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89年，算是赶上了八零世代的末班车，很多年后，人们常说从懂事这方面考量，现在的年轻人是黄鼠狼抱老鼠——一窝不如一窝。抛开这点不谈，身为八零后并不是什么值得欢欣鼓舞的事，由于小学一年级时我留了一级，我身边的同学大多是九零后，而我常常被他们调侃为”有代沟的人”。

　　我第一个喜欢的女孩就是九零后，在我情窦初开的年纪，我曾无可救药的爱过她。在十七岁的花样年华里，我们彼此深信会拥有对方所有成年后的人生，从未曾考虑那是不是爱情本来的样子，几乎是本能的将另一个人放在心里最特别的位置，像生物课本里介绍的卵子一样，接受了一颗精子，就会将余者拒之门外。

　　初恋之所以存在的特殊意义，大概就是在你回忆青春时有了疼痛的资本。

　　我们在本市同一所重点高中的励志班读书，所谓的励志班，就是指在这个班读书的人进这所学校的敲门砖不是考分而是钞票，但凡低于录取线以下都要交一笔令人费解的费用，依据你的考分判定钱多钱少的问题。

　　在学校里就被分为三五九等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但是仔细一想，花费一点金钱弥补自己在成绩上的欠缺也并非不能接受，况且于明眼人看来，那显然是比近代历史课更具教育意义的，“落后就要挨打”放在哪个时代都是适用的，以至于我的几个知耻而后勇的同学在课桌上贴上“米芾学书”的典故来激励自己。

　　那是个有着圆圆小小的脸的女孩，一笑起来便会露出标志性的可爱虎牙，心思绝对细腻而敏感，但凡碰见飘零的枯叶或凋谢的残红便会无端生出一番物哀之感。每当萧索的秋日傍晚来临，她便拉着我一同来到学校的操场散步，我们穿着校服沐浴在如血的夕照里，秋风渐起，满树金黄的银杏落英缤纷，在风中摇晃的如被肢解一般。此时，我会陪着她拾一把枯黄的叶，学着她小心翼翼的夹在书本里。

　　“树叶虽然死了，但是可以赋予它另一种生命哦”。她一本正经的对我说。

　　“就是做成标本嘛，人人都会呀”。我有些不以为然。

　　她摇摇头，“不止如此，在彼此思念对方的时候把想说的话写在上面，这样，叶子就有了生命。”

　　“可以说出来为什么要写上去？”

　　“可是……”她红着脸有些着急，“有些话不好说出来啊，我们又没办法像电视里那些演员一样，照着剧本背出台词就行了，细细揣摩和随口说出来完全是两种感觉吆。”

　　“不太懂”，我说，“总之，你开心就好。”

　　我们用情侣式的网名，将对方的照片用作自己的社交软件头像，个性签名也毫无个性——都是关于对方，另外，同样喜欢将各自社交软件空间装扮的五彩缤纷。到了周末，我们便一起坐地铁在这个城市四处转悠，地铁口那些流浪歌手的杀马特发型总使我想起教室里挂着爱因斯坦头像的格言画，他们像模像样的拨弄着一把老掉牙的破吉他，不无悲戚的唱着崔健的《一无所有》或者杨坤的《无所谓》。他们一定想传达些什么，然而谁会在意呢？

　　我们常去的地方是植物园和花鸟市场，逛累了便找个僻静的公园角落坐下小憩，将刚买来的多肉植物置于一旁。她抱着一杯奶茶情意绵绵的靠在我的肩头，陪我一起仰面看天。或者在一家咖啡店点两杯饮料慢里斯条的喝完，离开之前她总会在一张便签上写上我们的名字，中间加上一个可爱的心形，贴在门首处的顾客留言板上。

　　在那个禁爱的年纪，我们度过了难忘的两年时光。无需期待，离别的日子如黄梅天的雨倏然而至，教人措不及防。高考之后，我们考上了不同的学校，分别的前夕，仿佛自然而然的，我们同时告别了自己的处子之夜。

　　然而上了大学之后，我们的联系越来越少，直至两个人近乎默契的保持着对彼此的沉默。外卖、游戏、动漫、电影……充斥着我的生活，像荒草埋没久未人至的小径一般埋没了我内心属于她的位置。至于她为什么也不联系我，我自然无从知晓，大约同我的情况也差不多吧。

        直到今日，偶尔在半睡半醒得深夜里我仍会常常想起她，随之想起的还有那段被时光掩埋的青葱岁月。可惜的是，时间一久，我再也找不到一个像样的理由同她再次联系了，大约陪在她身边的早已另有其人了，互相不打扰应是宽恕彼此最好的方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