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满江红》“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名句，是贺兰山留给很多人的第一印象。但据考证，词中提及之山多半指河北磁县贺兰山，宋朝时为宋金两国争端之地。而宁夏的贺兰山，与宋金之争毫无瓜葛，岳飞亦从未踏足，与它深度结缘的是兴盛一时的党项民族及其建立的西夏国。

党项先民唐朝时自青藏高原辗转迁至西北一带，因助唐朝平定黄巢起义有功，部族首领被赐李姓，受封而成一方藩镇势力，经五代十国至宋初，皆臣服中原王朝。

此后，因对宋太宗“改土归流”措施不满，首领李继迁联合辽国反抗宋朝，不断扩张势力范围，逐渐占据今陕西北端以西的广阔地区，至其子李德明依托贺兰山为屏障于兴庆（今银川）“建都”，并继续西扩，党项已处于事实独立状态。

李德明之子李元昊即位后攻占整个河西走廊，并于公元1038年称帝建西夏国，对内称“大白高国”，依旧奉行“附辽抗宋”策略。北宋数次对其讨伐皆败，进而议和，西夏对宋自称“国主”而对内称帝，后于贺兰山败于辽而对辽称臣，与辽、宋遂成鼎足之势。

待金朝崛起灭辽，西夏转而臣服于金；金灭北宋，西夏趁机抢占北宋之地扩大地盘。蒙古崛起后，西夏又联蒙攻金，后又掉转方向改为联金抗蒙。

1227年，在已是第六次来攻的蒙古大军的围困下，西夏末帝李睍率众投降，不想却被全部处死。据某些记载，此前不久病死于六盘山的成吉思汗留下了“秘不发丧，待夏主降，即行屠城”的遗命。蒙古人奉命入兴庆大肆掠杀，西夏宫室、文献、陵寝尽毁。至此，历十帝享国189年的西夏不仅亡国，更惨遭灭种。

如今，在贺兰山东麓的一片旷野之上，散落分布的若干座或高大或矮小的土丘及残破的土堡土墙，是这个王朝留给世人的重要历史遗迹——西夏陵。陵区当中有帝陵9座，其余王公贵族的小型陪葬墓200多座。

帝陵的风格兼有汉族皇陵和佛教特色，布局上分为外城、月城、内城三部分。为了死后更接近西天，帝王的长眠之处，位于内城中轴线的偏西位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高20多米的圆锥形土丘便是陵台。它本是一座七级楼阁状八角佛塔，因蒙古军队放火致外层所包砖木尽毁，只留土质内核裸露在外而成为所谓“东方金字塔”，周边的其余建筑也是同样的命运。

西夏陵有别于其他皇陵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帝王的墓室不在陵台下方而在它的前部，且有一条凸出地面的墓道相通，辨识度极高，不费吹灰之力即可精准盗掘。墓室上方现存一个巨大盗坑，其中的随葬物品早已成空。

在蒙古人大规模、有组织的破坏之下，西夏陵整体沦为一片废墟。该景区入口处的西夏博物馆里，陈列着诸多出土的建筑构件、陶瓷器具等各类历史遗物，更有保持原貌移植而来的镇馆之宝馒头窑遗址，可使人一窥西夏当年的生产生活场景。

回顾西夏一朝，处处体现了一个有一定实力的小国的特性，可谓中国历史上极其特殊的存在。

军事上，西夏堪称实力强劲。党项原本为游牧民族，实行全民皆兵，战斗力极强，加之地理位置优越，保证了它在同周边诸强国的对抗中长期坚挺。即使面对战无不胜的蒙古帝国，仍顽强抵抗达22年之久。

文化上，西夏在“汉化”与“胡化”间努力寻求平衡。党项族本就汉化程度极深，拜孔子、兴儒学、重礼仪、信佛教，中后期实行科举，国家的政治制度大体也是宋的翻版。而为了有别于汉人，李元昊“发明”了一系列独特习俗，如下令创造了与汉字极其类似而笔画更多西夏文，要求男性全部留成中间秃发两侧梳辫的奇怪发型，自己也弃汉姓“李”而改为生造出的“嵬名”。凡此种种，无不是文化弱势族群在强势文化面前纠结心态的体现。过度汉化，唯恐民族特性丧失而被同化，淹没于汉民族的汪洋大海；而过度胡化，又恐实现不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近代以来在“西化”与“中国特色”间的彷徨，与此有几分相像。

外交上，党项人一直以来的策略是附强攻弱。不管附辽抗宋、附金攻宋，还是联蒙攻金、联金抗蒙，总的来说就是见风使舵，反复无常，夹缝当中求生存。这种套路，在周边国家无绝对实力时属于生存之道，而当绝对实力大国出现时却是毁灭之路。关于西夏投降后仍惨遭屠城的原因，一种说法是成吉思汗久攻不下对其怀恨在心，另一种则是“恶其狡诈多变”。欧洲的波兰搞的也是这一套，历史上曾因“抱错大腿”而招致三次亡国，时至今日仍在附美而对抗他国。

西夏国已成往事，它的核心区域由蒙古人取“安宁西夏”之意命名“宁夏”而沿用至今。西夏文无论与汉字有多少相似，都早已成为除学术研究外无人识得无人使用的死文字。唯有西夏兴亡的教训还在长期警醒人们，切莫哀之而不鉴之，而使后人复哀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