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临时社区
因为忌讳，每个同事身上肯定会存有个人空间，这是不可置疑的。所以，同事之间很难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不然，你的个人隐私会在单位严重曝光，个人形象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那么，家庭成员的个人空间，恋人之间的个人空间该不该有呢？回答是肯定的。由于兴趣不同，家庭成员在外交游的人和方式有差异；由于对象本身有着个性的差异，尤其是现实的残酷，在晨梦里不时地梦想到过往，正延续那一段铭心刻骨的情感故事呢。好在只是梦想而已。
要想对方少点个人空间，最好的办法就是开诚布公、相互信任。要是一方经常去猜忌另一方，会让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家庭堡垒迅速垮掉。人有依赖性，不仅小孩有，大人也有，不仅女人有，男子也有。互相有依赖，才是家庭的凝合剂。这依赖，有一点爱情的成分，但更多的是本能或者是人性。
道理归道理。真正让我绕不开的，是另一群人。
谁也想不到那些用来做抗震救灾缮后工作的“应急房”会用作建筑工人的临时住房。每间房的外包装或者说夹板中间是一大拇指宽的泡沫板，因此是无法隔声隔热隔冷的。在这种“应急房”“简易房”里居住，个人居住空间不到三平米，但个人精神空间无疑是叠加的。
好在这五百人可居住的临时社区的周边，都是菜地，有大小不一的池塘，再走一百米之远，就是我所在的办公大楼、大型商业广场。
每每看到早晚间在简易房里休息的建筑工人，他们的眼光像针刺一样，冷冷的，拒人于千里之外，让我感觉到自己做错了什么，十分地不自在。
第二章 边界与交融
后来我才知道，那些目光并非拒绝。它们只是空间逼仄找不到一个可以落下的地方。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留意建筑工人收工后的去处。傍晚六点光景，他们三三两两从工地出来，安全帽摘了，但安全背心还套在身上，橘红色的，在暮色里格外扎眼。多数人径直走向临时社区，钻进各自的简易房，把薄铁皮门“砰”地带上。也有一些往菜地方向走，沿着田埂慢悠悠地晃，偶尔蹲下来看看地里的青菜，像在辨认什么。
我起初以为他们是想清静。后来发现并非如此——他们去商业广场的频率比我预想的高得多。
有一回我在广场一层的奶茶店排队，前面站着两个中年工人。其中一个盯着价目表看了很久，最后点了杯最便宜的柠檬水。另一个什么都没买，只是站着等。他们说话声音不大，但我隐约听到几句家乡话，像是在说谁家的小孩考上了县里的中学。说着说着，两人都笑了，那笑里有一种我很少在他们脸上见到的松弛。
拿到柠檬水的那个人没急着喝，而是举着杯子在灯光下转了转，像在端详什么稀罕物件。然后他递到同伴嘴边，让对方也尝了一口。两个人就这么站在奶茶店门口，轮流喝着一杯柠檬水，偶尔抬头看看广场上来来往往的人。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他们不是来消费的。他们是来看“人”的。
在简易房里，他们被压缩进三平米的铁皮格子，四壁是薄得可笑的泡沫夹板，隔壁翻身的声音、打鼾的声音、咳嗽的声音，都像发生在同一个房间。那种逼仄不是物理上的，是精神上的——你无处可藏，却也无人可诉。个人空间被挤压到极限的同时，孤独感却被放大到刺眼。
所以他们走到广场上来。不是为了拥有更多个人空间，恰恰相反，是为了融入一种更宽阔的“共同空间”。在这里，他们可以混迹于人群中，听嘈杂的音乐，看年轻的父母推着婴儿车，看情侣牵着手走过喷泉。没有人注意他们，没有人用异样的眼光打量他们——这种“被忽略”，反而是他们最需要的尊重。
我开始改变自己的习惯。不再刻意避开他们居住的那片区域，也不再在他们投来目光时装作看不见。有天下班路过临时社区，一个工人正坐在门口的塑料凳上吃盒饭，我冲他点了点头，说了句“还没收工啊”。他愣了一下，含糊地应了一声，低头继续扒饭。
第二天，他主动朝我点了头。那道“针刺一样”的目光，在他身上已经融化了一点。
个人空间的边界不是一堵墙，而是一层膜——太厚了让人窒息，太薄了又经不起触碰。真正让人自在的，不是把别人挡在外面，而是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打开一扇门。
只是我后来才慢慢意识到，对于他们来说，比边界更紧要的，或许是另一种东西——一种不需要靠眼睛来传递的东西。
第三章 声音
临时社区最安静的时候，是天刚擦黑那会儿。
工人们还没全回来，回来了的也多半在洗漱。铁皮房里传出水盆碰撞的声音、拖鞋趿拉的声音，偶尔有收音机的声音——不是放歌，是在播新闻。那种声音从薄薄的墙板里透出来，已经失真了，像是隔着一层水听人说话。
我后来发现，这些简易房里几乎没有电视机。不是因为买不起——商业广场的电子产品店门口，他们也会驻足看看样机——而是因为没有装信号线。应急房的设计图纸上，压根没有预留这个。
于是声音的形态就变了。
有的房顶上架着一个小小的太阳能广播，白天蓄电，晚上放戏。有次我经过，听到是黄梅戏，《天仙配》里那段“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音量开得不大，但在这片铁皮房之间，反倒比任何高音喇叭都传得远。那调子软软的，糯糯的，不像是从工地上长出来的，倒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
另一个方向传来的是二胡声。拉得不算好，弓弦摩擦的噪音多过旋律，但拉的人很认真，一段简单的《赛马》翻来覆去地练，错了就从头再来。我问过门卫老陈，说那是谁。老陈想了想，说姓周，木工，安徽人，“拉了好几个月了，刚开始连调都找不到，现在好歹能听出是曲子了。”
我站在那儿听了一会儿。二胡声穿过薄墙板，穿过菜地边上的杂草，穿过傍晚微凉的空气，和对面黄梅戏的余音撞在一起，谁也不让谁。两种声音搅和着，竟然不觉得吵。
我想起办公室里那些小心翼翼的声音。压低了嗓子的电话，含混过去的牢骚，键盘敲击声里藏着的敷衍。同事们待在各自的格子间里，隔板不高，但每个人都学会了用沉默砌墙。声音是有，但不是用来交流的，是用来划清界限的。
而在临时社区里，声音反而更直接。骂一句脏话，喊一声开饭，收音机里咿咿呀呀的唱腔，二胡吱吱嘎嘎的练曲——所有这些声音都在说同一句话：我还活着，我在这儿。
有一天下大雨，泡沫夹板根本挡不住雨声。铁皮屋顶被砸得砰砰响，像是有人拿拳头在上面捶。我打着伞路过，听见一个房里传出笑声——三四个人在里面，不知道在说什么，笑得前仰后合。雨声那么大，笑声却硬是钻了出来，尖锐的，湿漉漉的，像钉子一样往人耳朵里扎。
我突然觉得，他们比我更懂得怎么和这个世界相处。不是靠隔开距离，是靠发出声音。
哪怕那声音不那么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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