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第一遍读完索尔·贝娄的《赛姆勒先生的行星》，没有看懂。那时，已是夜半，大雨在窗外哗哗响，而我愣怔在窗前看窗外织成帘的雨丝在做一个选择，是丢开《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呢还是再读一遍。
后来，决定再读一遍。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不容易，你没见堆在我手边的新书有多少！可是，让几个举止怪异、行为无常的人在瞎了一只眼、从纳粹的死人堆里侥幸活下来的阿特·赛穆勒先生的身边辗转腾挪，索尔·贝娄先生到底玩的是哪一出啊？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就算丢开了《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心里也会时不时地想到它。与其这样，咱还是重读吧。
再读，赛姆勒先生遇见的还是一堆怪人。
厄希尔·阿尔金死于空难以后，赛姆勒先生就寄居在他的侄女、阿尔金太太的家里，这个芳名玛戈特的女人，善良地东张西望、忙东忙西，却让读者总是感觉，这是一个空心人，如同索尔·贝娄的描述“对人类生活中的每一个重大问题，她都是无限地、令人痛苦地、无望地站在正确的一边，最恰当的一边“。
一直供养着赛姆勒先生和他女儿的瓦尔特·格鲁纳医生，被高血压和心脏病羁绊在了自己医院的病床上，索尔·贝娄富有想象力地在格鲁纳医生的脖子上安装了一个可调节的动力泵，希冀延长生命从而让自己通过职业赚得的更多的钱，并让那一堆藏掖在赛姆勒先生床垫里的给黑手党人看病所得能够洗白。但是，天不假年，格鲁纳先生还是死了，死在了儿子为寻找那一笔钱将家中水管砸漏的那一晚上，死在儿子驾驶的小飞机一只轮子挂掉一栋房子屋顶的那一晚上，死在只用下半身与所处社会沟通从而让他心力交瘁的女儿的眼前。格鲁纳医生本无过，可是他的一双儿女将这个二战后移民到美国凭借自己的医术过上好日子的犹太人，变成了让人难以理会的异类。
同样的问题，索尔·贝娄还让其出现在了本书的主人公阿特·赛姆勒的身上。按理，妻子死于纳粹的集中营、一只眼睛被德国兵的枪托打瞎、已经被埋进死人坑的阿特·赛姆勒先生，能够在格鲁纳先生的帮助下，由波兰移民至美国，已经是一个幸福的老头了，可是，唯一的至亲女儿苏拉·斯拉娃却是这么个怪人：愿意躲在家庭暴力的阴影里，喜欢捡拾破烂，装扮怪模怪样，言谈举止总是溢出正常人的思维逻辑，比如，几次三番地将印度科学家宝贵的论文手稿骗到手后到处藏匿，她说是为了帮助父亲写作，可那只是索尔·贝娄先生给予苏拉·斯拉娃何以怪诞的表面理由罢了。苏拉·斯拉娃何以至此？就像索尔·贝娄并没有告诉我们，那个一身名牌的黑人扒手，观察到赛姆勒先生在跟踪他的偷盗行为后，非但不慌忙逃窜，还随着赛姆勒先生回到他的寄居处将老头逼到公寓大堂的犄角旮旯掏出自己的阳具在老先生眼皮底下晃荡，是为什么？
……
读到此文的读者是不是也像我读完第一遍一样会问：索尔·贝娄先生塑造出这么一群怪模怪样的人物，用心用意何在？我读完第二遍的认识水平就是，深受第二次世界大战伤害的犹太人，即便是在战后高度发展从而物质极大丰富的美国，也是惶惶不可终日的，让年逾70的赛姆勒先生只能寄居在玛戈特家里，是一种显性的倾诉，可谓生，居无定所；看似在美国成功跻身上流社会的格鲁纳医生，却因为一双糟糕的儿女而死无葬身之地，赛姆勒先生的生和格鲁纳医生的死，以及赛姆勒先生周边一群不太可理喻的男女，固然如书的封底所言“对六十年代的美国的社会风貌，作了一次触及灵魂深处的扫描”，可是，有没有对犹太人再一次失去精神家园的痛悔？我觉得是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