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参与永冬泩双月征文第三期【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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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来临的时候，我对自己的一切开始感到厌倦。当然，我的“一切”所含甚少，都是些老旧且不中用的玩意儿，它们是银行卡里从没超过四位数的金额、屋顶漏雨的出租屋、锁不紧的门窗，以及，写小说。
我曾经以小说家自居，但其实我并没有写完过任何一部长篇小说，中篇和短篇写得也很糟糕。我的故事里总是盘旋着太多像乌云一样令人丧气的意象，每个角色都像行尸走肉，生活没有希望，只有突如其来的变故和莫名其妙的崩溃。我打开文档，看不见的污水像通过下水道一样通过我设置好的一点五倍行距。没人会喜欢这样的故事，连我自己也不喜欢。我烦了。
我找了份坐班的工作，在一家互联网教育公司里当创编。我工卡上的职位叫“儿童故事编剧”，其实干的是把生字词掺进弱智情节里灌送给儿童的勾当，对此，我游刃有余，且百无聊赖，像以前做每一份工作时一样。
不过这份工作有个好处，它可以允许我坐在工位上整整一天而不必和任何人交流。但为此感到满足，正暴露了我孤僻的缺点——我差点就因此错过她了。
我的试用期即将结束时，新员工培训姗姗来迟。同一批进公司的员工一起坐在阶梯教室里，不同部门的主管轮番上阵，介绍部门情况，心照不宣地为我们描绘公司未来虚无缥缈的美好蓝图。我听了一上午，下午便不愿再去，猫在工位摸鱼。摸到不知今夕是何夕，耳边响起一阵骚动，我抬起头。
“好漂亮啊，像女明星。”同事说。“确实。”我说，但我其实并没有听清楚同事的话。她被几个同事围在中间，一阵风一样过去了。我来不及看清她的样子，却已然开始感到晕眩，所以这到底是色令智昏还是一见钟情，我无法为自己主持公道。
我独自坐着，愣了一会儿，就像一个行人走在傍晚，无意间抬眼看见天幕尽头一线霞光，难免为这与自己无关的美丽感到心空。等我终于调整好心态，准备继续摸鱼，主管走过来看到我，当即瞪起眼睛。我只好起身向阶梯教室走去，祈祷自己进门的时候不要太引人注视。
于是我再次看见了她。她坐在最后一排，抬头看PPT，黑而长的直发遮住一点脸庞，听见开门声，视线和别人一样转向我，只一眼，便散淡地转开了。但正是这散淡给我了勇气，大家素昧平生，我坐在她身边和坐在别人身边，在她看来，应当也没什么不同。
之后的半个下午，我总是忍不住观察她，终于在培训快结束的时候看清楚了她的工牌——“儿童课程主播”。我好惊讶，我们公司请的主播，大都亲切可爱，像少儿节目主持人。可是她……我不知道怎么说，她这么美，美得这么锋利，怎么会来做这个？
随即，小小的工牌被收了起来。在我愣怔之际，她弯起眼睛，朝我笑了。这一笑，往日令我引以为傲的修辞能力全都离我而去，我变成了一个头脑空白的傻瓜；这一笑，冰雪消融。
她歪着头，看了一眼我脖子上的工牌：“原来是编剧老师。我们的直播稿，就是老师写的吗？”我花了几秒驯服我的舌头：“是，嗯，也不是，大部分是教研的老师负责，我们创编只是写一些情节。”话一出口我就后悔起来，这么说显得我好没用。可是，我的工作就是如此没用。
我很想找到一些话题，让我们的交谈延续下去，可我只能说：“这培训好无聊。”这么说是不是太不上进了？她笑笑，说：“是有一点，不过能了解一下公司，也是好的。”我便无话可说起来。又过了一会儿，培训结束，我们就各自走了。
这算是一场邂逅吗？那它未免过于干瘪。这场干瘪的邂逅带给我唯一的改变，是我每天早上上班，开始特意绕一大圈，经过直播组的工作区，尽管我心知肚明，课程主播是不需要坐班的，他们只在有拍摄和直播任务的时候才来。那天散淡的一眼于我而言，不过是断章中的一枚残句。
倒是从同事口中得知了一些她的事情。他们说她以前在平台做直播，后来跑到了北京，想当演员，一番折腾，铩羽而归，最后竟然来到我们公司。“为什么要用竟然呢？在我们公司虽然又无聊又没钱，好歹是正经工作，交五险一金的呀。”另一个同事说。“可是人家看起来就像是要去赚大钱的，怎么会稀罕什么五险一金。”同事争辩道。“大钱哪有那么好赚，美女那么多，她混不出头，想来还是不够美。而且那种圈子鱼龙混杂，谁知道……”
谁知道什么？我不知道。我起身，乘电梯到天台上抽烟。从天台向下看，高楼鳞次栉比，路上车辆川流不息。天台栏杆很高，防止我们跳下去，给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段徒增晦气。但我依然跃跃欲试，我把烟头叼在嘴里，双手撑着栏杆，想象自己像跳高一样越过去，越过所有庸俗和禁锢，迎向胜利与自由——
“你在干什么？”
我的心灵如孤鹰坠地，倏然落下。我回过头。是她。她手里也夹着一支烟，没点着：“忘记带打火机了，”她又问一遍，“你在干什么？你要跳楼吗？”
“没有，”我窘迫地挠挠头，远离栏杆，挪到她身旁，“其实刚才有一点想，但还没下决定。”说着，我掏出自己的打火机，递给她：“可能是为了等在这里，给你留一个火。”
油腔滑调。我在心里皱眉，面对她时，我总是要么掉线，要么用力过猛。但是她又像我们第一天相遇时那样笑起来了。“感激不尽。”她说。
我们于是肩并肩抽烟。今天是拍摄日，她一会儿就要下去换服装，但现在还穿着自己的衣服，白色的套裙，裙角轻轻飘起来。其实穿什么根本不重要，美是一种内生力量。她的眉毛修得很细，看起来总像在为什么而忧愁；眼角却是锐利而上翘的，一种令人不安的精致，以及一种居高临下的倦怠。我不由自主想起听到的传闻，问：“听说你之前在北京工作？”
“是啊，拍一些东西。但是北京多难混，不如现在好。”她故作不在意地说，神情和姿态就像我和朋友说，正经人谁写小说啊，的时候。
我点点头，做出一副理解的样子。又聊了两句，她的手机响起，叫她下去准备。她从我身边离开，留下一阵冷冷的香气，可能是她香水的味道。我沉醉于这冷香，将栏杆和胜利和自由全然抛到脑后了。
有几次拍摄，我作为稿子的创编，也要到现场去看。她穿裸粉色的连体裤，戴着阿拉蕾同款的黑色无框眼镜，站在玩偶身边，按照我写的内容，做出俏皮的动作，用幼稚的童真口气念台词。“老师，你觉得怎么样？”她问。“很好呀，”很可爱，也在逐渐变得专业，我说，“就是不太像你了。”
她怔了一下。“本来就不是我啊。”她弯起眼睛，做出一个夸张的笑脸，“这也是一种表演。”她转身继续工作，我望向她的背影，想起之前，我听说她当过演员，就在网上搜她的名字，结果什么也没搜到。我像个真正的变态，花了半个夜晚，找到蛛丝马迹，原来她演戏时用的是另一个名字。
她用另一个名字时，大约也没演过什么值得登上演职员表的角色。我这么想着，眼皮打架，正准备放弃，忽然发现了她演过的一部电影。那是一部没人听说过的文艺片，一看介绍就知道，片子的导演要么成名得奖，要么饿死街头。她在片子里演一个风尘女，怀揣拯救失意男主的天真爱意，最后被骗去一切，只好去死。找不到片子的资源，我带着失落沉沉睡去，在梦中反复描摹那女子的倩影。
原来人可以这样不断地抛去旧的自己。我对她的感情，由此增添了更多好奇。她在我心中逐渐变得比传说更神秘、比小说更有趣（不是指我的小说，我的小说无聊得很，不值得作为参照坐标）。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她。当天拍到很晚，结束后大家一起去吃火锅。水汽氤氲之间，她的面容变得模糊。我一如既往是这种场合的局外人，满腹闲愁，一味喝酒，很快醉了。醉了，但没完全醉，散场后跟在她身后，问：“你需要人送吗？”
她好笑地看着我：“我觉得你比较需要人送吧。”
“确实，”我想了想，“而且我没有车，我顶多能送你去坐地铁。”
“不用了，”她一招手，路上一辆车“吱”地停了下来。她回头看着我：“我叫了车。我回去了，你路上小心。”
“好吧。”我说。
载着她的车喷着车尾气绝尘而去，我站在马路边，望着天上迢迢的明月，打定主意，坐地铁。我出地铁站，进入酒吧没多久，便再次看见了她。
我好惊喜，上次遇见这样的巧合，还是……不记得了。和现下相比，过往变得不值一提起来。
她坐在吧台前喝酒，我站在远处，眼睁睁地看着她拒绝了三个搭讪的男人。我可以用很刻薄的语言将这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男人描述一番，但我心有戚戚，说不定下一秒，我的下场比他们强不了多少。
我走上前去，借着体内残余的酒精，说：“嗨。”她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种习惯性的厌倦，见到是我，表情惊讶起来：“你怎么会在这里？”她眨眨眼，促狭地笑起来，“我以为你现在应该回到了家，正闷头睡大觉呢！”我坐在她旁边，胡乱点了一杯酒，看着她。她的睫毛好长，眼睛被头顶的灯球映照得亮晶晶。我说：“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不如外面热闹。”
她了然地点点头：“孤单寂寞冷了。”我说：“是啊。”
接着我们都沉默起来。好像和她在一起，沉默的时光总是居多，幸好我已经渐渐习惯起来，甚至感到享受。我们轻轻碰一下杯，她托腮看我，忽然说：“你好奇怪。”
“嗯？”
“我们在培训的时候，你看起来对什么都觉得无聊，我那时候觉得你很冷漠，很不好相处，话也不愿意多说。一开口又很脱线，不好接话。”她一边回忆一边说，“而且你还想跳楼。”
我很不好意思：“那只是开玩笑。”
她睁大眼睛，说：“可你的样子是认真的。你看起来像是随时去死也不奇怪的人。”
“那，如果我真的跳下去了，你会怎么办？”
她又不说话了。她喝了很多，但我无法判断她是否醉了。第二天是周末，所以眼下我可以放心地陪我暗恋的姑娘喝酒，直到月上中天。离开酒吧后，我们一起在马路牙子上坐了一会儿，我忍不住抱怨：“里面实在是太吵了。”“是啊。”她嘴上附和着我，却轻轻哼起酒吧里放的歌来，那首歌我听过，但是忘记了名字。
哼完歌后她说：“如果你跳下去了，我就也跳下去。”她说话时低头看着水泥台阶缝隙的蚂蚁洞，她竟然看得清楚。我愣了很久，开玩笑说：“你不怕别人认为我们是殉情吗？”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答案，但她抬起头，狡猾地看着我：“让他们猜去。你难道就没有期待？”
我的心事就这样被戳破了。我在春夜的轻风中不知所措起来，她用肩头蹭蹭我的胳膊，弯起眼睛和唇角，脸颊像红雾氤氲。她是醉了。我醉得比她还厉害，我们摇摇晃晃地在马路上走了一会儿，东西南北在我眼前变成了无定旋转的陀螺。我说：“怎么办啊？时间太晚，地铁已经停运了。”
第二天醒来时，她在床边，用一根淡紫色的发带扎起头发。我的房间朝阳，过于明亮的阳光被窗帘削弱，投进室内，已经变成了一种灰灰的蓝。这种蓝勾勒出她薄薄的剪影，像电影镜头。
我这么想着，就这么说了，她回过头，望向我，目光给我一种哀愁的错觉。我们似乎都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还是她先“噗嗤”一声笑起来，打破了尴尬，说：“你头发好乱，像风吹稻草。”她把目光移到一旁，“我好饿啊。”
她在我的出租屋里待了一上午，吃完早饭，我们靠着沙发看电视。我用余光偷偷看她，就像新员工培训那天一样，但心境已全然不同。我依旧沉浸在一种不真实感里，忽然产生一种没来由的亢奋。我想，我要把我告诉她。
我跑回卧室，翻出一叠A4纸，递给她。
“这是什么？”她问。
“是小说，”我说，脸红得比昨夜更厉害，“我自己写的小说。”
她脸上的神色却并不如我想的那样讶异，她一边翻着，我为了不让自己显得突兀，佯装随意地说：“只是想起来了，就让你看看。我在来咱们公司前，是个写小说的。”我不是只会写那些故作幼齿的创编案。
她翻动着纸页，我的心情也随之起起伏伏。我希望她评价一些什么，又怕她太快评价，那会让我觉得她也和所有人一样，对这些故事感到不屑，只是碍于面子想把这个尴尬的场景赶紧敷衍过去。我度秒如年，几乎想找个借口到卫生间去躲一会儿。但她到底开口了，她说：“怪不得呢。”
“什么？”
“我是说，怪不得，”她若有所思地说，“怪不得我从一见到你，就觉得你和所有人都不一样。”
——足够了。我想。虽然下一秒她就惊呼一声，说她下午有一个拍摄的外活，拎起手提袋起身离开。但在这一刻，我已经获得了圆满。
于是在这个春天的末梢，我获得了两份上天赐予我的礼物：我拥有了一段恋爱，并重拾对写小说的热情。我常常在上班的时候偷偷写小说，写完后用自助打印机打印出来，在她来我家后交给她读。但我的小说风格并没有因为作者本人的爱情而变得明快起来，我说可能是娘胎里带的，没办法。她放下小说，善解人意地抱住我。
我兴致勃勃地计划，我要写一篇原型为她的小说，要尽我所能写出她全部的魅力。这么计划着的时候，她和同事从我的工位匆匆而过——我们在公司依然维持着以前的状态，虽然公司并不禁止办公室恋爱。她没有露出要告诉别人的意思，我也觉得这样不错，像在众目睽睽下偷情，很好玩。
和别的情侣一样，我们当然约会。我在生活中是个完全乏善可陈的人，约会也只有看电影、吃饭和上床几个项目。我以前觉得这真没意思，可是现在，我恨不得清空大脑里的所有内存，用来记住我们在一起的每分每秒。旧的遗忘和新的闯入。许多的曾经逐渐变成了回忆。而回忆是那般细碎，又那般美好，重叠着温暖，却依然有层层灰尘将光阴的旧址落满，虽是纤薄，也让曾经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变得破碎——许多往昔已经不起回忆了。
分别后我常常独自走在路上，心中还在不停地回溯约会时的每一秒，她被我逗笑时露出浅浅的酒窝，夸赞我的文笔，讥诮地模仿电影里一个年轻演员拙劣的演技。我时常想，我有句话应该换个说法，或者我某一刻应该牵住她的手。然而生活不是写作，没有修改的机会，遗憾只好永远遗憾。
但我并不总是能约到她。她很忙，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工作，甚至有几次我给她打电话，她告诉我自己在北京或者上海。我待在出租屋里，像被抛弃了，同时又生起恐慌。我逐渐意识到一个直白的事实：她并不像自己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甘心”，但我却的确是个一无是处的男人。
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了，就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衣服，打车跑到她住处的小区门口（我有时候会送她回家，所以知道地址）。之所以是小区门口，是因为我只想等她回来时，能看她一眼，然后就回去。我知道她家的门牌号，可虽然我们之间有爱情，贸贸然出现在她家门前，好像还是有些变态。
我在花坛上蹲着抽烟，抽完了，等到半夜，没见到她经过。我困了起来，怀疑是我看得不仔细，她已经进去了。那倒还好，万一她还在外面，这么晚了，她会不会有危险？我越想越着急，掏出手机发消息，问她休息了吗？她很快回我，说和外地来这里的朋友聚会，马上就回家了。然后又问，你呢？
我在键盘上敲敲打打，回什么都不满意。低头一看，路灯拖长的影子从一个变成了两个。我回过头，她穿着好看的裙子，妆有些花了，但好像还是很有精神，笃定地看着我：“你也没有。”糟糕，我想，我被抓住了。
那天晚上，我在她的住处留宿。我们洗完澡，看了《茜茜公主》和王家卫的片子，具体是哪部片子记不得了，其实王家卫的所有片子给我的感觉都差不多。我忽然又想起那部她演的电影，但是不好意思告诉她，我心中有多么隐秘的好奇。我说：“我想给你写一篇小说。”
“嗯？”她困倦地笑笑，“那你不要把我写得那么惨。谢谢老师。”
她枕在我膝头睡过去，我把她抱到她的房间。她的手机明明灭灭，我克制自己望向别处，心知肚明，那背后是个我完全不了解的世界，可能有美丽的霓虹灯和很多我不懂的游戏，不似我的故事空虚乏味。
我对自己说，那又怎么样呢？我不在乎。在我的心中，她只是我一个人的主人公。
但我的小说写得并不顺利。她在我的笔下意外显得面目模糊。我明明和她已经亲密无间，但我又完全不明白她。我写她是拥有一百座城池的国王，可那不是她；写她在画着棋盘的旷野上流浪，可那也不是她。提纲推翻了一次又一次，她离我越来越远了。或许从来没有近过。
就这样，夏天来了。夏天正式来临后，一切都变得躁动起来。我们部门因为效益不好，裁了不少人，其中不包括我，我很庆幸；政策规定不许再开设线上线下的辅导班，要“还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于是直播组的人员也大幅缩水。我又变得惶惶，到处打听，她还在。我把心放回肚子里，她却说给的报酬减了很多，她觉得不太值得，想找点别的事情做。
“以后情况肯定还会继续坏下去，与其耗在这里……长痛不如短痛。”她说话的样子很平静，好像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不过仔细一想，这对于她来说，可能的确算不上什么。我像个沮丧的儿童，她似乎看出来了，劝我道：“你也可以考虑考虑，要不要另作打算。”她说话的样子很温柔，我不想领情，将其看作儿童课程主播的职业病。
她辞职后，我找同事要了她录的课程来看。她和玩偶一起，在屏幕里蹦蹦跳跳，说：“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和任何一部电影的台词比起来，这句话都是那么的平平无奇，可它是我亲手敲下的结束语。我看着看着，就又想去天台抽烟了。这一次，我不会再遇见她。
但我们依然会不定期地约会，吃饭、看电影、上床。做完以后，我抱着她纤瘦的腰，给她讲童话故事，一些是别人写的，一些是自己写的。我说，从前，屋檐下有一只麻雀和一只燕子，他们是最好的朋友。但是燕子是候鸟，她永远飞往更温暖的地方，不像麻雀停留原地。她问，为什么麻雀不飞呢？我想了想：“可能是因为他太懒了。”她说：“是因为他能经受寒冷，但燕子如果一直留在屋檐下，会冻得死掉的。”
“那后来呢？”她又问。
“后来，燕子飞走了，麻雀很伤心，他等啊等啊等啊。第二年春天，燕子衔着一支新柳，飞了回来。他们的巢还在那里，可是麻雀已经不见了。”我说，“别的鸟儿告诉燕子，麻雀一想到相逢之后又是别离，就感觉生活无望，于是自己离开了。他真是一只不坚强的麻雀。”
她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我低头一看，发现她在我怀里，悄悄睡着了。我叹了口气，最终没有告诉她，我遇见了一个人。那是某次她出差飞外地，我照常去酒吧喝闷酒，在她以前坐过的位置，有一个留着泡面头的男人。我来到离他不远不近的位置，一晚上，我们素不相识，相安无事。直到他因为没钱付账和店员吵了起来，我上前帮他掏了钱。我们才有了交集。
我为什么会帮他付钱？我也想不通，可能只是因为他手腕上束的发带，很像她用的那一款。我以为我们同病相怜呢。他很热情地感谢我，说他第一天来到这座城市，便交下我这个新朋友，这就叫出门见喜。
没过多久，我们熟络起来，他和我不同，擅长和任何人熟络。他轻易便告诉我，他是个导演，毕生所愿是拍一部“和所有人都不同”的作品。这话听着熟悉。他拉着我去他借住的别人家的阁楼里，看他的作品。我对着屏幕，努力调动自己所有的文艺细胞，感受这位导演朋友在片子里传递的精神和意趣，像逼自己看一本不太易读的书。别怪我尖酸，但的确，“不易读”和“有内涵”并不能划等号。电影也是如此。
可是下一秒，我看见了她。真是奇妙，我的第二个巧合出现了。她穿着艳俗的亮片短裙，在北京的风沙中，一边埋头走，一边哀哀地哭，头发被风吹得散乱。她在我面前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从来没有这么美过！我神经质地愤怒起来。导演朋友发现了我的失常，将其当作赞叹，得意地说：“你也觉得她不错？我还和——”
我陡然跳起来，紧紧捂住他的嘴。我生怕他一开口，说他们睡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有这样荒唐而狭隘的联想。但是导演比我更有力气，他一个打挺翻身而起，反而把我制住，恼火地骂我：“你有病吧。”我缓了缓，还是问：“你刚才想说什么？”他翻了个白眼，说出一个新晋著名女星的名字，说自己也拍过：“那才叫美呢。”
我说哦。他骂骂咧咧地起身，我趁他背朝我，踹了一脚他的屁股。他把我打了一顿，问我发什么疯，我说：“你胡扯。明明她更美。”
但事实是我看完了那部片子，怅然若失地回去了。北京的风沙好像穿过屏幕，把我心里的什么东西也蒙上了一层黯淡的色彩。再见她，她依然体体面面的，朝我微笑。我却感觉哪里都不对了。我为了掩饰心中的异样，低头为她剥一只虾。她说：“你看起来有心事。”
我说：“你也是。”
“唉，可能是工作太累了，总得操心。”她说，“你最近又写新的小说了吗？”
我摇摇头，自从那天从导演朋友住处离开，我就再也写不出一个字。她宽慰我道：“灵感的造访总是不定时的，你只管等它就好啦。”我把剥好的虾放进她的碗中，突然问她：“你爱我么？”
这次换她低下了头：“爱呀。”她的声音很轻，像吐出了个无关的语气词。我这么想着，又嫌自己小肚鸡肠。有这句话还不够吗？但我心里好像有个恶魔，撬开地底的门跳了出来，露出红色的尖牙，不屑地笑，告诉我他宁愿这女人说点儿别的。
从那以后，我开始和她吵架。吵架并不是初衷，而且挺累的，令人讨厌。我只是想让她除了肉体外，也对我袒露一些别的。但总是失败，她皱着眉，双手抱在胸前，一副不明白我在干嘛的样子。我就又胆怯起来，和她商量：“那以后可不可以不要出差了？很累。”她说：“我倒还是觉得，你应该辞掉现在的工作，没前途的。”
辞掉工作就会没饭吃。我是这么无能的一个人，很容易被戳到痛处。她离开了我的出租屋，那点冷香依然停留在我鼻尖，仿佛实质，让我觉得真的有点冷。也可能是空调打得太低了。我们冷战了一段时间，我像回到了从前的日子，上班，摸鱼，下班，坐地铁，沉默寡言，满腹牢骚无法宣之于口，像个装满水的鼓涨的气球。
然后我意识到了一件事：她没有再出现。我打不通她的号码，微信吵架时就被拉黑。我甚至找不到人打听她的消息。我又来到她住处的小区外，这回真的没有等到她了。我为此发了一场高烧，险些被当成肺炎患者隔离。导演朋友电话约我喝酒，我头痛欲裂，说：“我的女朋友失踪了。”
“啊？你还有女朋友？”朋友大喊，“白痴，报警啊！”
我不想跟这个白痴多言语，他却热心地说：“发我她的名字和照片，我帮你报警。”
出于一种破罐破摔的心态，我将女朋友的照片发过去。导演朋友久久没有回声，我打了个问号过去，又过了一会儿，他才说：“她和我在一起。操，我还准备咱们三个一起喝酒，介绍你们俩认识呢。”
我把手机丢到了地板上，对着昏暗的卧室，和导演朋友一样，大声骂了句操。这什么烂剧本。
地铁上不许携带管制刀具，导演朋友得以逃过一劫。我们真正见面，才知道事情并非像我想的那么狗血。这间酒吧的确是她介绍他来的，但这段时间她并不是像我臆测的那样，“找老情人旧情复燃”，而是飞去面试了一个角色。她和导演朋友在一起，是因为她借给了他一笔钱，他为了表示谢意，所以请客吃饭。
我和她默然相对坐着，只有导演朋友一杯接着一杯，很快喝大了，在酒吧闪耀的灯球下放声高唱陕北民歌。我注意到，他手腕上已经没有束着那条发带了。这个场景好像发生过，又好像只是“不存在的记忆”，心理学说，这叫做“舌尖效应”。
凌晨，我和她像警察押解犯人那样，齐心协力把导演朋友押回了他的阁楼。可是在路上，导演朋友短暂地清醒了一下，用拳头击打我的胸膛：“你是真的有病。那天看片子，你明明看见了她，干嘛憋着一声不吭？怕我跟你抢啊。”
他说话的同时，一辆车从我们身旁经过，车灯把她的脸照得像雪一样白、像月亮一样皎洁。那一秒的她，看起来有种异样的美丽：“原来你看了那部片子。那是我唯一一部真正的片子。”
从朋友家离开后，我和她并肩走在路上。我说：“对不起。”她没听清：“什么？”可能今晚折腾得太过，她的眼中又现出那种我曾经十分着迷的倦怠。她笑了一下，说：“我要离开这里了。”
这一刻真的来临，我很冷静。我的女朋友如此贴心，在之前的冷战中已经给我了十足的时间做缓冲。我问：“那个角色面上了？”她点点头。我说：“恭喜。”
她撇撇嘴角，掏出一支烟，又自己拿出打火机，点燃。她忽然问我：“你现在还想过自杀吗？”
我没说话。她说：“我那天接到电话，之前很努力争取的一个机会落空了，对方说，我没有让他满意。我问，我怎么样才能让他满意呢？他说，我应该和他睡觉。”
她长长地吐了个烟圈，笑声在九月的夜里显得很清澈：“我当时想，我得赶紧找个没人的地方，要么去死一死，要么抽支烟。然后我在天台上，就遇见了你。”
原来如此。我想的却是，她那天说要跟着我跳下去，原来是真心的。
“我有时候看见你，就像看见了另一个我，我们都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她说。所以她当然知道她说什么我会开心。我望着头顶的梧桐树，那树叶在路灯的映照下青翠欲滴，像翡翠。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但每片树叶，也不过是树叶而已。
我们聊了一路天，她说她一度已经放弃了这看似不切实际的演员梦，可有些事情就是这样，你寻觅不得，它偏偏自己找上门来。这段爱情死到临头，我最关心的问题居然是：那在她看来，我的小说到底怎么样？但我到底没有问出来。我怕自取其辱。
最后我们和平分手，我说：“希望我能早点在电影院的荧幕上见到你。”她说：“我也希望能早点见到你的书摆在书店。但你至少得把它们先写完。”
一辆网约车载着她离开了我。我蹲在马路边，也点了一根烟。花坛里有蛐蛐儿叫个不停，我一下子回忆起来，我和她第一次遇到的那天晚上，她哼着歌：“我不要在失败孤独中死去，我不要一直活在地下里。”我终于想起来了，那是新裤子的歌，《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十月份来临，导演朋友找到我，劝我和他一起搞电影，我给他当编剧。他看起来精神抖擞，我几乎被感染，问：“是什么让你坚持到现在的呢？”我心想，这是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啊，对比自己，不由惭愧起来。导演朋友干咳了两声，说，之前因为他不回家，他父母冻结了他的所有卡，所幸母亲到底还是心疼他，他又有了钱，而且再也不用担心被抓回家里的公司上班。我说：“算了。”
我没有很快答应他，因为我以前没写过电影剧本。但回去后忍不住真的研究起来。在我试着写完了第一个剧本的同时，我们公司宣布我所在的项目失败，我被炒掉了。办理交接的时候，我在电脑删除我留下的文件，发现了当时为她写的小说废稿。我一个字一个字读下来，暗笑自己，竟然会被爱情冲昏头脑，写下这样的东西。
和导演朋友吃饭时，我把这件事当成笑话告诉他。当时我们都喝了酒，他没有大声嘲笑我，这让我感到很稀奇。在他的沉默中，我想起他手腕上的发带，又想起他的电影。一个毫无道理的联想久违地浮上我的脑海。两厢对视，他撇下嘴角。我说不是吧。他丧气地说，是又怎么样呢。我脑子里搭错了筋，哈哈大笑起来。他恼羞成怒，将我暴打，我们被饭店打包轰了出来。我说，不过如此。他也说，不过如此。我们都笑了，声音干干的。
我想，假如这个故事从导演朋友的角度来叙述，想必全然不同。但那和我又有什么关系。我从此再没有见过她，也没再闻见过那样的冷香。我仍然是这样一个我。
一天晚上，这个城市下了它冬天的第一场雪。我坐在飘窗上，感到内心空虚而安宁。在这样的安宁中，我豁然开朗，我终其一生都无法成为一名真正的小说家。长久以来，我同情我，我原谅我，我纵容我。我顾影自怜，我赦免我，我给我特权，我允许我裹足不前。我所有的字句都是拙劣的复述，我的修辞都是伪装，我的台词都是狡辩，我是怯懦的麻雀、自大的鹦鹉、低头啄米的走地鸡。只有我才是我唯一的怨侣。
从此以后，我将宣布投降，内心不再有任何不甘。泛着莹蓝色光芒的电脑屏幕前，我平静地写道：四月来临的时候，我对自己的一切开始，感到厌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