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矣。今诚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则有恶用圣王，恶用礼义哉？虽有圣王礼义，将曷加于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恶。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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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人性是善的。”（荀子先生）则说：不是这样的。古今天下人所说的善，都是要合乎正理安定的法度才行；但是人们所说的恶，就是偏险悖乱的：这就是善恶的分别了。如果现在真以为人性本来就是合乎正理法度的话，那么又何必使用圣王，何必使用礼义呢？即使是有圣王和礼义，那又怎样加以正理平治呢？现在说不是，人性是恶的啊。
因此古代圣人因为人性恶，因为人偏险不正，所以才悖乱不治，所以要建立君主的权势用以统治人民，发扬礼义得以教化人民，建立法度并且得到治理，加重刑罚从而禁止有的人（作恶），所以才能让天下人都能安定，合乎善啊。
孟子与荀子先生这场关于人性的辩论，看来本质上是在追问“人如何变好”了。孟子说“性善”，像说种子里有参天大树的基因，强调内在向善的可能；荀子说“性恶”，这就像是在提醒种子需要阳光雨露，否则是长不成材的。
而且两者并非是黑白对立的，而是揭示了同一个真理的不同侧面而已。孟子看见了人的道德潜能，能够给每个人以尊严；荀子看见了人的欲望本能，给社会以警惕。没有孟子的“善端”，礼义教化便失去内在根基，沦为外在枷锁；没有荀子的“恶警”，人性光辉便可能流于空谈，并最终会忽视制度约束。
所以，现代人更该明白：人性并不是一潭死水，而是一条流动的河流。天生有向善的源头，也暗藏着些许失范的暗流。圣王礼义并不是否定人性，恰是在帮助这条河流源源不断灌溉良田、汇入大海。真正的善，既依赖内心的良知觉醒，也需要法治与教化的航道——这才是亘古不变的人间智慧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