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去外地上大学，我送他到火车站，目送他推一个行李箱，背一个背包潇洒地离开。我不由得感慨万千，想起了曾经我去外地求学的一些场景。
我出生在农村。1990年，我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小中专，算是“跃”出了农门。
开学的第一天，小哥哥送我去学校。爸爸妈妈在家门口放了一挂“万鞭”，在爆竹噼噼啪啪声中我们出门了。我背了一个大大的牛仔包，里面装满了我一年两季的衣服（那个年代，我的衣服只分冬天和夏天，没有春秋之分。）哥哥则扛了一个大大的蛇皮袋，里面装的是一床厚厚的被子。
棉絮是妈妈一朵一朵亲手挑的最好的棉花，请人弹好的。被套是爸爸去县城百货大楼买的。妈妈为了让被套更牢一点，特意请我们村一个新媳妇帮我用缝纫机再走一圈线，因为新媳妇刚陪嫁过来了一台缝纫机。结果新媳妇没听清，硬是帮我把被套全拆了，放大了重新缝好了。所以，当我后来盖着那床不合适的被套时，我总想象着新媳妇一点点拆被套的画面，真是辛苦她了。
就这样我走在同伴羡慕的目光中，听着一路上村民的祝福话，我羞涩地低着头，心里感觉尴尬无比。终究是一个没长大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所谓人生的“高光时刻”。父母则昂着头，满眼放光地把我们送到了村头。
在县城等火车的时候，我们去逛了一下百货大楼。琳琅满目的商品，灯火辉煌的售货大厅，讲一口流利普通话的售货员，都让我觉得我们兄妹与这里格格不入。
后来我看见一把塑料梳子，粉色的，一半是密齿，一半是疏齿。我太喜欢了。一看标价:1元。我欲言而止。哥哥问我：“你喜欢？”我说：“喜欢是喜欢，就是太贵了。”哥哥豪爽地说：“喜欢就买。”说实话，这四个字让我吃惊的程度，就算是过了几十年，都还是那么记忆犹新。
一元钱，对平时只有几分几毛钱的我们来说，这是一笔巨款。况且对我来说，梳子不是必需品，是“奢侈品”。（妈妈给我准备了梳子。）所以我就在半开心半内疚中买下了这个“奢侈品”，后来这把梳子陪伴我的时间超过了10年。
那时的火车站，人山人海，混合了各种气味。要上车了，我们在站台上奔跑着，因为每个车门前都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有些人直接就从窗户爬进去。
我急坏了，心里也紧张到了极点，害怕坐不上火车。特别是耳边总传来一声声火车的鸣笛声，更加重了这种恐惧感。以至于很多年过去了，我只要一听到火车的鸣笛声，还会心跳加速。
哥哥也很焦急，他手里提了那么多东西，根本分不出手来帮我。后来，他让我站在他前面，用身子和手里那超大的蛇皮袋，用力地挡着我，不让我被挤出人群。就这样，我几乎是在周围一群人的合力下被“挤”上了一辆绿皮火车。
车厢里，人满为患，刚进去那会儿，感觉自己已经被挤得整个人都悬空了。座位，那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
后来，哥哥看我实在站累了，请了几个老人家，让一点点位置给我。虽然只坐了半个屁股，但整个人一下子就轻松了。不过随即心里又被一种“过意不去”的情绪占据——因为我，让本来他们三个人可以轻松坐的位子显得拥挤了。所以，当我感觉体力又恢复了时，我就赶紧站了起来，心累的感觉也不好受。
在一个城市中转后，在第二天凌晨的微光中，我们来到了目的地。我们兄妹俩和一群人，就在火车站广场等天亮，然后乘公交车来到了学校。
哥哥首先带我去办理了入学手续，然后在校园摆满各种日用品的摊位前，给我买各种日用品。最后哥哥告诉我：没钱了。因为交的钱超过了入学通知书上注明的钱，这是原先没有想到的。所以他必须马上就回家，他身上只有车票钱了，他要赶回家去给我邮寄生活费，否则我也会没饭吃。
在校外那条绿树成荫的小路上，我目送只在学校陪了我两小时不到的哥哥离开，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往下流。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一个从未离开父母的我，就这样开始了我的求学生涯。
后来，去学校的传达室就成了我每天必须的功课。爸爸几乎每个星期都会给我写信。开头的一句“我的宝贝女儿”，总让我的眼泪肆意流淌。而母亲，几乎一有空就拿出我写的信，就着窗户透进来的光线，一字一句念着。我在信里写到：“站在校园里，抬头看着天空，我不知道我的家在哪个方向。”把妈妈读得泣不成声。
那个年代，书信很慢，车马很远，但我们的爱很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