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国权
一、来到了贵州的大山中
在国家建设三线的号召下，刚刚读初中的我，随父母从沈阳举家搬迁到了贵州安顺。那是1969年3月，是文革的特殊年代，物质匮乏，搬迁时，家里的樟木箱等生活用品能打包托运的尽量打包托运，就连家里冬天腌酸菜用的大缸也捆上草绳托运了。
从沈阳到安顺，路途遥远，途中在北京和武汉转车停留，北京是首都，武汉是大城市，算是开了眼界。在天安门广场，我和弟弟妹妹们手捧红宝书照相，在武汉长江大桥旁也留了影，尽管是黑白的，弥足珍贵。
乘着火车，一路旅途劳累，终于到了安顺站。安顺车站很小，站前是一条通往市里的马路。马路名副其实，马车多，还有牛车，偶尔能看见解放牌卡车。来接站的人把我们领到市里一家旅馆安顿了下来。
二、住在安顺旅社的日子里
我们住的旅社招牌是“服务经理部”，旅社不大，前后几天住进了20多家调到安吉厂的家庭。那时，安吉厂处于建厂初期，家属楼还没建好，我们只能暂住在这里，一住就是3个多月。记忆中，住过“服务经理部”的有许建家，王永才家，王月星家，张平家，周永鑫家，胡光洁家，好像还有林钢城家、张洪泊家和沈文阳家等。安顺是个小城，初来乍到，一切都是新鲜的。每周日是赶集日，城外的农村老乡把农产品拿到集市来卖，还有很多小商小贩把服装鞋帽，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摆到路上卖。此时，路上是不能通车的，安顺也没有公交车。安顺人说本地话时把“我”说成“老子”，尽管不文明，但也习惯这么说。我们把安顺人称为“老当（当地人）”，尽管不尊重，也习惯这么说。
终于有一天，大卡车载着我们去看看将来生活工作的地方——建设中的安吉厂。车在山中穿行，土路崎岖不平，车开的很慢，感觉安吉厂离安顺很远。我们站在卡车上，感叹着周围的山是那么多，一路的颠簸却也不觉得累。
到了安吉厂，看到了916那几幢白色的小平房，见到了小时候的玩伴俞建国。后来知道住在那里的还有同学一场的李友强、牟伟利等。从916往前走，不远就到了917，那里是一片工地，一幢幢二层楼的家属楼正在建设中。
还记得有一天，大卡车载着我们几家人去黄果树瀑布玩，那时的黄果树景区是不要门票的。我们几个男孩还在瀑布下的水潭中游泳，真是开心快乐。
住在安顺旅社的日子不算长，至今想来，记忆犹新。
三、年少的我们进了工厂，参加了工作
917的家属楼陆续建好，我们也陆续离开安顺住进了厂里。新的家属楼家里是没有厕所的，也没有水池。公用厕所和水池是人们交流信息的场所，家长里短，社会新闻，到天下大事，面对面交流，当然那时是没有手机，没有微信和WAFI的。每日的生活是那么的单调和单纯，现在的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生活在哪个年代，也没觉得什么，只是羡慕父辈们上班的人流，希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广播喇叭里在上下班时放着录好的军号声，是那么雄壮，日复一日。那时还没有学校，我们这些本该在校园里读书少年，晃荡了一段时间，有人把我们组织起来，把一间家属房当教室，开始了上课。
远离城市的工厂是一个小社会，工厂陆续有了医院、学校、托儿所，有了邮局、商店和粮店，还有公共澡堂。操场上经常会放露天电影。家属区不远是农村的村庄，虽然不相往来，早期也经常发生矛盾。后来的后来，矛盾也没有了，一些“老当”还成为朋友和哥们。
到了1970年，三线工厂开始大量招收新工人，我们这些年龄不到16岁的少年被政策网开一面，进了工厂。到1970年底，我的安吉同学大部分进厂参加了工作，少数年龄小一点的第二年也进了工厂（我在1970年初随父母调到安大厂，当年也参加了工作）。小小年纪就进了工厂，还是很自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