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优秀的作品，最能打动读者的在于它能够与时代精神共振，又或者能够催人俱进，感人肺腑。《水浒传》是一部历史经典著作，这部史诗般的作品展现了许多困顿的形象，也体现了许多时代的局限性。但是，即便如此，这部作品却一直备受后人传颂，而这其中离不开故事所传达给读者的某种精神情怀，如“忠义”精神。作为古典小说的经典代表，《水浒传》的“忠义”精神一直是人们探讨的话题。
自古以来，中国人将“忠义”奉为崇高的伦理信条。其实，在很早之前，“忠义”并不是一个合并的词汇，而是两个分别拥有各自伦理体系的词。
“忠”字的具体解释最早始于《论语》的“为人谋而不忠乎”，意思是指为别人办事应该尽心尽力，担起责任。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汉代之后，“忠”成了当时“独尊儒术”的一个核心价值输出，它逐渐演变成了一个专供君主使用的产物。
在汉字中，“义”和 “仁”是两个意义相近的词，常被放在一起使用。
所谓仁义，《中庸》云：“仁者人也，亲者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所谓君臣之义，“父子之道，君臣之义，伦也”。《礼记》曰：“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
儒家思想认为，“义”是礼的一种具体表现，比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在先秦时期，儒家思想观念中的“忠”与“义”是相对的关系。孔子、荀子等思想家均主张民贵，如孔子在《论语·八佾》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孔子认为，良好的君臣关系是君主应礼待臣子下属，下属应该以忠事君，两者之间应该具有良好的信任关系。另外，荀子也曾讲过： “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所谓的“忠”与“义”，是一种对等的关系，要求“忠”的同时，也对君主提出了相关的道德约束。
随着历史的发展，“忠义”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政治权利之下的固化模式典范，并被书写到史传等书中。比如《旧唐书》设有“忠义传”上下，里面所记载的多为出生入死、舍生取义的 “模范道德君子”；正史记载的忠义贤士，多为 “当须徇忠义，身死报国恩”者。
《水浒传》“忠义”伦理的矛盾性
在中国，“忠义”二字一直被视为行为道德标准。然而，自古以来，就有“忠义两难全”的说法，而这一说法在《水浒传》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水浒传》故事中，“忠诚”之人基本都是被打压、迫害的对象，这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自称“忠义”，实则更多的只是体现到了“义”，一种在自我圈子里所认为的“义”，而非是对朝廷的“忠”。
比如在《水浒传》中，母大虫顾大嫂为了解救解宝、解珍，请来了邹润等人帮忙越狱。
文中第四十八回写道：“孙新引了两筹好汉归来。那个为头的姓邹，名渊，原是莱州人氏。自小最好赌钱，闲汉出身，为人忠良慷慨。”
从客观角度看，邹润显然是个懒汉赌徒形象，如此之人和史册记载的“忠良、忠义”人物形象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在学者们看来，梁山好汉的“忠”更带有一种调侃的意思。比如《水浒传》第十九回中，晁盖等人劫了生辰纲后，为了避开朝廷追查，逃到了芦苇荡中，歌声道：
“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注：“赵官家”是一种代称，用来指代当时的封建王朝，表国家政府，当时宋朝皇帝姓赵。】
歌者所唱道，是一种“替天行道”、劫富救贫的宏伟壮举。然而，这看似是在替皇帝打击贪官污吏，看似是在报恩国家，但是殊不知贪官污吏横行，也正是昏庸皇帝所造成的。其实，高俅等人奉旨征讨的对象并非是贪官污吏，而是朝廷叛徒反贼，在维护稳定与反贪之路上，当朝者更加重视其宝座是否能够坐稳，而梁山好汉“替天行事”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也。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忠义”伦理其自身的矛盾性。一方面，忠义的基本前提是平等意识，另一方面，它面对的又是一个等级关系，而等级关系其本身就是不平等的。为此，这从源头上讲，“忠”与“义”伦理是矛盾的。对《水浒传》的梁山好汉而言，“忠”只是“义”的一个陪衬和修饰。
《水浒传》“忠义”的新道德构建内涵
与儒家思想中所强调的“义”不同，《水浒传》所传达的“义”，更多表现为民间所认为的侠客仗义、兄弟情谊精神。若用更通俗的语言去理解，可以将《水浒传》中的“义”看作是一种投资与回报的行为。
比如宋江舍命救晁盖，晁盖在安定之后，便想着“将些金银，可使人亲到郓城县走一遭”，以此用以答谢宋江的救命之恩。在梁山好汉身上，“义”的含义其实已经偏离了儒家伦理道德。“忠”也一样如此，梁山好汉的“忠”是一种不分性质、立场、对象的“忠”，其抛头颅洒热血的背后是注定无果的结局。所以，严格意义上说，《水浒传》的“忠义”是一种民间道德的理想化构建，其传达的观念与民间的价值观是相通的，这也正是为什么《水浒传》如此受民间大众喜爱的原因之一。
《水浒传》“忠义”的悲剧精神
纵观《水浒传》整部作品，可以说“忠义”二字是全文的中心主题，也是其所有人物的精神支柱。然而，前面讲到，《水浒传》的“义”有别于正统的道德伦理，它更多地指向民间义气。这种义气传递的思想是“有仇报报”、“有恩报恩”，而这种思想价值的存在与君权的阶级性是矛盾的，背道而驰的。
《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虽说有情有义，但却未真正地表现出“忠义”的道德伦理行为。他们以 “忠义”之名，为朋友两肋插刀，出生入死，为朝廷君主碧血丹心，但是所做的一切，并非都是泾渭分明的。他们不分对错，打家劫舍，甚至滥杀无辜；他们不分立场，“忠于”朝廷，这些都直接导致了社会悲剧的发生。
其实，在那样一个奸臣当道、昏君无为的年代，《水浒传》的绿林好汉再怎么英勇无畏，“替天行道”，其最终也注定是个悲剧，因为他们无力改变那个荒谬的现实。
但是，不管怎样，《水浒传》的“忠义”虽有悖于正统的道德伦理，但我们不可否认其本身歌颂的智慧、义气精神，而这些多数是基于保护弱者的前提下进行的，正是这种对下层百姓生命的关切情怀，让我们看到了《水浒传》作品本身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