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电影《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与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竟有几分神似，主旨一致，台词无差。

如同王赦和理查德一样的辩白：我们与恶的距离只差需一个平庸的转身，掉头就走，与我何干？这种姿态，就是与“恶”同流合污，向罪恶妥协，直至当了帮凶。我们哑然，因为一个调头，我们竟成了平庸的推手，我们是大多数里的一员。

平庸的恶，除了沉默，有时，也并非什么大恶；仅仅只是宋乔安故意利用媒体和媒体人的方便，煽风点火，大做文章，让死刑犯李晓明的父母与妹妹，处于水深火热，惶惶不可终日，受尽非议和谴责。媒体充当了道德的裁判所，“杀人偿命，血债血还”，媒体的力量很强大，但合理吗？合法吗？合情吗？暂且不管，让他们全家成为大众情绪的攻击对象，正是宋乔安的布局，她要为儿子报仇雪恨。

这种桥段和《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的女记者如出一辙，并无二致，女记者出卖肉体，换取独家新闻，她毁了一个人，宋乔安毁了一个家。

宋乔安理直气壮地说，我没办法走出来，凭什么你们可以那么轻易就开始新的生活？

从受害者跳到加害者的步伐，可能只有一步之遥。

宋乔安所属媒体，大肆制造“李晓明模仿者”的报道，忽视模仿者患有轻微弱智和情绪障碍，有意忽略他在学校被霸凌，被老师、同学歧视等实情，在媒体有意引导下，矛头直指该学生，最终，不堪压力，学生母子跳海自杀。

因为这个悲剧，给予了宋乔安新的重生。

她对廖纽世说，你还记不记得当初我们拼了命找真相、找独家的样子，我们那时就是为了要拼过当时的平面媒体。可是现在呢？每天平面抄、网路抄，就是为了要凑一天的新闻量。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做每一则报道，都是很小心、很谨慎地处理，就是要站在中立的立场，去告诉观众事实的真相。就算是一分半的新闻，我们也都认认真真做，不是吗？这不就是我们新闻人该有的精神吗？也不要说我想要改革，我就是想要回到初衷，当初我们做新闻的初衷到底是什么。

她没有继续作恶，试图回到原来的初衷；“起初，我们不是这样的。”

起初，宋乔安的女儿天晴应该是爱妈妈的，但天彦死后，她竟恶毒的咒诅妈妈“你怎么不和天彦一起死掉！”女儿也是曾经的受害者，但竟然也重蹈覆辙妈妈的脚步，彼此伤害，彼此怨恨。

儿子放火杀人，大多数人的反应是，一定是孩子疏于管教，父母没有尽责。

眼见不一定为实，更何况那个永远有待挖掘的真相？李晓明妈妈委屈诉求：“我一直在想，到底是哪里我把小孩教坏了。我们家在面摊后面，小孩喜欢躲在自己房间，那妈妈要管吗？不是说要给孩子独立自我成长的空间吗？……是我们太自私、太忙，都没时间跟小孩讲话聊天，才会教出这样的变态杀人魔吗？

全天下没有一个爸爸妈妈，要花个二十年去养一个杀人犯。”

是啊，没有一根壮苗不向阳，苗蔫了，固然是自身出了问题。

王赦气愤地说，李晓明真是该死，他杀了人就应该死，可是不代表民主法治要跟着一起陪葬。重要的，他生病了，我们应该找出他的病因。他若死了，我们就不知道他犯案的动机和目的。就算真正该死的人吧，他也应该跟我们有一样的人权，人生而平等的权利。

法院为平息民怨，越过前面的51位死刑犯，提前枪决李晓明；所谓民主法治在舆论面前，不得不选择低头。

把杀人者送上绞刑台很容易，一百个？一千个？每个数字的背后都是一个活脱脱的生命，谁赋予了杀人的权力？法律吗？法律判定之下就保证公平公正，没有冤案吗？

检验社会的病灶，把脉社会病因，治疗根本问题，难道不是家庭、学校、教育体制，乃至国家上上下下应该反省，努力改变的方向吗？死罪难逃，后悔已是百年身，正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法律的残忍、无助和冷酷，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下场？谁又能说自己不会变成李晓明？

枪毙了李晓明，后面会不会有更多的陈晓明、黄晓明、林晓明、徐晓明……，我们一心所向往的无罪恶校园、公共场所、街道、小区不过是个空中楼阁，无法实现的幻想，因为，思觉失调症，就是俗称的精神分裂，或许真是犯案者行凶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像剧中的案例都有一个共同特征，犯罪嫌疑人都是精神病患者，案件都是随机、无差别杀人。

倘若不是心理或精神疾病，谁会有勇气杀人？谁会举起手中的刀子向人索命？

可悲的，我们在剖析人性的罪恶，探讨各种方案之际，一个湖南9岁孩子被一名精神病患者袭击过程里，一百多人在旁边围观，无一人相救。如此耸动的标题，说的不是你和我和他吗？

平庸的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我们缺失什么？我们缺失勇敢的心，我们缺失直面挑战的勇气，我们缺失公平正义，我们缺失爱别人的小孩如同爱自己家的小孩的关怀，我们缺失互爱互助，大公无私的胸襟，我们让我们所缺失的继续蔓延，事不关己，隔岸观火，反应迟钝，逃离现场，我们终究一无所获，恶的深渊泯灭了我们的人性，只剩下平庸。

德国新教牧师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的短诗值得我们铭记在心。他说：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著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王赦和理查德正是不甘于平庸的恶，各种戏码和高潮迭起都往善的方向奔驰，对善的执着，对公义的追求，对美好的向往，正是该剧吸引人们观赏的原因。几经挫折和坎坷，曾经的勇士也有哭泣的时候，妻子问他，过去那个王赦还在吗？王赦回应：“我没变，我在呢”。

让人动容的是，患难与共的丈夫、妻子、父母等的支持和陪伴显得异常重要，即使在人生低谷，彼此都应该成为互相的帮助，而不是伤害。

处死或拯救？这是一个难题。

我们与恶的距离有多远？或许很远，但也很近。在彷徨无依的路口，都不要放弃那一双救赎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