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被锁定，莫名其妙）

1976年夏秋之交，我上高中了。

那时上高中，不看学习成绩，不用考试不需分数，但必须要经过父母单位、所在大队推荐。各班还分不同的专业，我们这一级共六个班，分农林水、农机、美术、文艺、兽医和人医六个专业。

我被广大贫下中农推荐上了高中，学的是兽医专业。

我六舅是个兽医，每当他歇班回家时，常被请去帮人家看看喂的猪如何养的羊咋样，颇受邻里尊重。

还有县兽医站那个外号"红鼻”的兽医老刘，隔段时间就骑着高大雄健的栗色种马在路上抖风，那个景象形成的视觉冲击，任谁都会转换成心中强烈的艳羡。

所以，我觉得自己读了个好专业。

第一次实习活动，是到一个叫做十二户的村里观摩母猪结扎，场景虽说是血淋淋的，但当时却没感到害怕，反倒觉着将要学到真本事了。

刚入学时，我们的校名叫做县中学，之后一年左右恢复了一中旧称，学制二年。各个班级，除了称作高一高二某某班，还按入学年份叫高XX级X班。比如，我就在“高七六级五班”。

我们班主任老师是王海清先生，是个极具亲和力的人，眉目秀朗举止儒雅，师母在外地供销社上班，夫妻常年分居两地。王老师住在学校的单身宿舍，同学们喜欢去他那里，不光说学习上的事儿，也家长里短涉及到其他的话题。

王老师喜欢学生——甚至可以说是打从心底里亲近学生，与学生关系融洽和谐，在我们学校里是有名的。

开学报到时，王老师点着名跟同学们一一见过。点到我时，王老师一把把我揽进怀里，双手捧着我的脸，用泛出柔光的眼神看着我说：

“过来我瞧瞧，身高一米四，不到十四岁。"

等看过我的模样儿，接着又说：

“可爱的小家伙。唔，到座位上坐下去吧，以后有什么事就跟我说！”

后来王老师一直把我当成他的孩子一般，加上我和他大儿子是一级邻班同学，时不时就把我叫去玩。我那时很腼腆，第一次去还羞羞答答，后来常了习惯了，也就不再拘谨。碰到有客到访，还主人一样替老师照应。

很快的，入学两三个月的时间了，同学们彼此之间就熟悉起来，各自有了谈得来处得好的伙伴。我要好的同学叫Z辉，家住面粉厂，与学校相隔不远。他瘦瘦高高的，行事讲义气但有时缺少分寸，偶尔还带着些许痞气。

学校规定中午一律在教室午休，同学们在课桌上睡觉。有一次，Z辉见董红生同学躺那儿，就划了火柴烧他的头发。我头一回见识到，火一点着头发就急速蔓延，满头上跳跃着幽蓝的火苗。Z辉吓坏了，赶紧用两手扑打，好歹扑灭了，董红生同学也被扑打醒了，懵懵懂懂弄不明白怎么回事。这种恶作剧，当时感觉好笑，现在想想却害后怕。

放学后，我们时常顺路去Z辉家里。

冬天，他会约着几个要好的同学，到厂里的澡堂洗澡，这对我来说是无比的享受。

有一次洗澡时，我用肥皂洗了头，可一摸却涩涩的，不知什么原因。等后来才想明白了，是因为长时间不洗头，头发油腻摸着滑溜溜的，而光用肥皂洗头并且只洗了一遍，洗的不彻底不干净，可不就涩涩的吗！当然，那时也没有现在家家常备的洗发露护发素，有条件又讲究些的，只是用块儿好一点的香皂而已。

王老师和Z辉现在都不在了。Z辉走得很早，他高中毕业后分配在造纸厂工作，由开始好喝酒，发展到常年酗酒，把肝弄坏了。王老师近几年才走的，享年近八十岁。他走后，我还写了一首题为《想你》的诗。

1976年是个特殊的年份。

这一年，吉林下了陨石雨，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死了几十万人。各级动员全民防震，家家户户用塑料薄膜盖起防震棚，安上床，白天坐在上边玩儿，夜里让孩子们睡。地震那会儿，几乎天天下雨，土地象是饱和了，不仅渗不进雨去，而且还平地冒水泡。我每每在这样的天气里，内心会潜生着莫名的悸惧，总有些隐隐的怕，以及阵阵的忧。

那是因为1974年8月发大水的恐怖经历，让我刻骨铭心。

那年从8月10日开始，雨连连绵绵下到了13日，天空就象撕开了道大口子，雨水哗哗倾泻不见止息。到13日下午，墙外胡同已变成了河流，墙内天井里的水已排不出去，开始往房间里倒灌。

当时我们家里的人，父亲在外地，大姐在单位二姐在学校，就母亲和三姐、我、弟弟在家，只好请来屋后邻居帮忙，先堵住院门口，又在房门口拦上木板，再用土筑起来阻挡雨水。

到后来，必须用脸盆从房间里往外攉水才行。弟弟小，天刚黑就睡了，母亲领着三姐和我轮换着攉水。

开始我们干得很起劲，渐渐渐渐的，夜也深了天也凉了衣服也湿透了，夏衣换完换秋装，到下半夜连棉袄都找出来穿上了。

电线杆已经全被冲倒，本来上半夜还能照明的电灯早熄灭了，四周雨云裹挟着湿冷的夜色，暗合着雨喧水哗的肆虐，加上不断传来的墙倒屋塌的闷响，我们娘仨谁也不说话，我知道，此时此刻各人的心都是揪着的。一个通宵下来，精疲力尽身心困顿心有余悸。

还好，经过娘儿仨彻夜奋战，无情的雨水终是被挡在了门外。

第二天，看到满目狼藉的景象，听说别人家屋里进水泡瘫了土炕，我幼小的心灵涌动的不是悲情，而是稍感安慰且还有些暗自庆幸。

也就在防震、防汛的日子里，我上了高中。

1976年的汛情有惊无险，但防震要求很严。要求最严的时候，我们得在教室后边的白杨树荫里上课。

很奇怪，刚上高中那会儿我时常肚子疼，到现在也不知道原因。有一次到校卫生室拿药，卫生室锁着门，我疼得趴在地上，找了块砖头顶着肚子。

记得有个叫姜言权的化学老师，高高的个头，看到我趴那儿还特意过来关切地问询：

“你咋的了，怎么趴在地上？"

我说：

“肚子疼，等医生拿药。“

直到有一天，我疼得实在受不了了，就请假回家。

那时候回家是步行的，走到城关农修厂门口时口渴了，我便到厂里的传达室找水喝。传达室里有三四个人正在听收音机，其中有个四五十岁的女的，靠在卷起的铺盖上斜躺着。

我用舀子盛着水，顺便听着收音机。

里边吱啦吱啦光出杂音，等听清楚了，却是个带哭腔的颤抖的声音，播送着晴天霹雳般的消息：

“……沉痛宣告……Mo-zhedong同志……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

斜躺着的那个女的忽地一下惊座起来——那真如唐代诗人元稹对自己"垂死病中惊座起”的描写——拍着大腿呼天抢地地哀嚎着：

“哎呀娘啊！哎呀俺那娘啊！”

我也惊呆了，扔下刚盛上水的舀子，旋即小跑回家，一见到母亲就慌慌张张地告诉她：

“Mo-zhuxi逝世了！”

母亲条件反射似地站住了，神色紧张地责备我：

“别胡说！可不能胡说！"

可是，等听我把事情学明白了，母亲却显出神色黯然又无助的样子，象是问我又象是自言自语：

“以后怎么办啊，这不是塌了天吗！"

可不就象塌了天吗，九个月内，周、朱、毛三大伟人相继去世。尤其是Mo-zhuxi逝世的那段日子里，厂矿企业机关单位的大门口，都有全副武装的民兵站岗巡逻，气氛凝重而压抑。

那年清明节还发生了一个大风波，此后，我们写作文一般得写上一句话，叫做“继续深入批D，反击YQFA风"。

有一天，老师说再往下别写这句话了，我感到很纳闷也很奇怪，不过也隐约觉察出要发生点什么。直到ⅩP同志又出来工作了，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到了十月，D中央在英明LX的领导下，一举粉粹了"四人B“，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整个国家突然有了不同的气象，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在朗朗的秋天载歌载舞，说是春天来了。

转过年来，到了1977年。

上边说要恢复高考，我心潮澎湃，以自己的见识拼命想象着大学的模样，可怎么想也想象不出个具体的影像来，就暗自下了决心，一定好好学习一定要考上大学一定到大学里亲自看看它的模样。

参加1977年高考的人，大部分是早已走上社会的“老三届”。学校从我们高一选了五六个尖子生参加了当年的高考，他们竟然都进了预选线。最终，一班有个叫张Y明的同学被录取，进了一个师范类本科院校。当时学校还在校礼堂召开了欢送大会，大会氛围让我热血沸腾倍受鼓舞。

就在我暗自摩拳擦掌之时，王老师把我叫到他宿舍里，拉住我的手用商量的口气说：

“考大学要体检，身高体重都有要求。你即便分数够了，也可能会由于身高不够，上不了大学。”

我听了正在想那该怎么办时，王老师又说：

“要不这样吧，你回家商量一下，先办个休学手续，在家自学一段时间，多吃点好的长长个，将来插班到下一级吧！”

对王老师的建议，我立刻表示同意。回家一说，家里人也认为是个好办法，并一再嘱咐我，要好好谢谢老师。

后来的事情，一切按着王老师的设想进行着发展着。

等我考上大学时，身高体重都已不是问题，顺利通过了体检。快到通知书要求的报到时间了，父亲专门从外地回家，给我买了新皮箱、新皮鞋、新手表，然后又搭乘他单位的便车，先到他工作的地方住了两天后，便让他同事赵L栋叔叔送我去学校。

赵叔叔很有意思，我喊他叔叔，他怎么也不让，说是叫哥哥就行。可是，我还是个学生，他已经三十多岁了，又是父亲的同事，我就一直坚持喊他叔叔。参加工作后，我还是这样喊他。

我俩坐火车去的学校。到校时已是深夜，第二天吃过早饭，赵叔叔就回去了。我左左右右打量着对自己来说是全新又陌生的校园，心里滴滴咕咕：大学的房子也是盖在地上啊！

再后来，我时常琢磨一个问题：如果1976年不是1976年的样子，那么我的、我们的生活，会是个什么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