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拱卒、不跳马,直接将军:“让领导先走”式斩首的武德之问

美以针对哈梅内伊等关键人物的定点清除引发了巨大的舆论争议。批评者多指责其“不讲武德”,破坏规则,近乎恐怖主义。

要分析这个问题,就要分析什么是武德。先从两个故事说起。

宋军与楚军在泓水作战,已摆好了阵势,楚军还没有全部渡过泓水。司马子鱼对宋襄公说:“对方人多而我们人少,趁着他们还没有全部渡过泓水,请下令进攻他们。”宋襄公否决。楚军全部渡过泓水还没有摆好阵势,子鱼再建议下令进攻。又被否决。最后宋军大败,宋襄公大腿受伤,一年后死亡。

我们常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更极端的是,功不成还万骨枯。在电影《西线无战事》的结尾,停战协议即将生效的最后时刻,一位在豪华餐厅刚享用完的德国将军却下令所有战士向联军发起进攻。不服从命令的士兵被直接拉到墙角击毙。最后,本该回家的主人公死在原已静默的西线。

苏轼说宋襄公是“以不仁之资,盗仁者之名”。毛泽东说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黄仁宇说春秋时代的贵族式车战,是竞技体育的方式。我认为,即便不是像“禅让”一样,专门写给你看的,也是贵族阶层护城河内的游戏,他们在游戏中认为荣誉和风度是人生的意义。但就算这种方式为真,几年后也完全被时代淘汰了。

第二个故事深刻揭示了战争的残酷和荒谬,代表了造成一代人悲剧的、冷漠而僵化的战争决策体系。体现了无数真实历史中高级军官的共性,他们认为战争就是他们的使命,战士捐躯也是他们的荣耀。这个故事给我们留了一个问题:战争的责任,到底该由谁承担?

那什么是武德呢?有许多人侃侃谈论战争,甚至是在期待着战争,自信会成为英雄,他不知道的是,真正的战争,他大概率是炮灰。塞尔维亚有个谚语:在战争中,政治家提供弹药,富人提供食物,穷人提供孩子……。当战争结束后,政客们取回剩余的弹药,富人种更多的粮食,穷人寻找孩子的坟墓。

当我们回望人类数千年的战争史,武德从来不是繁文缛节,而是以最小代价终结战乱的最高理性。《孙子兵法·作战篇》:兵贵胜,不贵久。用最短的时间、最小的附带损伤,换取最大的战略安全。

《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在战胜晋国后,拒绝建造“京观”(堆积敌人尸体炫耀武功),并说:“夫文,止戈为武。”楚庄王明确提出了武德的七个具体标准,这也是中国古代对武德最权威的定义:“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这七条全部集中在政治后果和民生福祉上。

《尉缭子·武议》指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告诉我们,暴力是最后的、不得已的手段。这种“慎战”思想,本质上是对生命价值的敬畏。反对穷兵黩武,反对嗜杀成性,这是武德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古今战争中消灭有生力量一直是各方都追求的,也是最有效的方法,秦赵长平之战坑杀赵卒四十余万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古人有其局限性,而文明就是在社会血腥的发展中逐步建立起来的。现代社会有没有更讲武德的斗争方式?我认为美以对哈梅内伊“让领导先走”式的斩首行动就是一种,下面我从四个方面做说明:

一:历史铁律——那些改写国运的斩首瞬间

不破楼兰终不还。西汉楼兰王反复无常,勾结匈奴杀害汉使,阻断丝绸之路。汉使傅介子仅带少量随从,以赏赐金币为名诱骗楼兰王饮酒。酒酣耳热之际,傅介子一声令下,两名壮士从背后刺穿楼兰王胸膛。未动大军即平息边患,后立汉朝质子为新君,改楼兰国名为鄯善。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北匈奴郅支单于杀害汉使,西迁康居,自以为汉朝鞭长莫及。西域副校尉陈汤矫诏(假传圣旨)征发西域屯田将士与西域诸国的军队,共四万余人,长途奔袭数千里,斩杀郅支单于。彻底终结了匈奴对汉朝的威胁。之后陈汤在奏疏中留下了段首这句千古名言。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率军攻打南宋钓鱼城。城下鏖战数月,久攻不克。一天,蒙哥亲自到城前侦察地形,城上守军瞅准机会,一弩炮精准发射,蒙哥当场重伤,不久身亡。横扫欧亚的蒙古铁骑,瞬间失去战斗力,全军北撤。南宋王朝因此多活了二十多年。金庸《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强化了这种擒王尝试。郭靖守襄阳,多次尝试潜入敌营刺杀蒙哥汗。最终被杨过以飞石击杀。武侠小说中,如果能杀掉敌方首领从而阻止战争,那也是最大的侠。

这样的故事实在太多。曹操北征乌桓张辽白狼山突阵,阵斩乌桓单于蹋顿,让二十万敌军跪地投降。甚至陈友谅因一箭穿头,导致六十万大军瞬间崩盘,成就了大明王朝。《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自刎后尸体被分为5块,“王翳取其头……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5人后来都封侯。

最能说明指挥中枢重要性的例子,当属于谦的高光与悲剧。1449年,也先大举进犯,明英宗被王振怂恿亲征,土木堡之变被俘。于谦拥立英宗的弟弟朱祁钰为景泰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以此断绝敌人的政治筹码(反斩首)。后整顿残兵,背城一战,最终击退瓦剌,保住了大明江山。英宗一年后“北狩”归来,被景泰帝软禁在南宫。七年后复辟,杀于谦。

小说中也有关羽的斩颜良、诛文丑,有赵子龙长坂坡直接奔袭曹操情节。为什么在历史、小说里,我们都点赞或是仰慕英雄“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而带来胜利?

二:从古至今的兵法战论,这些跨越时空的智慧都说同一个真理:攻击敌方指挥中枢,是缩短战争、减少总体伤亡的最优解。

《孙子兵法·军争篇》:“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

杜甫《前出塞》:“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十一家注孙子·虚实篇(曹操注“攻其所必救”)》:“绝其粮道,守其归路,攻其君主也。”如果说孙子的理论还带着几分哲学的高远,那么曹操的注释就是血淋淋的实战手册。

《三十六计·擒贼擒王》“摧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

《吴子兵法·论将》:“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

《司马法·仁本》:“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个主要原则就是把敌人的力量归成为尽量少的几个重心,假如可能的话,归成为一个重心;同时,把对这些重心的攻击归成为尽量少的几次主要动作,假如可能的话,归成为一次主要的动作;最后,把所有的次要行动尽量维持在从属的地位上。

利德尔·哈特《战略论:间接路线》:战略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寻求决战,而是要尽量削弱敌人的抵抗能力,破坏其稳定性,创造有利的战略态势,以最小的军事消耗和最低限度的损失使敌人屈服。

约翰·沃登“五环理论”:将战争体系视为五个同心环,从内到外依次为:领导指挥环(军政领导层、指挥控制中心)、生产系统(战争潜力)、基础设施、民众和士气、军队系统(最外层),强调避开外层军队,直击内核体系,以最小代价达成战略瘫痪。

三:领导者本应承担发起战争的责任。

从政治伦理维度看,斩首行动针对的,恰恰是那个最有责任、也最有权力发动战争的人。这就有了一种天然的、潜在的、反直觉的正义性或逻辑性。管理学中有权责对等原则。战争的责任,应该由决定发动它的人承担最多,而不是由执行它的人、更不是由无辜者承担。

以前很难做到,可遇而不可求,所以前文的例子都是经典案例。现在AI、传感器、空天安全(卫星、飞行器)、网络空间安全、情报信息、无人机、精确制导武器等,已被算法整合成高效的战争操作系统,这系统可能让战争从“绞肉机”转向“精准手术刀”。人类指挥官则从繁琐的数据处理中解放出来,专注于关键决策。同时把注意力集中在战略后果的复杂性上,关注带来更长期政治动荡的可能性。

当然斩首行动和恐怖主义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有针对性的对特定群体使用暴力。后者往往是把杀戮的手段无差别的施加在杀戮手段够得着的任何群体上,甚至是举刀挥向更弱者。恐怖主义是实施者对非武装人员有组织地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策略和思想。本文讨论的是武装冲突语境下的战术选择。 

四:博弈:多层威慑与超限回应下的新均衡

之前的世界有一种恐怖的平衡,核威慑平衡。核威慑是国家或政治集团为实现既定的政治目的,通过显示核武力或准备使用核武器,以期遏止敌方军事行动升级的行为。核武器的威慑能力被认为使得大国之间不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21世纪后西方有混合战争理论,其特点包括传统与非传统手段结合、战争主体与战场环境混合化。我国乔良和王湘穗定义的“超限战”,与之有共通之处:今天的战争已超越一切界限和限度,任何武器和技术都可交错使用,战场无所不在,手段无所不用,信息无所不至。战争与非战争、军事与非军事的界限不复存在。

古罗马军事作家韦格蒂乌斯曾说,你想要和平,就要准备战争。要准备战争,首先要认识战争形态的进化。精准斩首通过技术道德化稀释战争责任,但当核威慑与斩首威慑并存时,博弈论视角下形成了“多层威慑嵌套”结构:核底线防止全面升级,斩首威慑约束高层决策,提高了启动战端的综合成本,形成更复杂的稳定均衡。即便因为技术原因,斩首威慑对某一方来说近似单向透明威慑,在超限战形态下的替代形式也会比传统战争手段更为有效些,相互性不会归零,只是被压缩成“低概率-高破坏性”的非对称形态。

这种均衡的核心机制是,多层威慑极大地加大了战争理性行为体的个人生死效用计算权重。决策者现在面临双重风险函数——传统战败风险 + 个人生存风险。当社会多文明交流汇通,人类文明程度越来越高,共识越来越多,政治将会越来越多的走向谈判、合作与妥协,走向多赢,而不再是你死我活。

综上,“让领导先走”式的斩首行动是讲武德的。因为战争从来都是暴力,伴随肉体消灭,但它正在变得更精确、更高效、更“微创”,从而显得更文明。文明在于成本承担和责任归属。

斩首行动,不拱卒,不跳马,不飞象,直接将军。务实的承认这是一种必须认真研究的战争新形态,是战争的有效手段和新的博弈方式,去突破新技术、采取适合的应对措施,找寻新的动态战略均衡点,才是应有的思维。

最后,本文仅聚焦于“手段的理性”,想更清晰地看清战争演化的真相。只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让领导先走”式的斩首行动是否讲武德。

其他问题都不在本文涉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是战争还是特别军事行动;谁是正义一方,谁是恐怖分子;该不该发动这场战争;是不是为了讨好选民;是文明的冲突还是资源掠夺;是否违反国际法;是不是殉道;是不是下大旗;对中国的影响等等。

这些议题值得深思,但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也非本文篇幅所能承载,留待日后专文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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