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56年，乃大清咸丰五年，也是太平天国丙辰六年。这一年9月，太平天国诸王内讧，天京之变来得迅疾。此时曾国藩坐困江西南昌，颇为煎熬。
赵烈文是在1856年12月经周腾虎推荐出入曾国藩幕僚中。那一年，他24岁。赵烈文在入幕当天即参观驻扎在樟树镇的湘军水陆各营，此部为湘军将领周凤山所辖。曾国藩视之为劲旅和屏障。在参观完毕之后，曾国藩询问观者意见。赵烈文的看法是：“樟树营陆军营制甚懈，军气已老，恐不足恃。” 这一番说话让曾国藩不悦，一个未曾领兵交战的读书人只是巡视了一番便如此评论。曾国藩可能会认为这个年轻人只识得纸上谈兵。而赵烈文也一定看出了曾国藩不以为意的态度。碰巧不久，赵烈文的母亲生病，就以母病为由，向曾国藩辞行。曾国藩亦未挽留。
正值赵烈文临去之前，石达开在樟树镇大败湘军周凤山部，占据江西50余州县，围困曾国藩于南昌。曾国藩开始知道这个年轻人眼光独到。
赵烈文再次出入曾国藩的幕僚需要等到大清咸丰十一年。那一年他30岁。在曾国藩的身边围绕着一大批日后影响晚清政治格局的人，赵烈文同时期的幕友分别有陈宝衡、薛福成、程鸿诏、钱应溥、莫祥芝、吴汝纶、倪文蔚、万启琛、刘翰清、黎庶昌、王定安、陈鼐、方宗诚、李榕、屠楷、李瀚章、王延长、李鸿章、方宗诚、方骏谟、容闳、徐寿、李鸿裔、周学濬、张树声、陈士杰、彭玉麟、向师隶、陈兰彬、裕麟、李元度、沈葆桢、丁日昌、何璟。这些人日后都曾是独当一面的人。赵烈文与他们相比多少显得有些籍籍无名。但对于曾国藩来讲，赵烈文是他最看重的才俊之一。这个年轻人在他撰写的《能静居日记》中称曾国藩为“涤师”。曾国藩号涤生。
在曾国藩的宦海生涯中，曾国藩喜欢与下属、幕僚分析时局、谈古论今、臧否人物，而赵烈文就是曾国藩看重的对谈对象之一。大清同治六年这一年，即公元1867年，赵烈文第三次进入曾国藩的幕府。曾国藩与赵烈文几乎无日不长谈，无话不可言。在曾国藩日记中，也几乎每天都记下了“至惠甫处一坐”、“与惠甫久谈”之类文字，有时一天要聚谈数次之多，几乎没有白天黑夜之分。这一年是曾国藩与赵烈文谈论时事最为频繁的一年。在《能静居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曾与赵之间的对谈，常常是由曾国藩打开话头，然后赵烈文再与之对答。有时两个人谈至性情时，赵烈文会簌然泪下，而曾国藩也会“师亦为之闵然”。
他们两人最重要的一次谈话发生在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晚上。即公历1867年7月21日晚。
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忧心忡忡地对赵烈文说：“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祼身无袴’。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势必会形成分裂割据的局面）。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指朝廷先垮台），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赵烈文自称）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指各省）无主，人自为政（地方割据），殆不出五十年矣。”
听闻赵烈文此言，曾国藩立刻眉头紧锁，沉思半天才说：“然则当南迁乎？”
赵烈文明确回答说：“恐遂陆沉（指亡国），未必能效晋、宋也。”
曾国藩接着说：“本朝君德正（皇上德行纯正），或不至此。”
显然，曾国藩还不能完全接受赵烈文的看法。
赵烈文则竿头更进一步，立即答道：“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受报答）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曾国藩没有继续反驳，而是沉默良久之后颇为无奈地说：“吾日夜望死（希望自己快点死掉），忧见宗祏（指朝廷）之陨，君辈得毋以为戏论（开玩笑）。”
赵烈文安慰道：“如师身份，虽善谑，何至以此为戏。然生死命定，不可冀求，乐死之与幸生，相去无几。且师亦当为遗民计，有师一日，民可苟延一日，所关甫大，而忍恝（音同夹）然（无动于衷）乎？”
在这一问一答之间，这一晚，想必这两个人都不会酣然睡去。
在赵烈文的看法中，大清不仅已经“大势”已去，而且“气数”将尽。赵烈文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时间预计：不出五十年。曾国藩对这一番谈话心里惴惴不安。在之后的七月九日，曾国藩又把赵烈文约到两江总督衙门的后花园里，师徒二人就此问题继续交换看法。赵烈文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曾国藩也同样没有在赵烈文的见解中听到自己预期的内容。赵烈文在七月九日的谈话中表达的态度依然是：大势所趋，非人力可左右。曾国藩的谈话中处处可见心底的凄凉。
我们很难说1867年7月21日这一晚开启的对话对于曾国藩来讲，到底带来了多少触动。但从《能静居日记》中的文字记录显示，曾国藩心事重重。不过，曾国藩很快迎来了位极人臣之巅的荣耀。
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下旬，在遣散湘军之后，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他赴京就任后终于第一次见到慈禧太后、同治皇帝、恭亲王以及文祥、宝鋆等军机大臣，并在数日内连续多次受到皇上和皇太后召见，曾国藩以武英殿大学士的身份班列汉臣之首，与满族大学士倭仁相对为臣。荣耀至极。也正是在跻身京城朝廷权力中心之后，曾国藩领教了彼时朝堂之上的种种人物，赵烈文之前的见解才变得更加直观起来。曾国藩意识到朝廷的颓败程度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想。
同治八年（1869）五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对赵烈文说：“两宫（慈禧和慈安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讲不到点子上）；皇上冲默（淡泊宁静），亦无从测之（看不出深浅）。……恭邸（恭亲王）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地位不稳）；文柏川（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宝鋆）则不满人口（素无威望）；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曾国藩的此番臧否人物，直指一个问题：朝廷中无力挽狂澜之人。
曾国藩与赵烈文在1867年7月21日开启的对话，历史用不了不到五十年的时间就给予了答复。大清亡于1911年，距离1867年只有44年。在曾国藩与赵烈文的对谈中，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重要的不是曾国藩的态度和看法，而是赵烈文的预见。至于赵烈文何以在当时做出这样的判断，我们也只能在他留下的文字中努力探寻。曾国藩和赵烈文分别于1872年和1893年去世，对他们来说，这或许是一种幸运。
钱穆在《中国的历史精神》有这样说的：“历史便即是人生，历史是我们全部的人生，就是全部人生的经验。历史本身，就是我们人生整个过往的经验。至于这经验，这已往的人生，经我们用文字记载下来……这叫历史材料与历史记载。”（〈中国的历史精神〉）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大部分的人生与经历。现在这部日记业已成为历史材料与历史记载的一部分。历史就是这样发生的，已经成为既定的历史事实。既然事情已经发生，是这样的结果而不是那样的结果，它一定有其“所以然”的历史原因。在追寻“所以然“的过程中，这部《能静居日记》提供了某些或是部分的解释。
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我又看到《曾国藩宦海密谈录 : 与心腹幕僚赵烈文的九十九次倾心交谈》这样一部书，这本书其实是《能静居日记》的选录翻译本。
九十九次，是一个极具迷惑性的数字。不过，书中的对谈倒是真枪实弹。曾国藩与赵烈文在1867年7月21日那晚的对谈，于历史而言是举足轻重的。就似飓风起于飘萍之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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