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岽背岗的回忆）
陈玉生
知青队的经营管理沿袭了农村生产队的模式，实行 "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劳动报酬采用记工分的形式，年终结算，按劳分配。
队里的生产活动开展后，必须详细记录每个人每天的工作内容和工作量，作为年终结算的依据。负责这项工作的人称为记工员。我在担任了近两个月的炊事员后，将工作移交给了下一位队员。闲不住的我自告奋勇地承担了记工员的职责。
为了充分体现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队里在评定工分等级时并未拉开很大差距，仅设定了三个等级。按正常工日一天计算，每工日最高分为十分，最低分为九分，中间设九点五分。一般身体强壮的男队员评定为十分，体质偏弱的为九点五分；女队员身体强壮的评为九点五分，体质偏弱的为九分。
我自然被评定为十分。
知青队建队的第一年主要是打基础，几乎没有经济收入。
农田约有十亩，是原孔田林场的苗圃，还有一些荒地。我们将旱地开垦成水田，在开垦荒地时甚至挖出了棺材、骸骨（岽背岗原是乱葬岗，选址时叫野桂庙，谐 "野鬼庙" 之音）。开垦完成后还进行了土质改造，得到了长布大队墟上生产队的大力支持，派出大批女社员到山上割鲁芨，散到新开垦的水田里浸沤。
山上还有七十多亩茶园。由于多年疏于管理，茶树趋于老化，必须增加投入和管理才能有所改善。这一两年内很难有经济收入。
以上是我们队的两大主要经营项目和经济来源。
经过全体队员的辛勤劳作，当年队里实际有点经济收入或折算收入的，除了稻谷外，还有约一亩多的西瓜和养鱼、养猪、蔬菜，以及手扶拖拉机为生产队代机耕的收入。虽然项目不少，但都是小打小闹，收入微薄。
年终结算时，全部收入除去支出及提留公积金公益金，最后折合每个工日的劳动分值仅七分多人民币。由于账上没有足够现金实现分红，这七分多的分红款只能挂在账上，待后处理。
稍感欣慰的是，年终大家都分到了一些实物：每人一条鱼约四斤左右，杀了几头猪后每人也分到了十来斤肉。而且踏实的是，下乡当年国家有80元的生活费补助，一年下来吃饭问题解决了。当然，个别饭量大的队员年终结算后还是欠账的。
1975年大半年及1976年全年，我被借调到县里面 "打工" ，由县里按月发放36元工资，并规定每月交队里20元，队里给记20天工分，类似于农村生产队劳动力外出搞副业。这每月20天的上交款，我基本上都能如数上交，虽然知道年终是拿不回这个数额的。
1977年我回到知青队并重新担任队长后，在生产经营方面多向带队干部、老农和场领导请教，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比如茶叶生产，经过几年抚育，长势已大有好转。春季萌芽后，一开始雇请劳动力突击采摘大批鲜叶（芽），由于没分级，加上当天采摘太多，结果七八个人通宵连续工作近二十个小时。最后炒制的茶叶大多成 "老茶婆" ，成品级次价低。
之后我们汲取教训，每次都是自己采摘，只摘茶芽和嫩叶，经过精心炒制，成品都是等级内，价格也卖得很好。
我们还争取到了茶果场的包装箱加工项目。之前他们的柑橘包装箱都是由外单位生产加工后销售给场里。当年起，茶果场自己生产木材，加工成板条后交由我们裁切钉制成包装箱，我们按件收取加工费。这新增的副业项目，再加上原有的藤器加工制作，使副业收入上了一个台阶。
这样一年下来，林业（茶）、副业两项形成了队里收入的新增长点，再加上农业大项收入，全年收入较为可观（见附表）。而且队里实际在队人数已大大减少，到年终一算账，当年的劳动工分值达到0.726元，是分值最高的一年。
队里第一年结算后所欠大家的分红款，由于老队员陆续离开，加上队委班子不断调换，之前几年一直没有被提起过。
在完成当年分红结算后，我萌生了翻旧账的想法。在与带队干部沟通和在队的个别老队员通气后，经队委讨论、请示茶果场领导并征得同意，对仍在队的八位老队员给予补发1974年的应分红款，并基于队里的收入情况，确定每个工日0.3元的分值发放分红款。
那些先前离开知青队的队员对这件事一直不知情，直到二十多年后老知青们聚会时才被提起，他们对此很有意见。然而时过境迁，再加上币值、物价已不可同日而语，大家也对那欠账的几十块钱没有过分计较。
过后我认真做了反思，这件事确实处理得欠妥当。毕竟一年时间的流血流汗，到头来连欠账都抹掉了，虽然钱款不多，但那是劳动所得啊！
我想，应该在这里给他们补个道歉吧！
2025年2月28日于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