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又来电话，说哥哥新房的吊灯真亮堂，像摘了一整串星星镶在屋顶。我在这头数着劳拉西泮的残余粒数，舌根泛起药膜溶解的甜锈味。
她总说：“等你结婚时……现在给你钱难道以后又要给吗”，每个字都擦得锃亮如银器。可我的不婚宣言早在五年前就摔碎在她脚边，那些瓷片至今还嵌在我每次就诊的路途上。
医院走廊的候诊椅吸饱太多孤独，坐下时会发出潮湿的叹息。上次抽血后按压血管的棉签，竟比任何生日礼物更贴近我的皮肤——毕竟它真实地吸收了溢出的疼痛。
母亲的爱像不对称剪裁的礼服——哥哥那头缀满钻石，到我这里只剩线头。她带着与前夫生的儿子嫁进来时，怀里还揣着未晾干的旧梦。而我作为这段婚姻唯一的新生证物，反而成了钉在华美袍子里的倒刺。
她给哥哥的公寓装了三层隔音玻璃，却从不堵住自己耳朵里漏风的偏见。当我试图解释不婚主义不是一种疾病，她突然哭诉自己命苦——仿佛我的存在本身，就是她人生账本上持续亏损的坏账。
父亲始终是窗边的影子人物。他付学费时像在填报销单，签字的力度刚好足够穿透三层复写纸，却穿不透我逐年加厚的病历扉页。他说“你自己去”，这几个字比劳拉西泮更容易让人嗜睡。
哥哥的购房合同占据家里保险箱最上层。我的诊断证明塞在书架底层，偶尔被母亲抽出来掸灰：“你看你花的这些钱，都够买半个卫生间瓷砖了。”她永远不知道，我宁愿用十年药费换她一次真正注视——不是医生面前表演的焦灼，而是看见我瞳孔里那片荒原时的沉默。
忽然想起少年某个画面：哥哥顽劣时母亲整夜哭泣，而我抑郁发作只能蜷缩着模仿正常呼吸声和微笑。原来有些治疗从未进入医保目录，它们静默地沉积在脏器深处，成为终身服用的心碎缓释片。
今夜又要吞下蓝色药丸才能安睡。母亲说这是自私，她大概忘了——自私的人从不会在深夜反复清点自己究竟亏欠世界多少氧气。
今夜劳拉西泮的蓝色比往日更沉。或许因我忽然算清：哥哥的房贷利率是4.9%，而我二十年来赊欠的母爱，早已利滚利到穷尽一生也还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