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河西走廊
旅行这件事，对现代人来说真的可以说走就走，借以便利的交通，千里之外已经不算距离，天涯海角也并非遥不可及。但是，远在1400多年前，出行主要靠双腿，王公贵族即便有马车助力，一天也走不了多少路程，旅行绝不是享受，反而是一场令人头痛的苦差事。
作为丝绸之路国内段最重要的交通要道，河西走廊的地理位置不论从军事还是经济角度都非常具有战略性意义，这也就使得历朝历代将对河西走廊的经略视作重中之重，其中尤以在长安建都的几个王朝为最。隋王朝虽然短暂，但承担了汉唐传承的纽带作用，继承汉时万国来朝的霸主遗风并传给唐王朝的那个人正是亡国之君隋炀帝。
2.隋炀帝
隋炀帝在历史上是个褒贬不一的帝王，众所周知的最大成就是开凿了京杭大运河，而使他被世人诟病背上劳民伤财罪名的也是这条功在后代、罪于当时的大运河。史书上说隋炀帝之所以开凿大运河是为了他的龙舟能够畅行无阻，享受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江南繁华物阜，并指出隋炀帝造奢华龙舟不计花费是穷奢极欲、贪图享乐的自私行为。更有野史说，隋炀帝三下江南只为寻花问柳，流连扬州等地骄奢淫逸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还记录有一些皇帝与民女之间风花雪月的绯闻逸事。可见，当年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是一件多么不得民心的事情。也难怪，刚刚经历了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而终于统一的隋王朝，其国力还不够强盛，正是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即便大运河的开凿对国民有着长远的利益，但在立足未稳人心浮动的老百姓看来，这无异于供养皇帝个人英雄梦的实现，又怎么会得到支持和理解呢？所以说，在隋朝人的眼中，隋炀帝官宣的巡行视察，大约是被当作皇帝闲得无聊而兴之所至的一次次旅行罢了。
如果说隋炀帝南巡是为了尽享江南美色，那他御驾亲征到西北消灭了吐谷浑，就绝对是为自己正名的一次正义之举了。起码，在西北各民族人民看来，隋炀帝驾幸西北，克服重重困难抵达最边陲的河西走廊，敢于和蠢蠢欲动的西域诸国正面相对、斗智斗勇，他的这份胆识和气魄在历代坐镇中原的帝王中是绝无仅有的，既为大中国挣回了最高的颜面，也让大西北结结实实体验了一把无上的民族自豪感与荣誉感。而对于关外虎视眈眈的西域诸国来说，更是一次强有力的震慑。西域诸国自霍去病立威河西之后，再一次见识到了中华上邦浩浩国威，不禁悄然按捺住了各自的小心思，臣服便成了他们唯一的出路。从这一点来说，隋炀帝西巡收获还是巨大的，肯定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期。
3.驾临张掖
关于隋炀帝驾临张掖一事的始末，史书之中说早有预案，其实不然。翻阅史料细加研究，有一个惊人的发现，所谓计划之中的巡视，恐怕还真是隋炀帝临时起意的一次旅行也未可知。在攻克吐谷浑之前，隋炀帝的出行计划中应该是没有张掖之行的，否则他就不必翻越祁连山受尽苦楚，而是挥师向东再从武威一条大道直通张掖来得快捷舒适了。我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位随心所欲的帝王是个想一出是一出的性格，他在完败吐谷浑之后内心里一定是志得意满的，自认不比自己的偶像秦皇汉武逊色多少，为了进一步宣泄这份骄傲，他势必要扩大影响力，甚至有继续征伐其他国家的想法。吐谷浑灭亡西北一统，放眼西部，隋炀帝深知自己的实力还不足以与强大的突厥直接交恶，那他的目光只能针对玉门关外的西域诸国了。而他的心腹大臣裴矩曾经敬献的那卷《西域图记》，历数西域四十四国山川风貌、民风民俗，书中的西域是一方财宝丰富、美女如云的福地，令本就不安一隅的隋炀帝向往良多。站在青海湖畔遥望西北，隋炀帝想要重拾旧山河、再现汉武雄风统御西域诸国的豪情壮志油然而生，加上裴矩鼓动，西巡张掖伺机而动的念头就这样付诸行动了。
4.大斗拔谷事件
与洛阳城导演假富裕取悦隋炀帝一样，这次临时改变主意北上张掖，也是裴矩察言观色洞察了隋炀帝好大喜功而有的放矢的成功实践。隋炀帝一声令下直指张掖，甚至都来不及好好规划路线、勘察路况，带着他的嫔妃和士兵们径直翻越祁连山，完全不顾山中复杂多变的天气和道路崎岖难行的实际状况，导致在本为一年中最酷热的六月份，突然而降的暴风雪下冻死了数万衣着单薄的兵士。值得关注的一点，史书记载的六月是农历，那时候可没有公历的说法，农历六月在南方是酷暑天气，便是西北的这个时节也是一年里气温最高的时候，祁连山中更是风景如画、清风习习。可事情就是如此这般的巧合，隋炀帝翻越祁连穿行大斗拔谷偏偏遭遇了百年罕见的暴风雪，十万大军冻死过半，马驴等随行牲畜冻死十之八九。
大斗拔谷事件的真实性至今都是个谜，质疑者的声音颇多，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疑问，纵然西北苦寒祁连山中气候多变，炎炎六月冻死数万人畜的说法也很难立住脚，如此大数量的伤亡除非-30°C的极寒天气，否则难以令人信服。甚而有人推测，这番记录很大可能是因为史料被篡改的结果，将隋炀帝污名化固然有他自身的原因，以及当时因为开凿大运河和修造其他如东都洛阳宫殿、出行龙舟等大兴土木的工程，导致隋朝百姓怨声载道，但李唐趁机推翻隋朝取而代之，势必就需要民心所向。那么，给已经几十条大罪加身、世人眼中的无道昏君再添加一个恶名，不但能够使得造反更加名正言顺，还能获得舆论和民意支持，又何乐而不为呢？况且，隋炀帝与李渊还是表兄弟加儿女亲家的关系，作为隋朝的勋戚臣子，摘取皇冠未免显得太过于不近人情了些。因此，将隋炀帝尽可能多地污名化，就是在为李唐造反树立正面形象，免去了官民百姓的口诛笔伐，可谓一劳永逸。基于这种缘由，在李唐坐上皇位之后，为了证明朝代更迭是因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而起，便有篡改史书的必然性，夸大其词、过分渲染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大斗拔谷事件中或许真有冻死的士兵和牲畜，但时值六月，山中即便真有风雪突至，也绝不可能令十万大军一夜之间冻死大半，除非隋炀帝和他的兵士们一个个都是傻瓜白痴，明明大风雪中还不知御寒硬要死等着挨冻，哪怕有点活动搓搓手、跺跺脚，再不济下令部队不得停顿继续赶路，也不会冻死那么多数量的人畜。这则记录耸人听闻，以至于大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也否定了《隋书·炀帝纪》在六月经大斗拔谷遇难的记载。我们不禁要问：《隋书》真是取自隋代史家所著史料吗？隋在前，唐在后，隋朝存在年代又短，其国力和声威的影响又远不如唐，臭名昭著的隋炀帝已成往事，还有谁愿意站出来替一个作古的昏君提不同意见呢？不会，也不敢。这就是历史，由胜利者书写的历史。所以，隋炀帝遭遇六月飞雪之难，兵卒死伤泰半，是老天也看不过去降下的天罚，是昏君咎由自取。这个有意歪曲渲染的神异事件愈演愈烈，人们从怀疑隋炀帝的治国能力，到质疑他的人品，谁还记得他亲征吐谷浑安定西北的功绩，又有谁会记得他坐镇张掖接受四方来朝的盛世雄风？大约在污名不可洗白的后世里，他所做的一切，以及他一心想要重振秦汉大国威风的决心，也依然抵不过“好大喜功”这个轻飘飘的词汇吧！
事实就是如此，一千四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提起隋炀帝印象最深的还是他那些骂名，和野史传记当中不堪的风流荒唐。由此可见，先入为主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而作为一个帝王，一次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为他带来的又何止是劳民伤财的骂名，等待隋炀帝的是众叛亲离江山覆灭，终以亡国横死而惨淡收场。当唐军攻入长安，隋炀帝在扬州看花赏月听小曲的旅居惬意生活宣告结束，惶惶不可终日里他也曾做过迁都南京从头收拾旧山河的打算，但奈何从属文武官兵已经与他离心离德，尤其祖籍家眷都在长安的士兵们可没有背井离乡的决绝。一场有预谋、有计划的兵变就这么发生了，当隋炀帝的生命走到了最后，面对满朝文武只为看他死去才能安心的那一刻，他在对人世繁华的无尽留恋中幡然醒悟，想必也要长叹一句：旅行有风险，且行且珍惜。
二、裴矩
1.上梁不正下梁歪
上梁与下梁，原指中国古建筑中的建筑部件。上梁也叫正梁，或脊檩，指架在屋架或山墙上最高的一根横木，担负着承载屋脊重量的作用，能被选中做正梁的木材就是人们常说的“栋梁之材”。而下梁，则是正梁的配角，作用在于稳固正梁的位置，并分担房屋给予正梁的重量，是房屋对外展示的颜值担当。在中国古建筑时代，房屋搭建都是梁柱式结构，梁与梁之间、梁与柱子之间、柱子与檩椽之间都有着严密的架构，是一门很深奥的科学原理。所以，一旦上梁安放不正，就会影响整个房屋结构，若不加以矫正下梁自然也就跟着出现歪斜，上梁的作用便不言而喻了。后来，人们就用“上梁不正下梁歪”来比喻起主要作用的人如领导和长辈，在处事中违背法律和道德准则，其余的人就会上行下效跟着这样做。
木头毕竟是死物，正或不正都不能随意变换，形状更不会出现反转性的差别，人却不一样。有的时候，同为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环境下，在不同君王的手中，往往能扮演不同的角色；在昏君手下，他是一个佞臣，而在明君手下，他则是一个良臣。隋末唐初，就有这么一个奇特的人物，他既有文才，又有干才，他曾用优美的文字撰写了《西域图记》，把当时西域四十四国的山川地貌、风俗民情，记载得十分详尽，是当时了解西域的地理科普读物。他历仕杨隋、宇文化及、窦建德、李唐四家，前后经六十余载，“年八十，精明不忘”。更奇特的是，他先谄媚逢迎于隋炀帝杨广，出了不少祸国殃民的坏主意，是一个大佞臣；而降唐后，却变成了忠直良臣，成为唐太宗李世民的重要谏臣。这个人就是裴矩。
2.裴矩
裴矩，是隋炀帝身边最得信任的臣子，也是难得能够左右隋炀帝情绪和想法的人，李唐取代隋朝坐拥天下，他功不可没。所以，才能在隋后还受到李渊父子的重用。在隋炀帝身边尽出馊主意，还做了不少坏事的奸佞，为什么能够在朝代更迭的风云变幻之中一叶扁舟还独善其身呢？有人说这则事例中体现了一个叫作“上梁不正下梁歪”的至理，还有人说裴矩的身上有着值得让人学习的处世方圆之道。究竟为何，还需要从头说起。
3.《西域图记》
《西域图记》是裴矩奉命在张掖监管互市时所绘制撰写的书籍。史书中说裴矩掌管西蕃诸国与隋朝的互市贸易时，每当西域商人到互市，他都要想方设法以利相诱，让他们详述各地形势、山川风貌和民情风俗，然后以图文相配的形式记录成册，是费了很大一番功夫的。此书中共搜集到四十四国资料，分别从山川分布、姓氏民族、风土礼仪、服饰文化、物产特色等方面做了详细介绍，不但有各国地图，还有不同民族长相样貌的描画。《西域图记》首开丝绸之路主干道的研究，详细标出丝绸之路从长安到“西海”的三条路线，途中所经过的城镇关隘和国家，一度还曾被客商当作路线参照，更是北宋年间《太平寰宇记》和《太平御览》成书的参考，二书之中多有引用。
这本书是裴矩最为得意的著作，是他为了迎合取悦隋炀帝特意编写，书成之后一经上供便得到隋炀帝非常高的赞赏，之后隋炀帝亲征吐谷浑、驾临焉支山都与裴矩献书有密切的关系。隋炀帝心怀立威西域的梦想，裴矩和他的《西域图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为隋炀帝一步步失去民心的亡国之路加快了进程。不过，正是应了那句“上梁不正下梁歪”，作为臣子的裴矩迎合君主本没有可非议之处，而隋炀帝执掌天下缺乏大局观任性妄为，导致亡国身死还真不能完全怪到裴矩身上。单凭这一点要给裴矩这个人贴一张“奸佞”的标签，恐怕还真有失公允，何况裴矩本身并不是一无是处只知逢迎，相反，他文武双全、才能超群，难得还有非凡的洞察力和圆滑的处世手段，妥妥的人才一枚无疑。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隋炀帝西巡的丰功伟绩得自裴矩怂恿，到他最后被叛将缢死江都，裴矩就在身边却无力相救，之后还臣服杀君叛逆的宇文化及以求存活，君臣之间也算相爱相杀了。从这一点来说，裴矩绝不是忠臣，而相对于宇文化及等人来说，他也不算奸臣。亦正亦邪的裴矩，起码不让人痛恨。反观裴矩在隋唐二朝的表现，倒还真有许多处世学问值得研究。裴矩在隋炀帝在位时，想方设法满足炀帝的要求，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以溜须拍马著称。可到了唐朝，他却一反常态，经常对朝政发表意见，甚至敢于当面跟唐太宗争论，成了忠直敢谏的诤臣。
同样一个裴矩，为何在两个朝代的表现截然不同呢？第一个原因就涉及了上梁正与不正的问题。隋炀帝貌似并不能接受诤臣直谏，他像个被大人宠坏的孩子，进谏更愿意大臣们委婉含蓄地指正，这就要求给他当臣子第一要务得学会说话，学会如何表达，简而言之就是要有看脸色行事的本领。这对于大臣们来说当真有难度，因为古代官员在隋以前靠举荐制选拔，各地大氏族和皇帝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这便导致氏族子弟入朝为官时虽为臣下，但骨子里却并不惧怕皇威，个个都是清高自傲之流，他们当然不会也不必刻意去看皇帝的脸色和心情而选择是否进言。某些时候，大氏族因为手中掌握的人脉和权力，还能直接干预皇帝的决定，对国策的制定和推行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毫不夸张地说，科举选拔之前的封建王朝，皇帝与氏族间玩的是权力制衡的游戏，就如东风与西风，决定他们谁更有话语权的是权术，也是各自综合实力的对抗。一个皇位的继承者，在没有登上帝位前需要这些人的力量，采用联姻来取得大氏族的支持是最简洁且行之有效的办法，而一旦即位，过分的倚重肯定不会再有，皇帝势必要防止外戚夺权，那么他就需要重新培养自己的势力，慢慢地就与氏族不再亲近。这就是封建社会的官僚体系，隋炀帝继承文帝科举制度并发扬推行一定不是心血来潮的做法，他在尝试杜绝世族垄断的固有阶级思想，因此得罪绝大多数官员的后果就是身边冷眼看笑话的多，等着皇帝出丑服软的更多。
4.隋炀帝时的裴矩
这个时候裴矩出现了，他虽然也是氏族出身，但前半生一事无成功业平平，一度还曾赋闲在家，如此遭遇对于满腹才华的人来说定然心中不甘，等他再次起复也只是文帝杨坚身边专事文字工作的一名小吏，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个文秘。裴矩自负，他当然不满意一辈子只当个名不见经传的胥吏，然后便有了平定岭南的决然一试，又有了讨伐突厥的战功，以及为独孤皇后逝世制定后妃殡葬制度而出任吏部侍郎。裴矩终于走到了人前，算是一个有名有号的人物了，可这应该还没有达到他的人生目标。他汲汲营营努力找寻更进一步的机遇时，隋炀帝给了他经营河西互市的机会，在掌管西域诸国和隋朝互市贸易的几年里，裴矩坐镇张掖撰写《西域图记》有逢迎隋炀帝的嫌疑，也是在为自己的官场政治铺路。此后的裴矩前程似锦，成了隋炀帝最为倚重的臣子之一，难得他身上还没有世族子弟的清傲，说话更是挑着隋炀帝喜欢的来，把一个宠臣的生存技巧修炼得炉火纯青。
“君恶闻其过，则诤化为佞；君乐闻其过，则佞化为诤”。同样的一个人，同样的一句话，有时会因受话对象的不同而理解各异，带来的结果也会大相径庭。裴矩先以隋朝吏部侍郎的身份掌管与西域诸胡的交易，后拜为民部侍郎，不久又迁为黄门侍郎，参与朝政。他在张掖掌管与西域诸胡的交易时，为了招徕胡人，不惜花费巨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是这样记载的：“西域胡往来相继，所经郡县疲于送迎，糜费以万万计，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皆矩之倡导也。”更有甚者，隋大业六年（610）正月，裴矩向隋炀帝建议，邀请西域各国到东都洛阳参观天朝盛威。于是，在洛阳端门一带大陈百戏，光乐队就有一万八千余人，整整延续了一个月，花费巨大。不仅如此，他还让外来者在各个饭店白吃白喝，美其名曰：“中国丰饶，酒席例不取值。”时值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方冬季，他命人用绢帛缠树，却告诉不明就里的胡人，此乃“仙晨帝所”。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他导演这出“盛世天朝”大戏之时，长安一带正在闹大饥荒，百姓流离失所，人畜多有饿死。就连有的胡人都当面质疑：“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以如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对于裴矩的这些作为，士民恨之入骨，称其为佞人。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就是这个在隋朝被称为佞人的裴矩，在隋亡几经波折降唐后，却做了不少好事，成为唐初良臣。
5.唐太宗时的裴矩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裴矩以户部尚书的身份上表，对遭受突厥暴践者给以抚恤，民众欣然。李世民对官员的行贿受贿行为深恶痛绝，便想出一惩治之法：他密使左右用财物试探官员，果然有个门官接受了一匹帛（类似于今日之钓鱼执法）。李世民大怒，下令处斩。就在此时，裴矩义正词严地批评唐太宗，道：“为吏受赂，罪诚为死但陛下使人遣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一番话，说得唐太宗点头称赞。李世民不愧为一代英主，当即召文武五品以上告之曰：“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倘每事皆然，何忧不治！”把裴矩敢于当庭直谏的精神大大地表彰了一番。
6.上梁与下梁
《旧唐书·列传十三》是这样评价隋朝时的裴矩的：“是时，帝昏侈逾甚，矩无所谏诤，但悦媚取容而已。”（帝指隋炀帝）。在《新唐书·列传二十五》中则是这样评论的：“封伦、裴矩，其奸足以亡隋，其知反之佐唐，何哉？惟奸人多才能，与时而成败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则是这么评论的：“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为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这里所说的表，是指用来测影子的表，景是指由表映出的影子。也就是说，君主如同测影子的表，臣子便是表所映出的影子，表怎么动，影子就会随表而动。若君王不喜欢别人说他的过错，那么忠言就会变成佞语；若君王喜欢听到别人的直言不讳，那么佞语就会变为忠言。司马光在此提出了一个极其鲜明的观点：上行下效。也就是，上梁正而下梁端，上梁不正下梁歪。“楚王喜细腰，宫中多饿死”就是这个道理。
裴矩为隋臣时，隋炀帝杨广好大喜功，好做假动作，好做打肿脸充胖子的虚事。为了取悦皇帝，他便不惜劳民伤财，在洛阳导演了那场假富裕的大戏。可到了唐朝，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提倡说实话办实事，且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皇帝，所以，隋朝的佞人，便在这样的好皇帝领导下的好环境中，变成了贤人良臣。这就是“君明臣直”的硬道理。
由此可知，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是能让一个作恶的人，变成一个向善的人。
裴矩被誉为官场“不倒翁”，除了会说话还懂得适者生存原理。他深谙生存之道，知道根据受话对象来说话，“见人讲人话，见鬼说鬼话”，最大限度地保全自己。试想如果在隋炀帝时，他硬是要讲真话，当面顶撞皇帝，不被处死才怪。如果在唐太宗时，他专门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可能早被革职查办了。可见，说话这件事也是一门大学问。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我们用两年时间学会了说话，却要用一生的时间学会闭嘴。”适当的时候说适当的话，裴矩才能活得如鱼得水，也成就了他从佞臣到忠臣的神奇转变，分析他的处事之道，时至今日对我们还有醍醐灌顶的警醒，倒真不知道这算正面教材还是负面教材了。我们姑且不论裴矩此人到底如何，单就这一事例来看，他是在运用适者生存原理，根据受话对象的不同在说他应该说的话。这何尝不是一种智慧的表现。只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毕竟是贬义的不被提倡的一种做法，我们为人处世时，还是得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可以借鉴裴矩的一些做法，根据受话对象的不同去选择性地说话。如果能做到圆滑而不世故、婉转而不虚伪，也许对融洽关系、开展工作更有帮助。
三、世博会鼻祖
1.隋炀帝与张掖
隋炀帝是封建王朝唯一一个亲自到过西北边塞重镇的帝王，而张掖亦是封建王朝时代接待过帝王驻跸的河西唯一城镇，一个帝王与一方山水、一座城市的故事就发生在1400多年前的隋王朝。而张掖在历史上达到顶点的风光大盛，与隋炀帝的明星效应有直接关系。
1400年前，张掖已成为我国西部的国际贸易重镇，但当时的河西却受北面突厥、南面吐谷浑袭扰。平定突厥、吐谷浑，收复西域诸国、扩展疆域是隋炀帝西征西巡的根本目的。隋炀帝首先派吏部侍郎裴矩到张掖专门管理市场贸易，裴矩便利用前来张掖交易的西域诸国和阿拉伯诸国的使者和商人，了解了西域诸国的“国俗、山川、险易”，并且撰写《西域图记》三卷呈送隋炀帝。吏部侍郎做这项工作好像有些专业不对口，但谁让裴矩是皇帝信任的人呢！裴矩不惜重金与西域来使及商人交好，从多方面为隋炀帝收复西域做准备，而此时还在蠢蠢欲动的吐谷浑便成了隋炀帝的开胃小菜。
2.大败土谷浑
史料记载，大业五年（609）隋炀帝亲率40万大军西征，包围“车我真山”（今祁连山八宝河上游），重拳出击盘踞在此的吐谷浑十余万人马。这场战役隋王朝有着军队人数上的绝对优势，还有皇帝御驾亲征来提振士气，结局毫无悬念，因双方力量悬殊，除吐谷浑可汗率领十余人亡命天涯，所部兵马百姓尽皆投降归顺隋朝。之后，意气风发的隋炀帝按捺不住胸中豪情，都来不及做迂回就径直选择险要道路直抵扁都口，带领十万人马翻山越岭，欲要一睹他心目中的偶像圣山焉支山。扁都口，在古代叫大斗拔谷，是扼控甘、青两省的重要交通隘道，亦是当年霍去病轻骑奔袭抄了匈奴后路的决胜之道，此处北通河西走廊、南到青海湟中，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而焉支山那就更了不得了，是匈奴牧马河西繁衍壮大的摇篮，更是他们盛极一时无人匹敌的巅峰圣地，当然，也是匈奴勇士之梦的终结之地，妇女簪花敷面装点美好的梦碎家园。一心效仿秦皇汉武的隋炀帝，又怎能错失和焉支山亲密接触的机会呢？
3.大斗拔谷事件
不幸的是，隋炀帝翻越大斗拔谷时，遭遇极端严寒天气。史书上记载皇帝的车驾路经大斗拔谷，山路狭窄险要，队伍只能鱼贯通行。风雪使天色昏暗，文武官员饥饿、湿冷，都深夜了还未到达宿营地，士兵冻死大半，隋炀帝的亲姐姐也被冻死。马驴死亡十之八九；后宫妃嫔、公主有的都走散了，和军士们混杂在一起宿于山间。隋炀帝狼狈不堪，在路上吃尽了苦头。
4.万国博览会
且不论史书中说十万大军冻死泰半孰真孰假，单说隋炀帝惊险之中如愿到达张掖之后的一番作为。大业五年（609）六月壬子日，即公历7月23日，隋炀帝到达魂牵梦萦的焉支山，此前已经谒见过皇帝并授命有所准备的高昌、伊吾二国国君，率领西域诸国的君长和使者恭列道左迎谒，共有二十七国君使前来参加会见。一见诸胡臣服拜谒，隋炀帝自是龙心大悦，他那个喜好面子爱摆阔的老毛病忍不住又发作了，遂即决定在焉支山大宴群臣，并命令所有的参加者，人人都要佩金带玉，身着华丽的服装才满意。至于所到之处，则要求“焚香奏乐，歌舞喧噪”，以渲染气氛增加喜庆。为了显示隋王朝的富庶，隋炀帝还命令地方长官督促武威、张掖两郡的男女百姓，乘车骑马、盛装前往参会，衣服车马不漂亮的，郡县官吏要进行督促检查。
盛会当天，焉支山周围几十里的地方都被车马围得水泄不通。试想当时盛况，既然能被称作“万国博览会”，大约跟今天的大型交流会是差不多的，商贩云集、你来我往，还要专意辟出一隅来作为招待游客买卖食水的地段，既解决了参会者的吃饭问题，还能有机会把各自带来的商品、工艺品趁机兜售一个好价钱。否则，难道皇帝宴请诸国使节、国君和众大臣，还得管百姓食宿不成？况且，张掖本就是朝廷官办的互市贸易集散地，怎能不趁着这样好的商机进行买卖，增加收益呢？
六月丙辰日，即公历7月28日，隋炀帝的河西之行进入高潮。是日，隋炀帝登上焉支山顶进行封禅祭拜，以君临天下的气概祭祀天地神灵，并颁令大赦天下，宣告免除陇右地区赋税徭役一年，他经过的地方则免除两年。此诏一出百姓官民一片欢呼，对这位不怕艰苦亲自涉足边关的君王充满了感激和赞赏。
5.焉支山封禅
焉支山封禅，是中原王朝唯一一次在西北举行的封禅大典，隋炀帝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令张掖的名气蜚声中外之余，也为后来唐王朝经营西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西域诸国选择在唐代还年年朝贡与这次领略到中原帝王的浩浩威风和强大实力有直接的关系。自然，河西走廊一代与西
域诸国能够保持此后至唐末的鼎盛发展，和隋炀帝本次西巡带来的影响不无关系，丝绸之路重新热闹起来，恢复到了汉代的畅通贸易，外交与经贸交流的增加更为隋唐时期的中原带去了勃勃生机。当那些五花八门的奇珍异宝风靡唐都长安，来自西域各个国家的使团、学子流连于灯火阑珊的长安街头，新奇有趣的胡姬献艺在坊市鱼龙起舞之际，必有人记得这其中还有隋炀帝一份功劳吧？
皇帝西巡特意赶制的观风行殿，是将作大匠宇文恺等人设计的一座有轮子可移动的宫殿，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活动房屋，更是最早的房车。这座巨型房车闲时置于洛阳皇宫紫微城内，用时则行驶各地，可以相互分离、聚合，“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为干，衣之以布，施以丹青，楼橹悉备”。殿上能够容纳数百名侍卫，下面安装有轮轴，移动起来非常迅速。大业五年隋炀帝西巡乘坐的就是这座神奇的移动式宫殿，当时手工业落后的西部少数民族没有见过这样的建筑，以为此殿拥有神灵一般的力量，“胡人惊以为神，每望御营，十里之外，屈膝稽颡，无敢乘马”。
隋炀帝在张掖召开“万国博览会”，大宴群臣就是在观风行殿举行的。史书记载会上盛陈文物，大殿上下排列着各色旌旗仪仗，乐队演奏着专为宫廷宴会用的九部乐，而且表演了“鱼龙曼延”（古代由艺人手持珍禽异兽模型表演的百戏杂耍节目）。礼宾官引导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设升殿宴饮，以示皇帝特别的恩宠，“其余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这就是隋炀帝在张掖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了。就连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也感慨地说：“大业之初，隋主入突厥界，兵马之强，自古以来不过一两代耳。”
这次博览会开展贸易畅通丝路扬我国威，不但是盛世创举，隋炀帝还开拓疆土，安定边疆，大呈武威，威震西域。焉支山召开的“万国博览会”应为现代世博会的雏形。当时参加这一盛会的有突厥、新罗、靺鞨、乌那曷、波腊、吐火罗、毕大辞、诃咄、传越、俱虑建、忽论、沛汗、龟兹、疏勒、诃多、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虽然没有一万个国家之多，但此般盛况史无前例，便沿用“万国来朝”的说法，称作“万国博览会”，代表很多的意思。
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皇帝都有两面评价，隋炀帝也不例外。有人说隋炀帝是一个明君只不过后期被李家钻了空子，提出的论点就是大业五年（609）的隋朝是巅峰盛世，即使后世李世民的贞观之治都没能赶超大业五年的水平。有人说隋炀帝是一个昏君，因为他强征高句丽导致国家陷入纷争，而且修缮大运河滥用民力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昏君。尽管隋炀帝几乎是一个公认的昏君，但是，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中只有隋炀帝一人西行至张掖，其他皇帝要么东行泰山封禅，要么南下江南巡视，且隋炀帝曾经开创的西巡张掖召开万国博览会这一纪录，没有皇帝能超越。
因古代皇帝也有很多南下或者东行的例子，人们认为西行张掖也不是什么困难事。其实不然，隋炀帝西行张掖的影响以及难度不是一般的高。
隋大业三年（607），这一年隋朝国力蒸蒸日盛，隋炀帝决定巩固一下隋朝在西域的地位。西域胡人一般都会去张掖的交市进行贸易，隋朝和诸胡的外交也多是在这里开始的。要想巩固地位，那就必须开拓丝绸之路以及提高交市的重要性。自南北朝起丝绸之路一直由吐谷浑控制，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为了解决这一威胁他开始谋划西征以及西行。大业三年，隋炀帝派裴矩去张掖主持交市。由隋朝官方控制，交市的影响越来越大，中西贸易也就慢慢地聚集在此。裴矩通过交市结识胡商向他们打听西域各国的情况，名为编撰图书，实则调查西域诸国的地理、风土人情，这为西征做出重大的贡献。
大业四年（608），隋朝开始制造隋炀帝西巡的行宫。大业五年，隋朝派军西征。当时李琼和刘权统帅将近40万人马对吐谷浑展开战略大包围，仅仅一个月就彻底解决了吐谷浑这一威胁，将当时的吐谷浑打得几乎全军覆没。自此隋朝扫清了西巡张掖的障碍，皇帝巡行焉支山也被提上日程。与攻打吐谷浑不同，隋炀帝西巡张掖并不容易，史书虽有夸张之处，但北上焉支山经过大斗拔谷时的确遭遇了极端天气。据说，隋炀帝的亲姐姐也就是北周皇后杨丽华也死在了西行的路上。以现在的天气常识来理解，当时正值农历六月初，一年中最为炎热的季节，大军与随行杂役人等穿着都比较单薄，但是大斗拔谷在祁连山中，天气多变气温反复，遇上阴雨天温度一下子能降低十多度。试想一下，过惯了舒适生活的温室花朵们，在突遇极端天气时伤风感冒那就太正常不过了。只是，古代医疗水平所限，伤风就能要人命，挨冻受冷硬撑着走出大斗拔谷后，不论是军队士兵还是随行男女杂役人员的身体状况，那就是大型流感席卷而来的惨烈现场，伤亡便在所难免。
《资治通鉴》记载：“经大斗拔谷，山路险隘，鱼贯而出，风雪晦冥，文武饥馁沾湿，夜久不逮前营，士卒冻死者大半，马驴什八九，后宫妃、主或狼狈相失，与军士杂宿山间。”没有汽车的古代，翻越大斗拔谷25千米的山路，仅靠两条腿走需要一天时间，又赶上天黑雨雪，路途艰险、风雪晦冥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场极限挑战。但是，层层困难都阻挡不了隋炀帝朝圣焉支山的决心，他最终如愿封禅焉支山，既是对自己的交代，也是对秦皇汉武丰功伟绩的穿越时空式挑战，他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自己的偶像，自己完全可以与他们比肩。这就是隋炀帝，宁可激进而背负骂名，也要执着于个人英雄梦！历代皇帝中唯独隋炀帝西巡张掖，足以见其胸襟与胆魄。
秦皇汉武都是历史上取得非凡成就的帝王，和他们的小迷弟隋炀帝一样，都有着穷兵黩武的骂名，也都有任性好战的暴戾。秦始皇修筑长城和阿房宫征调百万民夫，致使国库空虚、民怨沸腾；汉武帝为了一匹骏马就能发动跨国战争，两征大宛国劳民伤财；隋炀帝三巡江南、三次北巡、三征高句丽，外加一次西巡张掖，财政耗资巨大，官民苦不堪言，同时还要受调前往运河工程服劳役，他能有好评价吗？即便有万国博览会的盛举安定了西域诸国，有连通五大水系的创举解决了南粮北调的运输问题，却也把整个国家给折腾没了，这样的皇帝还真不能单纯说他是好是坏，只能说他是一个为了个人梦想不考虑实际承受能力的人，间或还夹杂着一点文学青年的书生意气。
5.隋炀帝的诗文
说起文学，隋炀帝的诗文水平恐怕是他人生中唯一没有被诟病的优点了，据说唐太宗李世民还曾抄袭过他的诗句“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可见，李世民虽然在政治上针对隋炀帝，但对他的文采还是蛮欣赏的。隋炀帝有一首很著名的诗《野望》：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在元代还被马致远化用写出了那首脍炙人口的《天净沙·秋思》，而他最为霸气的《饮马长城窟行》，正是西巡张掖时所作，后世称赞“通篇气势强大，颇有魏武之风”，成为名篇被千古传诵。根据考证，这首诗应该是隋炀帝巡行张掖后返回途中，经由河西一带行过，看到了汉武帝时期所筑的长城，然后又联想到自己此次西行所取得的成就，因此有感而发写下的作品。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
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
岂合小子智，先圣之所营。
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
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
北河见武节，千里卷戎旌。
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忽。
撞金止行阵，鸣鼓兴士卒。
千乘万旗动，饮马长城窟。
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
缘严驿马上，乘空烽火发。
借问长城侯，单于入朝谒。
浊气静天山，晨光照高阙。
释兵仍振旅，要荒事万举。
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
诗中可以看出隋炀帝对西巡后志得意满的自豪之情，并自诩能与汉武帝的成就相媲美的自我肯定。这首诗中所表达的感情和意境也许是隋炀帝人生当中最为风光、自我感觉最好的时期，在此之后隋王朝兵锋暗起，隋炀帝直至殒命再也没能找回当年唯我独尊的盛世荣耀和睥睨四合的雄主气概。
如果没有做皇帝，隋炀帝一定能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可历史就是如此作弄人，这位带着书卷气有梦想、有作为的皇帝，身后之事却可怜得要命。618年，隋炀帝巡幸扬州期间，禁卫军发动兵变，推举重臣宇文化及为首领，并缢死了隋炀帝。最后，他连个像样的棺材也没有，由萧皇后和宫人拆床板做了一个小棺材，偷偷地葬在江都宫的流珠堂下。后李渊下令以帝礼重新安葬了他，并赐了一个极具贬义性质的“炀”字作为他的谥号，等于是以“好色无礼、背信弃义、欺压百姓”为他盖棺论定。所以，后人只知亡国之君隋炀帝而不知隋世祖明皇帝也！
四、富不富，看仓库
1.仓凛储备
中国人自古就有储蓄的习惯，从粮食到金钱，凡是适宜于存放的物品都要提前预留一部分以备不时之需。储蓄的习惯势必就需要营造专门用于存放的器皿或建筑，仓廪便应运而生了。古代，不像今天生活方便，有银行专司存钱理财，也没有超市便利店提供日常物资流转，每家每户只能自己想办法存储，而随着各家各户劳动力和收入的不同，就慢慢有了贫富差距，看一家人是否富足，往往能从仓廪储备的情况判断出来。因此，就有了富不富看仓库的评判标准。小到百姓官绅，大到军队国家，仓库的建设和物资储备一直都是衡量一个国家国力强盛的硬性指标。
2.隋唐比较
隋朝在经过南北朝分裂之后进入大一统时代，用很短的时间便完成了国库的充盈，尤其隋文帝的“开皇之治”之后，隋王朝的国力积蓄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富足顶峰，到隋炀帝接掌皇位时才有资格进行败家式的挥霍。隋朝灭亡，接替这个政权的是封建王朝历史上最有名的大唐盛世，所幸隋炀帝的折腾并没有完全败光家底，李唐王朝接管天下时也一并掌握了天下粮道大动脉——大运河，以及大运河附属建筑“隋六大粮仓”。可以说，唐王朝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建立的繁华，隋炀帝为自己穷兵黩武、劳民伤财买了单，而李唐一朝却享受到了这份胜利果实，有了大运河的畅通无阻，谁接皇位都是要做梦笑醒般地躺赢。所以，有了终唐一世不及隋这个说法。
隋唐二朝孰强孰弱的对比要从两个方面说起，第一人口，第二国力。
先说人口，隋朝时期是全世界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华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达到登峰造极的全盛黄金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的东亚邻国包括新罗、渤海国、日本时称“倭国”等国家的政治体制、文化等方面亦受其很大影响。
农业社会经济最主要的是户口的增长，隋平陈时，南北朝人口总数不过一千一百万，经过二十六年时间，到大业二年（606），人口总数达到四千六百万。
而《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贞观初（627）户不及三百万”。经“贞观之治”，到高宗永徽元年（650），全国户口达到三百八十万。至玄宗开元年间，唐代户口达到鼎盛时期，户九百六十一万，口五千二百九十一万。
从唐初到天宝十四年，（618—755），中国人口的发展基本上是一条直线，从唐初到天宝十四年，人口增加了3.3倍，年平均增长率为8.7%，高于两汉，低于隋朝。
从户籍看，唐最鼎盛时期户口是高于隋朝的，但我们需要慎重考察，隋朝二十六年间的人口增长超过唐朝一百三十七年，这说明了一个事实：隋朝二十六年发展的国力远高于唐朝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去除户籍核实方面的误差，也足以说明隋朝国力强于唐朝。
国力方面，隋朝时政府在各地都修建了许多粮仓，其中著名的有含嘉仓、洛口仓、回洛仓、常平仓、黎阳仓、广通仓等，存储粮食皆在百万石以上。贞观十一年（637），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李世民说：“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隋朝已灭亡了20年，隋文帝已经死了33年，可那时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完。且不论储品长久存放的质量问题，单从数量上来看还真是令人咂舌，究其原因还是隋朝重视储运，修建巨型仓库的技术水准达到成熟的结果。这从1969年在洛阳发现了一座隋朝粮仓——含嘉仓遗址就能说明。被发现的含嘉仓遗址面积达45万多平方米，内探出259个粮窖，其中有一个粮窖还留有已经炭化的谷子50万斤。
3.隋朝的仓库
关于隋朝对仓库的重视程度，在《贞观政要》中记载了李世民和王珪的一段对话。李世民说：“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隋文帝末期发生旱灾，仓库中虽然有能支撑五六十年的粮食，但隋文帝并未放粮赈灾，而是让百姓变成流民自己找粮食吃。隋炀帝继位后，这些粮食是他三征高句丽、兴修大运河的基础，隋王朝也因此灭亡。这也算是隋王朝富庶的一个有力证据了。
隋朝自统一中原后，仍然把北方地区作为政治中心，北方也是重点城市分布地区。从隋文帝开始，都城大兴和东都洛阳所处区域一直受到黄河泛滥的困扰，加上人口增长，这些重点城市粮食一直是个大问题。于是，隋文帝就在开皇三年（583）下诏在十三州先后修建大型粮仓，如卫州设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这四座国家储备粮库都在黄河沿岸，储存粮食都在百万石以上。
黎阳仓在黄河北岸，大小仓窖遍布一山，黄河以北各州征收的粮食都先集中在黎阳仓，然后沿黄河或永济渠运往长安、洛阳。现考古发掘已经确定了一部分仓窖的容积，储量可供8万人食用1年，考虑到被破坏或者被掩埋没发现的，黎阳仓的粮食最多也就是能供三五十万人食用1年。
常平仓又叫太原仓，位于陕州（三门峡市西）仓城六里，也是能蓄巨万之仓。常平仓主要是洛阳到长安粮食运输的中转站，粮船需要沿黄河顺流而上，受地势和黄河水情影响，在常平仓临时转运。
河阳仓在黄河北岸孟县南，后来修建洛口仓，河阳仓在隋末被废弃。
广通仓又叫永丰仓，在陕西华阴，是唯一一个专供长安和西域驻军的粮仓。
隋炀帝时期增修了两座粮仓，都在洛阳附近，包括洛口仓和回洛仓。洛口仓是隋朝最大的粮仓，又叫兴洛仓，可容纳粮食2400万石，位于河南巩县东南，与隋朝大运河连接，东南运送过来的漕米大多储存在这里。另外，三征高句丽时，这里是出征的粮食基地，过黄河后经永济渠运往辽东。回洛仓与洛口仓基本同时修建，位于洛阳北部，用于东都洛阳的粮食供应。
隋朝时期京师周边有六大粮仓，十三州各地还分别建有低于州仓建制的县仓等仓廪，再加上老百姓自己家里的储存，如果不遇上大的自然灾害的侵害，就能基本解决隋朝全国的粮食供应，这又是隋王朝治国方略中比较成功的一项民生保障壮举。
正是因为隋粮仓的储备，隋末农民起义兴起时，洛阳附近的洛口仓和黎阳仓被翟让、李密的瓦岗军夺取，瓦岗军因此广招兵马，有了数十万大军，一跃成为隋末最大的一股政治势力。但是，李密也因为“恋于仓米，未遑远略”而失去了战略机动性，造成最终的失败。洛阳附近的回洛仓也是如此，唐朝没有使用回洛仓，现代考古发现回洛仓中空无一物，原来隋朝的粮食估计都被李密、王世充吃光了。
长安、洛阳之间的常平仓是个转运仓，隋末乱世不可能有大量粮食留存。长安附近的广通仓是唐朝唯一能享用的粮仓，虽然之前杨素造反就曾经占领了广通仓，等李渊再去的时候，广通仓仍然有粮。不但广通仓的粮食解决了李渊的军粮、物资问题，余下的粮食还可以赈济灾民，李渊在关中的军事行动顺利与此是有关的。之后李渊安排李建成、刘文静等人率军数万镇守广通仓和潼关。
含嘉仓位于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北，修建于大业初年（605），修建的主要目的是储藏京城东边州县的粮食，作为战略储备。东西宽600米，南北长710米，总面积达到了43万平方米，因为它太大了，故而又叫“含嘉仓城”。就像司马家摘了曹家的桃子，唐朝也摘了隋朝的桃子，含嘉仓就是其中之一。唐朝天宝年间，全国粮食总储量是1265万石，含嘉仓有583万石，占了将近一半，所以有了“天下第一粮仓”的称号。北宋也有使用含嘉仓的记录，之后才被废弃。
隋文帝杨坚修建了黎阳仓、永丰仓、河阳仓、常平仓，隋炀帝杨广修建了含嘉仓、回洛仓，这些粮仓凝聚着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心血，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起了重大的作用。当然，粮仓的发明者和创建者并不是隋炀帝父子，据史料记载，大规模建仓储粮始于汉代初期。秦朝灭亡以后，汉王朝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一系列政策，加之铁制农具的大量使用，使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为了更好地储存这些粮食，大规模的粮仓也随之建立。
粮仓系国脉，民心定乾坤。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中国古代，粮食问题在历朝历代都是国家头等大事。在古代，农业生产主要“看天吃饭”，为了防止因天灾导致的饥荒，国家逐渐建立起粮食仓储制度。
在古代众多粮仓当中，最具有人文情怀和体现统治者对民生疾苦最为关切的粮仓非常平仓和义仓莫属。常平仓始建于汉代，它的基本运作流程是，丰收时粮食比较便宜，国家就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大量买入，避免谷贱伤农。等粮食歉收时，国家再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大量抛售，抑制粮食价格上涨，防止饥荒发生。义仓的出现晚于常平仓，但也始于汉代，在南北朝时期得到发展，在隋唐时期兴盛。义仓是由地方所设立的粮仓，和常平仓不同的是，常平仓通常是运用官府的资金进行粮食和实物囤积，而义仓是在官府的组织下，按人头和田亩抽成进行征收和采购。
粮仓的充足是直观体现国力强盛的关键因素，汉代始建之后一直沿用至今。宋朝义
仓最初在963年由皇帝下旨建设，地方官员控制。同唐朝时一样，义仓粮食主要通过土地附加税的方式征收或采购。到了明朝，大多数社区义仓又改称社仓。1529年，明朝中央政府下令各省建立农村粮仓，每25—30农户为一组，由“正直的富户”担当仓头，每个仓头配两位合适的助手管理粮仓。纳税者有义务存入数量与其应纳的土地税比例相应的粮食。清政府对粮食仓储制度进行了较大的改进和调整。顺治初年就明确规定，在各府、州、县设常平仓，在市镇设义仓，在乡村设社仓。此外，在东北地区还增设了旗仓和营仓，或以便民，或以给军。明清两代对负责管理这些粮仓的官员要求十分严厉。康熙四十三年确定“州县仓谷霉烂者革职留任，限一年赔完复职；逾年不完，解任；三年外不完，定罪，着落家产追赔”。乾隆时期，一些地方政府又增设了县仓、学仓和留养局。据深州地方志记载，深州旧有五局，后增至十二局，“有仓之村皆有局，留养局皆傍大道，以养他州县之流移者”。咸丰同治时期，各地粮仓建设逐步走向衰落，虽由当地政府屡次修缮，但由于战乱、水患、地震和管理不善等原因，大多遗弃无存。也正是因此，修建于清末光绪年间并保存至今的盈亿义仓也就显得弥足珍贵。
4.张掖的粮仓
地处张掖城区东大仓院内的明代粮仓，旧名甘州仓，俗名大仓，明朝洪武二十五年（1392）由甘肃都督宋晟建造。此后经过历次翻新增建，至清光绪年间，占地面积达4659平方米，可储存粮食770万公斤。现存廒房9座54间，建筑面积1982.8平方米。廒房建造全是土木结构，设计科学，建造精巧，房顶屋架为“人”字形梁，由大梁、檩条、椽子通脚开铆套制而成。廒房坚固耐用，通风抗震，储粮具有防潮、防鼠、防虫害、防霉变的功能。明粮仓建造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曾为储粮备荒、军城民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张掖的大多数收购粮均在东仓入库。明粮仓至今还能储存粮食，是目前国内保存时间最长、最完整，还能继续使用的古代仓廪之一。
民以食为天！一个国家的安定离不开充足的粮食供应，更离不开有计划、有保障的仓储流通。富不富看仓库，到今天为止依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库里有粮心不慌，国家强盛干劲足。生于当今富足的社会，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去感恩祖国的强大为我们带来的安定生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