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藏书中的那一册《鼠疫》，还是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的《外国文艺丛书》版。此一小说，为法国近世哲人加缪一部名篇。虽详述假想中一城市遇鼠疫前后之实况，但谁都知道其假“鼠疫”而别有象征和寓意。只是，其象征及寓意，究竟所指为何，则言人人殊。
一般论者，因其作于二战之时，故推断其寓指二战沦陷之区，如鼠疫之城一般，暗无天日，让人绝望至于麻木。本来，寓意小说，寄寓空间自然宽泛得很，上下左右，都能对接，强为“疏通”，也各各能通。但我通读一过，觉得此处之“鼠疫”，如以狭义限之，意味减弱不少。加缪究为一哲人，所思既深且广。其哲思的核心观念，为存在之荒谬感。而荒谬感，其实质即为无意义。人为减弱存在之荒谬，千方百计为自己、为社会、为存在寻找意义。在无意义与找意义之间，加缪所思最为深刻。
而《鼠疫》一篇，与此实有大关联。何以见得，因书中里厄医生好友塔鲁曾有一大段回忆兼自剖的内心告白，令人铭感最深。其忆及作法官的父亲，在庭上以不动声名的冷酷声调，宣判一命案的死刑判决。当时塔鲁尚年幼，但以命抵命，让他想到，我们往往用我们反对的方法，去反对我们反对的东西。我们反对害人性命，但我们的反对之法，却恰恰也是“夺去人的性命”。这种背谬的感觉，塔鲁称其一辈子都忘不了，直言“我们人人心里都有鼠疫”。
此一言，或为《鼠疫》全篇之寓意所在，亦未可知。鼠疫之初来，人往往故意视而不见，自我欺骗，心里已隐隐“确认”，却是“不落言筌”，聊以自慰。逃无所逃、避无所避之后，则一心期盼忍一忍、熬一熬，不多时日就能过去，一切如常。而旷日持久之后，则先以胡闹、刺激之“烈”以麻醉自己，后则以“无思无虑无感”之“失魂”来麻木自己。由此，“鼠疫”实为人生之喻。人生荒诞、无意义，且漫漫无际，逃无所逃。
人们反抗这种“荒诞、无意义”，企图以有为来给人生附之以意义，而到头来发现，我们是用我们所反抗的东西，来反抗我们反抗的东西。我们所谓的“有意义”，其实也是一种无意义。我们在用无意义反抗无意义。这或者就是塔鲁所言“我们人人心里都有鼠疫”。即使如小说中里厄医生一群，尽心尽力，抵抗鼠疫之疾患，不离不弃，无怨无悔。而其结果，也是失去了其人生中最可宝贵的东西。更不要说一般民众，出离鼠疫之后，又复回归日常平庸的生活。甚至有人以“鼠疫”为藏身、隐身之具，一旦出离鼠疫，则反而在光天化日之下无处遁形，以自绝而再度进入“鼠疫”的黑暗之中。此中的“荒谬之荒谬”，也许就是加缪《鼠疫》之真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