过去，岔开话题，“你们在北京干多久了？”
“俺来了两年了。”小芳说，“春妮更长，三年了吧。”
“三年。”春妮掰着手指头算了算，“跟俺表姐来的，后来表姐回老家嫁人了，俺没走，舍不得。”
“舍不得啥？”
“舍不得这儿的劲儿。”春妮想了想，“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北京有奔头。你在老家，一眼看到头，在这儿，明天什么样谁也不知道，但总觉得能变好。”
陈秀兰点了点头。她喜欢这句话。
第二天一早，王建国来敲门，带她去附近转悠找工作。五道口这一片热闹得很，街上有卖早点的摊子，豆浆油条豆腐脑，还有山东煎饼——摊主还真就是临沂来的，听见王建国跟陈秀兰说家乡话，多给了她一棵葱。
“你想找啥样的活？”王建国边走边问，“还是裁缝？”
“裁缝最好。”她说，“俺别的也不会。”
“俺给你打听了，前面成府路上有个裁缝铺，是个老师傅开的，前阵子说想找帮手。咱去看看？”
裁缝铺在成府路中段，门脸很窄，夹在早点铺和修车铺中间，一块木牌上写着“周记服装”，字迹被风雨吹得模糊了。推门进去，里面光线暗淡，到处堆着布头和纸样，一台缝纫机靠在墙角，旁边坐着个老头，戴着老花镜正在改一条裤子。
“周师傅？”王建国喊了一声。
老头抬起头，镜片后面一双浑浊的眼睛打量了他们几眼：“找谁？”
“听人说您这缺帮手，俺姐是裁缝，干了好几年了。”王建国把陈秀兰往前推了半步。
周师傅摘了眼镜，上下看了看陈秀兰：“会锁边不？”
“会。”
“会做中山装不？”
“会。”
“西裤呢？”
“也行。”陈秀兰走到缝纫机前看了看，是台老式的“蝴蝶”牌，跟济南那台差不多，“您让俺上上手？”
周师傅把手里那条裤子递给她。是一条西裤的裤脚，线散了，要重新锁边。陈秀兰坐下来，踩了两脚机器，试了试走线，三两下就锁好了，密、匀、齐，线头收得干干净净。
周师傅拿起来翻来覆去看了两遍，又摸了摸线迹，点了点头：“行，留下试试。一个月七十，管中午饭，干得好再加。”
陈秀兰心里一喜。七十块，比济南还多十块。
从裁缝铺出来，王建国走在她旁边，步子比来时轻快了许多：“俺就说你行吧！你可是考过第一的。”
“你咋知道俺考第一？”
“你信里写的啊。”他理所当然地说，“你写的每句话俺都记得。”
她低下头，看着脚下的青砖路缝里钻出来一小丛草芽，绿茸茸的，被四月的风一吹，颤颤地抖。
日子就这么安顿下来了。她每天早上去周记服装上班，傍晚收工，有时候王建国下班早就来接她，两人去胡同口的饺子馆吃二两饺子，或者去五道口商场门前的夜市逛一圈。夜市上啥都有，卖衣服的、卖旧书的、卖磁带和唱片机的，还有好几个推着小车卖烤地瓜的。每次看到烤地瓜的小车，王建国都要买一个，掰成两半，大的那半给她：“姐，吃吧。”
有天收工早，天气也好，两人去了一趟颐和园。佛香阁在太阳底下金碧辉煌的，昆明湖的水波光粼粼，像撒了一层碎银子。他们沿着湖边走，柳条拂在脸上，软软的。
“等以后挣了钱，俺带你去爬长城。”王建国说，“听说八达岭那边的长城老长了，爬上去能看见北京城。”
“那你得好好干。”她说。
“俺好好干着呢。”他指了指远处，“你看那边，那片楼，就是俺们贴的瓷砖。每一块都是俺亲手糊上去的。”
她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一片灰白色的楼群矗立在远处的天际线上，密密麻麻的窗户在夕阳里反着光。她想象他在高处的脚手架上，腰里系着安全绳，把一块一块的瓷砖抹上水泥，按在墙上，对齐、压实，重复一千遍一万遍。
“累不累？”她问。
“累。”他说实话，“可想着收工能见到你，就不累了。”
她抿着嘴笑了，没说话，伸手在柳条上揪了一小片叶子，放在手心里看了半天。
五月的时候，天热起来。周记服装的生意也热起来，换季了，改夏装的人多。周师傅年纪大了，眼睛越来越花，很多细活都交给陈秀兰干。有一天来了一位女顾客，穿着打扮很时髦，烫了满头的卷，手里拎着个提包，进来看了一圈，从提包里掏出一件连衣裙：“师傅，您看看，能仿不？”
陈秀兰接过来一看，裙子是丝绸的，收腰大摆，领口开了个深V，背后有一排盘扣，做工很精致。她翻来覆去看了半天，又摸了摸料子：“料子不好找，丝绸咱没有，但用仿真丝能做出来，效果差不多。”
“做一件多少钱？”
陈秀兰想了想：“料子加手工，四十。”
“做两件。”女顾客干脆利落，“一件白的、一件鹅黄的，我下周来取。”
女顾客走后，周师傅凑过来看那条裙子，嘬了嘬牙花子：“这个领口……开得有点大吧？有人穿？”
“您瞧好吧。”陈秀兰已经铺开纸开始画版了。
那一周她天天加班。仿真丝料子滑，不好裁，她用重物压着纸样，一点一点剪。深V领的弧度反复调了三遍才满意，背后那排盘扣她改了个花样，编了比蝴蝶扣更复杂的“梅花扣”，圆滚滚的扣子缀在背后，像一朵朵小花。裙子做好了挂起来，熨斗烫过，丝料子垂垂的，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
女顾客来取的时候试了试，白色的那件上身效果特别好，领口开得恰到好处，显得脖子又细又长。她照着镜子转了又转，回头冲陈秀兰竖了个大拇指：“师傅，您手艺绝了。留个地址，以后我还找您。”
那天下午裁缝铺里难得清闲，周师傅泡了杯茶，给陈秀兰也倒了一杯。老头端着茶杯，慢悠悠地说：“小陈啊，你手艺比我还好，早晚要自己单干的。”
“周师傅，您别赶俺走。”
“不是赶你走。”周师傅摆摆手，“我是说，你有这个本事，别埋没了。要是有机会，自己开个店，比给人打工强。”
陈秀兰端着茶杯，看着窗外成府路上人来人往，心里有什么东西被这句话拨了一下。她自己开店？在北京？她一个从山东农村出来的姑娘，在济南站住脚才几年，现在又要在北京开店？
可她心里又有个声音说：怎么不行？不试怎么知道不行？
夏天来的时候，大杂院里热闹起来。晚上大家搬了竹椅在院子里乘凉，摇着蒲扇聊天，赵老太太把收音机搬出来放京剧，咿咿呀呀的唱腔伴着蝉鸣，在煤渣胡同的夜里飘来荡去。
王建国干了一天的活回来，冲了凉水澡，换了件背心坐在陈秀兰旁边。他刚洗完的头发还滴着水，身上有股清凉的肥皂味。院子里蚊子多，他手里拿着把蒲扇，有一搭没一搭地帮她赶蚊子。
小芳在旁边嗑瓜子：“建国哥，你俩到底什么时候办事啊？我们都等着喝喜酒呢。”
春妮附和：“就是就是，正月里就说要等姐来，姐来了三个月了，你怎么还不提亲？”
王建国的脸腾的红了，从脖子根红到耳朵尖。他支支吾吾：“俺……俺……”
“急什么。”陈秀兰接话，语气平平淡淡的，“房子还没定呢，日子还没稳呢，等安顿妥当了再说。”
王建国转过头看她，眼睛里有点紧张，又有点期盼。她没看他，低头摇着蒲扇，嘴角却弯了弯。
那晚散了之后，他送她到东厢门口。月亮挺圆的，照得院子里亮堂堂的，老槐树的影子印在地上，像一张细细密密的网。
“姐。”他喊住她。
她回头。
“俺今年年底能攒够一千块钱。”他说，“明年……明年俺想租个大点的房子，有厨房有厕所的，然后……”
他咽了口唾沫，没把“然后”后面的话说出来，但从他亮晶晶的眼睛里，她什么都看见了。
她站在月影里，点了点头：“行。俺等着。”
他咧开嘴笑了，笑得跟四年前在绿皮车上递地瓜给她时一模一样，半点没变。
她推门进屋，把那两个搪瓷缸端起来看了看，月光照在上面，红“鲁”字模模糊糊的，像浸在一汪水里。她伸手碰了碰那个字，指腹摩挲着那一点温度，把两个缸子并排放好，才上床睡觉。
窗外蝉鸣如沸，北京的夏天，热得人心里也咕嘟咕嘟冒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