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表现了当时有教养的希腊人的共同偏见，并且它还是直到中世纪末期一直有着重要的影响的许多原则的根源。我有很多不认同！以下都是书中观点：

它开宗明义就提出了国家的重要性，国家是最高的集体，以至善为目的。按照时间顺序，先有家庭，后有国家。但是在性质上国家却优先于家庭。因为当事物充分发展时，它的性质才会出现，人类社会充分发展时就是国家，而全体是优先于部分的。

首先是对于家庭的讨论，这一讨论主要部分是关于奴隶制的。他认为奴隶制是有利的，正当的。奴隶天然应该低于主人，有些人生来就该注定服从，另外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统治。对于那些天生应该受统治却不肯服从的人而发动战争是正义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会承认自己天生就应当被统治，所以对于自然意图的唯一证据就必须从战争的结果来判断，因此每一场战争里的胜利者就是对的，被征服者就是错的。我在《全球通史》的笔记里就写过奴隶制是阻碍社会发展的，除此之外它还是不正义的、不公平的、不道德的。我们在看书时应该有自己的见解，不应该被眼前的论断牵着走。

其次是关于贸易的讨论。它提出由贸易而获得的财富是要被人憎恨的，是不自然的。还对一切有利息的贷款提出了反对。在大多的时候地主都是债务人，而从事商业的人都是债权人，哲学家们的见解除了少数例外，都是吻合与自己接近的阶级利益的。中世纪的哲学家都是教士，而教会的财产主要是土地，所以他们也是赞同亚里士多德的意见的。他们反对高利贷更因反犹太主义而得到加强，因为大部分流动资金都是犹太人的。后来随着宗教改革情形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热诚的新教徒都是经营企业的，对他们来说贷款谋利乃是重要的事，因此新教的神职人员都开始承认利息，最后天主教也步如后尘。总的来说，每一个阶级都曾有过丰富的理论论据，在支持着经济上对自己有利的意见。

柏拉图的乌托邦被亚里士多德根据种种理由而加以批判。亚里士多德提倡财产应该是私有的，但是应该以仁义来教导人民。从而使得财产的使用大部分能成为公共的。人爱和慷慨都是德性，但是没有私有制他们便是不可能的。

关于一个政府的论述。亚力士多德提出，当一个政府的目的在于整个集体的好处时，它就是一个好政府，当它只顾及自身时，它就是一个坏政府。好政府和快政府是被当权者的道德品质所规定的，而不是被宪法的形式所规定的。因此最好的人（贵族制）的统治与最富的人（寡头制）的统治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因为最好的人往往只有适度的财富。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反对民主制，是因为雅典的法庭是由抽签选出来的大量公民所组成的，而不需任何法学家来帮忙，这些人当然易于被雄辩或者是党派的感情所左右。民主制产生于一种信念，即同等自由的人们应当在一切方面都是平等的，而寡头制的产生于一种事实，即在某些方面优异的人要求得过多。两者都有一种正义，但都不是最好的一种。除非在土地几乎是唯一的财富来源的地方，否则的话世袭的贵族制是绝不可能长期保持他们的权力的。一切社会的不平等，从长远来看都是收入上的不平等。

关于国家的大小，亚里士多德在不同的程度上也犯了许多近代自由主义者所犯的同样错误。他认为一个国家应该大得足够多少可以自给，但是又不应该过大而不能实行宪政。之所以说他错，是因为如果任何一种自由的文化想要生存下去的话，而这要求一个国家究竟有多么大，那就得取决于战争的技术与工业了。

它最后以讨论教育而告终。教育当然仅仅是为了那些将要成为公民的孩子们，而对于奴隶们所要掌握有用的技术却不包括在内。教育的目的乃是德性，而不是有用。国家的目的乃是造就有文化的君子，即把贵族精神与爱好、学业结合在一起的人，所以不是存在于全民中，而只是存在于那些生活优裕的人们中间。到白里克里斯的最后年代，国家开始解体，没有文化的群众攻击百里克里斯的朋友们，而他们也就不得不以阴谋、暗杀、非法的专制，以及其他并不是很君子的方法来保卫富人的特权。

在整个古代的末期，权利和文化通常是分开来的，权力掌握在粗暴的军人手里，文化则属于软弱无力的希腊人。到了文艺复兴，俗人才开始掌握文化，从文艺复兴以后，希腊人的由有文化的君子来执政的政治观就逐渐的日益盛行起来，到18世纪达到它的顶峰。

但最后各种不同的力量终于结束了这种局面。首先是体现于法国大革命及其余波的民主制；第二个原因是工业文明的兴起带来了一种与传统文化大为不同的科学技术；第三个原因是群众的教育给了人们以阅读和写字的能力，但并没有给他们以文化。这就使得新型的煽动者能够进行新型的宣传，就像我们在独裁制的国家里所看到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