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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2022年有一次周末和朋友小聚，火锅蒸腾的热气裹着牛油香漫上桌，毛肚、鸭肠、肥牛卷层层叠在餐盘里，有人笑着说“难得放松，多吃点”，我便跟着放开了筷子。直到最后一口脑花下肚，才撑得靠在椅背上动弹不得，回家后腹胀到深夜难眠，揉着肚子时忽然想起那句老话——“贪得一时嘴，受了一身累”。原来从古至今，这“嘴馋”的诱惑与“受累”的代价，早被古人写进了诗词典故里，藏着最朴素的生活智慧。
《黄帝内经》开篇便说“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这“节”字，正是对“贪嘴”的最好提醒。孔子虽言“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可他追求的是饮食的精致，而非数量的无度。《论语》里记载他“不多食”，哪怕是再喜爱的食物，也从不过量，这份克制，恰是避开“一身累”的关键。反观晋代的石崇，宴饮时“每宴客，必令美人行酒；客饮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这般穷奢极欲的“贪嘴”，早已不是享受美食，而是将欲望凌驾于生命之上，最终落得家破人亡的结局，这不正是“贪得一时嘴，受了一身累”的极端写照？
苏轼一生颠沛，却总能在饮食里找到乐趣，可他的乐趣从不是“贪多”。被贬黄州时，他发明“东坡羹”，不过是“用芹菜、荠菜、芦菔、蔓菁之属，杂以米糁”，简单炖煮却吃得心安；到了惠州，他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看似贪嘴，实则是“三百颗”的夸张修辞，藏着对岭南风物的热爱，而非真的日日暴食。后来他在《菜羹赋》里说“先生心平而气和，故虽老而体胖”，这份“体胖”不是暴饮暴食的臃肿，而是饮食有度、心境平和的健康。若他真的日日“三百颗”荔枝，怕是早被荔枝的湿热所困，哪还有“人间有味是清欢”的通透？
《道德经》里讲“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这里的“口爽”不是味觉爽快，而是味觉被过度刺激后失灵，恰如我们贪嘴时的状态——吃火锅时嫌不够辣，加了一勺又一勺辣椒，结果辣得胃痛；吃甜品时觉得不够甜，多放了几勺糖，转头就被腻得反酸。唐代诗人杜甫写“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一盘韭菜、一碗黄粱，简单的饭菜却让他觉得温暖，因为他吃的是“适度”，品的是“心意”，而非“贪多”的执念。反观现在，每逢佳节，总有人抱着“过节就要吃够本”的想法，一顿饭吃撑了还不停嘴，结果节后肠胃紊乱、体重飙升，去医院挂号时才后悔：不过是一时的口腹之欲，竟换来了好几天的难受。
汪曾祺先生是出了名的“美食家”，他写高邮咸鸭蛋“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写昆明的菌子“菌中之王是鸡枞，味道鲜浓，无可方比”，可他从不主张“贪嘴”。他在文章里说“我吃东西是有节制的，一饱就停，不贪吃”，正因如此，他才能在各地美食中品出真味，而非被“撑累”扰了兴致。季羡林先生也说“我对饮食没有什么要求，吃饱了就行，粗茶淡饭最养人”，两位老先生的通透，正是看透了“美食是慰藉，不是负担”的道理——若为了一时嘴馋，让肠胃受累、精神萎靡，反倒辜负了美食本身的意义。
其实“贪得一时嘴”的“贪”，从来不是对美食的热爱，而是对欲望的放纵。就像《庄子》里讲的“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小动物尚且知道“够了就好”，人若连这点克制都没有，难免要受“一身累”。记得小时候，外婆总在我吃饭时说“七八分饱，百岁不老”，那时不懂，总想着把碗里的饭吃完才叫“不浪费”，结果常常撑得打嗝。后来才明白，外婆的话里藏着老祖宗的智慧：适度的留白，才是对身体最好的善待。
如今再想起那次火锅局，倒不是后悔吃了火锅，而是后悔没能守住“适度”的底线。美食本是生活里的小确幸，是家人围坐时的一碗热汤，是朋友小聚时的一盘小菜，若为了“贪一时”而让这份确幸变成“一身累”，反倒得不偿失。就像苏轼在《浣溪沙》里写的“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最动人的味道，从来不是浓油赤酱的堆砌，而是清淡适度里的安稳。
愿我们都能记住：美食值得热爱，但不必“贪得”；口腹可以满足，但别让它成为“累”的源头。毕竟，日子还长，好吃的还多，慢慢来，才能品出每一口的真味，也才能避开那“一身累”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