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怎么永远是晴天啊？”
“我们刚住下那几天雨不是一直在下吗？”阿辉的目光从书上抽离了一瞬间，又马上聚焦回去。“是吗？我咋没印象。”我吐了吐舌头。
奇怪，明明只是一个多月前的事情，记忆中却永远是这座春城上蓝的发假的晴空。
“咋不能永远是晴天呢？”我太喜欢那首叫晴天的歌了。
“那不就永远没有晴天了吗？”他说。这次我望向他时，他的眼睛没从书上偏离分毫。
天气预报说寒流来了，每天起床的时候都真切感受到了，但冷空气似乎中午就下班。捂在羽绒服里的细汗，这时却像结冰了。当风从袖口领口灌入时，感觉有几条细小的蛇在身上冬眠，汲取着我为数不多的暖意。
开始落叶的时候，我挂了一门高数。
无所事事的漫长两小时里，我盯着窗外正在纷纷而落的金色银杏，以及靠在棕色树干上的那个宇航员。他银样的面罩上反射着一丛仍生机勃勃的小红花和秋日的暖色，白的宇航服在背景的自然光里凸显出来。
我突然有种迫切感，要和他交个朋友。铃响后的一秒，我抛下一切东西跌跌撞撞地跑下楼。
树林里没有人。铺满地的落叶掩盖了所有脚印，只留下一座没有线索的迷宫。
后来总想着有一天我们要再见面。宇航员先生也确实出现了几次，但我不是在公交车上，就是在上课，或在一栋被封控的宿舍楼里。看得见摸不着，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
他出现的时候总是一个人，好像永远没有什么事情要做。静静地坐着或者站着，任凭镜子般的面罩映着花、草或者云。他的存在于地球似乎失去了联系，但又似乎有一种莫名的意义。
看见他的时候我会想起月球。假如有天地球消失了月球大概会变成一颗流星，所以月亮还那里，重力就告诉我地球还在。我就莫名安心。
安心着，这些日子里我拼命挥霍着大把大把的光阴，努力保持着不思进取，补偿大学前起早贪黑而欠下的荒淫无度。
阿辉丢下了书，去谈了个恋爱。他深知文学作品里所有温柔男主的话术和手段，坚信真诚永不过时。于是凭借着电影票和红糖水，他和那个大他点的女孩好上了。
我问他为什么喜欢上那个女孩，他说当然是因为孤独。于是我在每天凌晨三点闭上眼睛之后想宇航员先生，他会不会孤独？第二天醒来时，总是发现在想出答案前就睡着过去。
不过没关系。太早想出答案，等待宇航员先生再出现的日子里就没有了关于他的乐子可找。于是我照原样挂着科，照原样感受着羽绒服里冬眠的蛇，照原样盯着昆明永无止境的秋天里永无止境的落叶。
唯一还在坚持的事情，是每周去广播台点一首张国荣的有谁共鸣。
2003年4月1日晚上18点43分，张国荣从香港东方文华酒店二十楼一跃而下的时候，只留下了无数电影歌曲供怀念的人们瞻仰他的绝代风华。很久以前，大概是从这首歌打断了电视机的雪花后，我也成为了怀念的人中的一个。
其实也不是每周都能选上，毕竟大家都爱新鲜感。
每次从小道边年久失修的扩音器里听到张国荣哥哥又杀入重围时，我大概会在边上找张长椅，一个人霸占两个人的公共资源，边要安慰自己，没事，是算上宇航员先生的份。
他会在和我一起听的。
无论如何，当我每天按时想着宇航员先生的孤独，每周按时点着张国荣的有谁共鸣，每月按时在月考上看着落叶时，总感觉搭上了时间地铁的环形路线。
事实上时间一直打着马儿遛过。
阿辉告诉我他失恋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当然是因为孤独。
他闹着让我放晴天给他听，听歌的时候，看得出他也是难过的。之后的凌晨三点，我不在想起宇航员先生的孤独。
不久之后，阿辉决定要离开。我送他去火车站，一张去蜀地的火车票是六百四十二元七角。我问他为什么不搭飞机。他说他相信黄腰绿皮的老式列车，在飞机被开采冶炼组装之前，绿皮火车已经忠实的把几十年的人和光阴送到了他们想要去的地方。
回去后又是没过多久，我终于遇到了宇航员先生。
那天正好是有谁共鸣在某个脑袋迷糊的广播员里再次逃出生天。张国荣那略青涩的嗓音浸透了空气时，宇航员先生在我旁边坐下。
“嗨，”我打招呼，“我想认识下你。”
隔着银样的面罩，我判断不了他的反应。
“你怎么来到这的？”他出声，挺有磁性。
“凌晨一点的飞机，一张票六百四十二元七角。”奇怪，我在说些什么。
“那就对了。”他起身离开，慢慢消失在地平线阴沉的边缘
原来今天不是晴天啊，我突然发现。大片大片的云郁积在我的世界上，云贵高原原来触手可及的天空一下子被淹没，深埋在如深灰雕像的阴翳里。
回去的路上时，雷声轰鸣。终于躺在床上时，雨纷纷而落。磅礴的暴雨倾泻了整整十一天，冲刷掉了所有树上所有的叶。
雨渐渐轻柔起来时，我浑浑噩噩地倒在床上。手机突然猛振一下，有一条短信。
是阿辉，“晴天要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