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商人资本的运动是G—W—G‘，所以商人的利润，第一，是通过只在流通过程中发生的行为获得的，也就是说，是通过买和卖这两个行为获得的；第二，它是在后一种行为即卖中实现的。因此，这是让渡利润。乍一看来，只要产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纯粹的、独立的商业利润好像是不可能的。贱买贵卖，是商业的规律。也就是说，不是等价交换。这种交换中所包含的价值概念就是，不同商品都是价值，从而是货币；从质的方面来说，它们同样是社会劳动的表现。但它们不是相等的价值量。产品进行交换的数量比例，起初完全是偶然的。它们所以取得商品形式，是因为它们是可以交换的东西，也就是说，是同一个第三者的表现。继续不断的交换和比较经常的为交换而进行的再生产，越来越消除这种偶然性。但是，这种情况首先不适用于生产者和消费者，而是适用于二者之间的中介人，即把货币价格加以比较并把差额装入腰包的商人。商人通过自己的运动本身确立起等价。
商业资本起初只是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而且作为商品的从而财富的绝对形式，作为贮藏货币，从简单商品流通形式W—G—W中产生出来，并且货币作为货币而自行保存和增加成为目的本身一样，货币，贮藏货币，也会作为某种通过简单让渡而自行保存和自行增加的东西，从商人资本的简单流通形式G—W—G'中产生出来。
古代的商业民族存在的状况，就像伊壁鸠鲁的神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不如说，像犹太人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最初的独立的、获得巨大发展的商业城市和商业民族的商业，是作为纯粹的转运贸易建立在生产民族的野蛮状态的基础上的，这些商业城市和商业民族对这些生产民族起着中介人的作用。
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各阶段中，商业支配着产业；在现代社会里，情况正好相反。当然，商业对于那些互相进行贸易的共同体来说，会或多或少地发生反作用；它会使生产越来越从属于交换价值，因为它会使享受和生活日益依赖于出售，而不依赖于产品的直接消费。它由此使旧的关系解体。它增进了货币流通。它已经不再是仅仅掌握生产的余额，而且逐渐地侵蚀生产本身，使整个整个的生产部门依附于它。不过，这种解体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事生产的共同体的性质。
只要商人资本是对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商业利润就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撇开商业资本榨取不同国家的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就这方面说，它促使商业价值均等化和使之确定下来）不说，上述这些生产方式造成了如下结果：商人资本占据了剩余产品的绝大部分，这一方面源于商人资本充当各个共同体之间的中介，这些共同体基本上还是生产使用价值，对于它们的经济组织来说，大体说来进入流通的那部分产品的出售，也就是大体说来产品按照其价值的出售，还居于次要的地位；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以往那些生产方式中，商人与之做生意的剩余产品的主要占有者，即奴隶主，封建地主，国家（例如东方专制君主），代表供人享受的财富，对于这些财富，商人会设下圈套来猎取，这一点在上面引用的亚·斯密有关封建时期额那段话中已经被正确地嗅出来了。因此，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在古代和近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在迦太基、罗马，后来在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兰人等等那里，情形都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