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鼠疫，我想你知道的已经够多了。不过我想一个富有好奇心的人肯定还会有这样几个问题。

比如：老鼠作为鼠疫杆菌的寄居地，会不会幸免于难呢？

答案很让人悲伤，鼠疫杆菌是个典型的忘恩负义之辈。实际上老鼠也和人类一样是受害者，这个疾病传递链上唯一的赢家就是跳蚤。它成功的将前一个宿主杀死，然后再一跃而起跳槽换家，杀掉下一个主人，不管是老鼠还是人。

这种细菌有两种分工明确的毒素，外毒素杀死老鼠，内毒素杀死人。当然我说的这种鼠疫是腺鼠疫，也就是淋巴结会肿大的那种。而那种从旱獭身上来的肺鼠疫也不能使旱獭免遭厄运，感染了鼠疫杆菌的旱獭会失明失声，然后被同类排挤出洞穴。这样被闯关东的人类轻而易举的捕获，扒皮是肯定的，被不被吃就看它的运气和猎手的心情了。

如果你是专业人士肯定还会问这样一个奇怪的问题。如果一个人得了腺鼠疫，然后被一只并不携带鼠疫杆菌的洁净跳蚤给咬了，然后这个跳蚤再去咬一个健康人，那这个健康的人会不会得鼠疫呢？

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它涉及到很多的问题，而且涉及到很多的假设。比如跳蚤体内的鼠疫杆菌要在体内停留多久才具有再次感染人的能力？比如这个跳蚤是在这个鼠疫病人得病的哪个时期去叮咬他的？是没有症状的2-5天潜伏期？还是淋巴结红肿的疾病发作期？还是病人快死时细菌大量进入血液的败血症期？比如这个健康人体内是否可能存在对鼠疫杆菌的特异性抗性？比如这个健康人有没有可能感染鼠疫杆菌之后没有任何症状，几天之后自己就痊愈了的可能？北里和耶尔森在香港的那次对决只能说明这其中的几个小问题，关于微生物的研究越仔细也就越博大精深。你会不会觉得这些问题很无厘头，很没有意义呢？或许会是这样的，但微生物学的进步就是依靠这些奇思妙想的问题把一个又一个看似无法攻克而且无从下手的难题一点点拆解成一个个触手可及的梦想。踏实的科研人步步为营，最终在实验中发现了一个又一个解决问题的症结，最后要么发明出一种新药，要么开拓出一种新的防疫方法。

科学家的天真无邪多数情况下会成为他们克敌制胜的法宝。

所以从死老鼠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你以后在街上碰见死老鼠，还是乖乖离它们远一点吧，老鼠死于当街该算他们的非正常死亡了吧！万一它身上带那么几只跳蚤，一不小心把你咬上一口，鬼知道现代医学对付鼠疫的制胜法宝抗生素对你会不会有效呢？万一没效，你的死会不会也是因为好奇使然呢？

比如：1644年那场王朝更替的混战里，满清的骑兵进入瘟疫一样的北京城为什么可以安然无恙呢？为什么吴三桂和李自成同样在山海关前交战，李自成的士兵得瘟疫死了，而吴三桂的骑兵却丝毫没事呢？为什么得了瘟疫的李自成骑兵可以在初期略胜关宁铁骑呢？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很久，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给你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鼠疫的潜伏期一般有十天左右，当李自成从北京城挑选完生龙活虎没染病的士兵前去山海关时，可不可以说一部分士兵正处于疾病的潜伏期尚未发病。那时所有潜伏期内的病人都是正常的。可往上海关赶路耗费了几天时间，安营扎寨再耗费时间，等到和吴三桂交手时，也就打几天，士兵们就相继发病。于是战力锐减，最终败于天下第一关前。

关于为什么骑马的骑兵就没事这个问题我想为你描绘一幅上古时期我想象中的画面。那是一个阳关明媚的午后，在漠北草原上马群吃得正饱，正在闲庭信步的溜达，有的则在午休。一只可爱的老鼠从洞里出来寻找食物，看见洞外温顺高大的马儿无比帅气。当然，这是他们共同居住的草原。这些马对这些老鼠来说是“抬头不见”，因为老鼠视力不太好，而这些老鼠对这些马来说是“低头见”。在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草原上，老鼠和马达成了一种默契，以后生生世世不相侵扰，直到世界尽头，宇宙终老。伏在老鼠身上的跳蚤也铭记下了这段誓言，从此对马敬而远之。

这故事是我编出来的，很扯！不过说不定真有其事，因为没有证人，如果你想推翻我，要么到马身上找虱子去，要么去试试科学研究吧？

因为当年那场大瘟疫是没有道理提前终止的，如果是腺鼠疫，在气候转暖的夏季，潮湿温润的环境多适合跳蚤繁殖呢？如果是人们动了土拨鼠，感染了肺鼠疫，那可就没有跳蚤和马约定这回事了，这些骑兵和将领死里逃生只能归因为运气了，可是是不是有太巧了点？

肺鼠疫从前一年的10月就开始流行，经过整个冬季，然后进入春季，就像当年东北流行的那场大鼠疫一样。等到天气转暖进入夏季，日光中的紫外线作为一种强杀菌剂，杀灭了空气中的鼠疫杆菌，然后因为人都死的差不多了，也就相当于完成了一次阴阳两隔的彻底隔离，这才使这场人间悲剧奇迹般的终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吴三桂的如意算盘，满清的夺得天下该是人来瘟疫史上的一次天意吧？也许这样的天意在隋唐易代，或者蒙元征服欧洲时都出现过，随着医学的进步，随着我们对微生物的不断探秘，终有一天，这种运气和天意会在科学的公正解答下变得逻辑味十足，变得异常简单。没有第三种神奇的力量，没有天意，一切都仅仅因为我们现在并不清楚的科学。

比如：文章是写鼠疫的为什么要叫做《甲申三百年祭》呢？一点关系都没有呀！

也许你曾经听说过在1944年，郭沫若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同名的文章，只不过他当时考证的是李闯王进京后41天就急速衰亡的历史，用以警示共产党，一定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这一年距离那个北京城三换王旗的一年刚好300年，60年一个甲子，刚好又是一个甲申年。所以后来人们说起甲申300年都会不自觉的想起郭沫若写过的那篇文章，而1644年也就有了一个代称叫甲申三百年。

我祭奠甲申三百年，想在祭台上放这样三件东西来纪念那一年的神奇，一个是跳蚤，一个是旱獭，还有一个就是链霉素。我想告诉很远以前就逝去的英雄们，不管是皇帝、还是守卫京师的禁军，不管是当上霸主的农民王，还是背上叛徒罪名的吴将军，还是仍然被“冲冠一怒为红颜”蒙在鼓里的多尔衮，当年一切的因缘际会都似乎被现代科学阴差阳错的破解。没有人会真正明白那段历史，不管是身处其中的你们还是身在世外的我们，姑且不去深究。我索性再在祭文里再向你们透露一下三个人物的名字，他们是北里柴山郎，亚历山大·耶尔森，还有伍连德。他们也早已远离了我们的世界，去往你们的世界里。我希望你们能够成为朋友，你们可以去找找他们，去跟他们聊聊，也许你会爱上科学，爱上医学，爱上微生物学！只不过他们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法国人，就是那个中国人也远在南洋，不过你们时间多得是，可以去看看，顺便带去我对他们的景仰和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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