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辆板车，是二十五岁那年攒了三个月工钱买的。红松木的车板晒足了日头，摸上去带着松脂的温气，槐木车把粗实趁手，轮轴是托五金店老王从旧货车上卸下来的，敲一下嗡声亮得发颤，能震得人虎口发麻。那时候我肩膀上还没有两道沟，手掌摊开，掌纹里只有一层摸农具磨出来的薄茧。我力气大，一顿能吃三碗糙米饭，就着咸萝卜干嚼，咬开的脆声里都能渗出蜜味。后来就只能吃两碗半了，牙是先松的，嚼硬东西的时候总往一边倒，力气也跟着退了半分。
每天四点准醒。醒了也不起来，先在黑里躺一会儿，支着耳朵听外头有没有雨砸在瓦上的声，嗒嗒的。下雨天路软，黄泥裹着石板滑，车轮吃进去半寸，肩膀要多费三分力，布绳勒得那两道沟火烧似的疼。五点出门。木门轴子早就朽了，一推就吱呀一声扯得老长，响了几十年，我没修。修了怕听不见动静，把自己吓着。
巷口的青石板路走了二十二年，一天两趟，鞋底磨出来的印子比石匠刻的还深。哪块石头翘起来一厘，轮子要往左偏半寸才不颠；哪段坡最陡，得提前憋三口劲，脚跟抠着石缝往上蹭，蹭慢了就要往后滑；哪个拐角窄，得先把身子探出去半尺，看有没有挑担子的小贩过来。这些东西长在我骨头里，想忘也忘不掉。
夏天我在巷口乘凉，光着膀子，布衫搭在臂弯里。邻居家三岁的小丫头晃着羊角辫跑过来，手指往我肩膀上一摸，哇一声就哭了，眼泪珠子挂在睫毛上，晃得我心慌。
“哭什么。”
“爷爷肩膀上有个洞。”
“不是洞，是沟。”
我把她的小手轻轻挪开，自己耳朵根发热。那两道沟深得能塞进一根手指，拉重货的时候，绳子嵌进去，汗顺着沟往下淌，在粗布衫上浸出两条黑印子，洗多少次都洗不净。
鞋底总是前掌先穿。我舍不得买新的，从换下来的旧自行车内胎上剪两块胶皮，就着灶火烤软了，用纳鞋底的粗棉线一圈圈纳上去，针脚扎得密。有一回拉着两箱瓷器去城西，雨刚停，路滑，没留神踩进碎瓷片堆里，瓷片尖儿扎透三层胶皮，血顺着鞋边往下流，一步一个红印子。我没停，咬着牙把货送到地方，卸完车才脱鞋。鞋底和脚掌磨破的地方粘在一起，扯的时候，汗珠子一颗颗砸在地上，干土上砸出一排小小的坑，半天都不塌。
车把上永远挂着那个豁口的搪瓷缸，是三十岁那年评上“先进运输户”发的，“劳动光荣”四个字磨得只剩半片红漆，摸上去糙得像砂纸。路过巷口的水井，就舀半缸凉水灌下去，凉得从嗓子眼凉到胃里，连打三个寒噤，散了的力气就又顺着骨头缝往回聚。阿婆在井边摆的凉茶摊，一毛钱一碗，放了菊花，闻着香，我从来没买过。不是喝不起，是觉得那一毛钱，能给儿子买半块奶糖，能给老婆多扯两寸做鞋面的布，该留在家里。
上坡上不去，我就把身子往后仰，背几乎贴到地面，脚后跟死死抠住石缝，一步一步往后蹭，后颈的筋绷得像要断。蹭到坡顶的时候，布衫能拧出半杯咸水，顺着下巴尖往下滴，砸在脚背上都是烫的。我从来不喊人帮忙。欠人情是要还的，还一次，半天功夫就没了，少拉一趟货，儿子这个月的伙食费就少了五块。
货主多给五毛辛苦费，我总要推让三次才敢接，手心攥得发潮，怕接了就显得我贪小便宜。有回腊月里拉着年货冒雪走了二十里地，雪粒子砸在脸上疼，眼睫毛上都结了冰碴。货主卸完货硬塞给我五块钱，塞到我棉袄口袋里还按了按，棉絮都塌下去一块。
“赵师傅，拿着，大冷天的不容易。”
“下次进货还找你。”
那些年我没丢过一件货，没迟到过一次，货箱上的绳结永远打的牛轭结。会打这个结的人，巷子里没几个，越是重货越绷得紧，勒得绳子吱呀响也散不了。我没事就坐在门槛上练，麻绳绕三圈，指节一扣，咔嗒一声就落稳，打好了拆开再打，手里闲着，心里就不慌。
有一年年根底下，货主高兴，多给了我五块钱过年。我捏着那张票子走回家，一路攥在手里没敢放进口袋，怕丢了，也怕揣得久了磨成假的。到家的时候，手心全是汗，票子上的油墨印在掌纹里，洗了三天才淡下去。那天我绕到熟食摊，买了半斤猪头肉，多要了勺卤汁，用油纸包了揣在棉袄怀里捂回来，到家的时候肉已经凉了，油浸透了两层纸，香得我直咽口水。我儿子夹了一块往我碗里送，油星子沾在他嘴角。
“爹，你也吃。”
“我不爱吃这个，太腻。”
我这辈子违心的话，大半都跟吃有关。
有一年冬天特别冷，雪下了三天三夜，路封了，没货拉。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想了一整夜，真不想拉了，这苦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雪要是一直下，儿子的学费是不是就凑不齐了。天快亮的时候我还是起身了，摸出磨得发毛的车把套，往掌心里吐了口唾沫，攥牢了车把，木头的凉意透过布套渗进来，人一下子就醒透了。这不是我想这样，是我不知道除了拉车，我还能干什么。
巷口卖早点的阿婆看见我，远远就喊：“老赵，还是两毛的稀粥？”
“嗯。”
她知道我从来舍不得买油条。每天一碗稀粥，就着自己带的咸萝卜干，喝完我总把碗底舔得干干净净，一粒米都不浪费。我的铝饭盒里永远只有最顶上那几片肥肉，是前一天晚上特意留的，热了给儿子带到学校吃。我自己啃了一辈子红薯、咸菜、稀粥，带油星的东西，都留给身后的人。
有一回拉的青瓷花瓶，卸的时候货主说磕坏了一个角，要我赔。其实不是我磕的，装车的时候就有个小豁口，我看见了，没说，也没争，掏了半个月的饭钱赔给他。我老婆知道了骂我傻，举着笤帚要去找人家理论。
“争赢了，下次人家就不找我拉货了。”我蹲在门槛上擦鞋，头也没抬，鞋上的泥干了，搓下来一片片掉在地上。
车板底下我总绑着一把旧竹扫帚，竹枝子磨得发亮。路上有碎玻璃、翘起来的石板角，我就停下来扫干净、踩平。都是拉车讨生活的，谁扎了胎、翻了货，都是一家子的生计。有回我扫走了一堆散在路中间的铁钉，下午看见隔壁村的小伙子拉着半车菜从我扫过的地方过去，车轮没扎。他回头朝我挥了挥手，笑得露出一口白牙。那天我回家多吃了半碗饭。
巷口卖豆腐的老孙，我这辈子不太待见他。
旁人只要搭把手帮他推个车、捡个筐，他立时就要回礼，一块热豆腐、两根刚拔的葱，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他的板车上永远干干净净，绳头都扎得整整齐齐，收摊的时候拿清水冲一遍车板，一点泥点子都不留。
我见了他就想绕开。我也说不上为什么。
四十岁那年，我一口气就能蹭上李家坡，气都不喘一口，站在坡顶还能喊两嗓子。四十五岁，得在中途歇一脚，扶着树喘半天，肺里像拉着风箱，呼哧呼哧响。四十七岁那年春天，我拉着半车砖上坡，歇了两脚，最后一步脚滑，差点连人带车滚下来，指甲盖都抠翻了两个。那天我在坡顶站了很久，看自己的手抖，像看别人的手。牙是先松的后掉的，下边左边第二颗，吃硬东西硌松的，我用舌头舔了它十年，舔出一个光滑的坑。掉了以后我还总舔那个空地方，又舔了三年。
后来巷子铺了沥青，平平整整的，扫帚扫上去沙沙响，没了以前蹭石板的脆声。再后来巷口没人等货了，电话一叫，货车直接开到门口，拉的多，跑的快，比板车省力多了，一脚油门就没影。我扫了二十二年的那半尺平路，最后只扫给我自己看。板车停进仓库的那天，不是我不想拉了，是没人叫我拉了。我在仓库门口站了很久，太阳晒得后颈发疼，转身回家的时候，才下午三点。我一辈子没在下午三点回过家，站在门槛边上，不知道该干什么，就蹲在那坐到天黑。
有一回我想找点别的活干，一抬手，手自己就攥紧了，掌心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我儿子小时候，每天搬个小凳坐在门槛上等我回来。远远看见我拉着车过来，就蹦着跑过来，要帮我推车，小胳膊攥着车帮，脸憋得通红。看见我擦汗，站起来递过布巾，布巾上带着皂角的香。
“爹，回来了。”
“嗯。”
他小学第一天开学，死死攥着我的手不肯松开，眼泪在眼眶里转。我掰了他的手指，一根一根掰开的。初中有回他放学回来，看着我肩膀上的沟，问我：“爹，你为什么不去厂里上班？”我没答。我不是不想答，我是答不出来。高中开家长会，我没去。我身上有汗味、有板车的木头味、有麻绳的霉味，我怕坐到他同学旁边，给他丢人。
我拉了二十二年车，一分钱一分钱攒，纸币叠得整整齐齐，钢镚用棉线串起来，攒下的钱刚好够他读四年大学，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录取通知书到的那天，红封皮晃得人眼睛疼。我老婆在灶间烧着火，看着通知书哭了一场，柴火烧到了灶外，燎到了裤脚都没察觉。我儿子站在旁边，手攥着衣角。
“行李收拾好了没？”
“还没。”
“收拾吧，别落了东西。”
送他去车站那天，公交车来了，冒着黑烟，他背着行李站在车门口，半天不肯上去，脚抬起来又放下。
“爹，你回去吧，路上慢点。”
“到了写信回来。”我攥着手里给他煮的十个鸡蛋，还热着，没好意思递，怕他同学看见笑话。
我站在站牌底下，看着公交车屁股冒的黑烟慢慢散远，手里的鸡蛋壳都捏碎了，蛋清从指缝里渗出来，黏糊糊的。那天我没回巷口，绕着城外的路走了一大圈，脚底下软得像踩在云里，二十二年攒的力气，忽然不知道往哪儿放。
我老婆给我纳了二十二年鞋底。她不识字，记不住我的鞋码，每回纳之前都要把我的脚按在草纸上描一遍，铅笔头蹭得脚面发痒，描坏的纸攒了半抽屉，每张上都有个歪歪扭扭的脚印，像我走了一辈子的路。那两年她卧病在床，是我拉得最狠的两年，天不亮就出门，天黑透了才回来。她走那天，我把板车擦了又擦，擦到第三遍的时候，忽然想起，她今年还没给我描过鞋样。
儿子毕业那天，抱着个纸箱回巷口，衬衫穿得整整齐齐，比我高了大半个头。我的板车已经在仓库角落停了三年，车胎瘪了半圈，胶皮轮缝里嵌着青石板上掉下来的碎石子，缝隙里长了点绿苔，像长了层毛。他没说话，把板车推到巷口。旧车辙还在，车辙里还积着前天下的雨，映着天上的云。阳光斜下来，板车的影子铺在车辙上，严丝合缝。
他没哭。从口袋里摸出一瓶我以前常用的跌打药酒，蹲下来，慢慢抹在车把那两道被我攥了几十年的深印子里，动作轻得像怕碰疼了它。
“爹，手早不疼了吧？”
“早不疼了。”
一股药酒的冲味窜上来，呛人。那一夜我翻了好几次身。
后来他去城南那个物流园管车队了。没人教过他，可他画的那张配送路线图我看过，铅笔描的，清清楚楚：哪条老巷拐角最窄，要提前减速；哪段山路下雨容易滑，要多垫几层草垫子；哪户老主顾的生鲜货得赶在正午前送到，不能晒。这些我都没跟他说过，他都记着。有一回我去园里看他，正赶上他捆货，麻绳绕三圈，指节一扣，咔嗒一声落稳——是我打了一辈子的牛轭结。那只豁口的搪瓷缸他带走了，摆在他办公室的窗台上，擦得干干净净，旁边还有个铁皮盒，装着他妈当年描坏的半抽屉鞋样，他都没扔。
“爹，缸上那半片“劳动光荣”的红漆，还能看见一点颜色。”
我现在每天搬个小凳坐巷口，晒晒太阳，看他的货车从巷口过。他远远看见我，就按两声短喇叭，嘀嘀的，我举举手里的茶缸，挥挥手。风从巷口吹过来，带着沥青路的味道，带着远处稻田的香，和我二十五岁第一次拉着板车出门那天的风，一模一样。
天黑了。我得去给车轴上点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