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不大，像个灰头土脸的老头孤伶伶地坐落在村子的东头。泥筑的墙，麦草苫的房顶。院落更小，刚够让一声叹息回声过来，屋阶下种着几株不知名的花，伴着杂草放肆地长着。院墙也是泥筑的，显得很陈旧，那泥土就像凝固了的血褐红褐红的。潮湿的地方斑驳着浓浓的青苔。墙角处还有一株歪脖枣树，枝条伸出院墙，倔强地支棱在小巷的尽头。
这就是我家的老屋，据说是我爷爷的爷爷遗留下来的。后来分家爷爷就把这祖业给了我父亲。说来也怪，父亲把这萧索凄凉的老屋像守孤岛般地坚守着。
全家人都搬进了锃明瓦亮的三间大瓦房，而父亲依然每天晚上卷起铺盖去他的老屋。1990年村里要规划冲巷，我家的老屋碍事，村干部要求父亲把老屋给拆了，父亲死活不肯。好在村支书是我们家族中的小辈，也觉得这倔老头大概是恋着祖业吧，好在村子规划不是什么大工程，只好作罢。
而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父亲对老屋的依恋如此执着。后来依稀从母亲那干瘪的嘴里知晓了点有关老屋的故事。
1938年的春天是一个极其惨烈的春天，血战台儿庄的枪炮声震撼着，撕扯着人们的心。逃难的人流就像一群无助的羔羊任凭虎狼的追逐撕咬，悲壮的血浸染着大地。父亲亲眼目睹一家五口为了躲避日机的轰炸而躲进牛车底下未能幸免的惨烈情景。那撕裂的肢体，那破碎的牛车零散一地与血肉搅在一起。祖父祖母带着我父亲和三个大爷，和一个姑姑跑到了运河南。麦子泛黄的时候，台儿庄的枪炮声才逐渐平息，从田野里可以闻到麦子的香甜和着血的膻腥。
回到家时一片凄凉，到处是废墟。我家老屋只剩下几堵被烧红了的土墙和几根未燃尽的棒头，到处被烟熏得乌黑。残墙断壁下躺着两个无头的中国军人的尸体，墙外不远处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十具日军尸体。几只野狗正咆哮着，撕咬着，难闻的腥臭味直扑鼻孔，可以想见这儿曾经发生过一场怎样的血腥拼杀。两颗被日军割下的中国军人的头颅被血淋淋地挂在了墙角处的那棵歪脖枣树上，圆睁着二目，在斜阳的余晖中显得愈发悲壮慘烈。幼小的父亲见不过如此血腥场面，扑在祖母怀里嚎啕大哭。祖母急忙从荒凉的院落里薅了一把白蒿捂住了父亲的鼻孔。
后来祖父约着乡民把两位勇士的尸首掩埋了，也把那几十具日军的尸首一并埋了。祖母说:"这屋死过人，咱们另选个地方盖房吧！"祖父说:"替老百姓打鬼子的人不是坏人，怕啥。"收了麦子，四下凑合了点麦草又把那屋顶给苫上。经过战火的焚烧那土疙瘩墙愈发结实。
听到还段故事时，我也对老屋产生着一种莫名的感动，触摸着那被战火，被烈士的鲜血浸过的黯红色的土墙，两勇士的形象便浮现在眼前。面对敌人的凶残，面对国破家亡，他们把愤怒的枪口对准敌人，他们不像美国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把死亡当成一种"艺术"，他们在无奈中成为了特定时代的个人英雄，尽管无人知晓他们的名和姓，尽管无人知晓他们的英雄壮举，但是他们的灵魂不朽！精神不朽！壮举不朽！最其码我的父亲记住了他们，烙在了灵魂深处。
2002年，我家老屋由于规划需要终于拆了。拆的那天，父亲无奈地站在老屋旁看着十几个青壮年推那堵墙，怎么也推不倒。他们嘴里嚷嚷着:"这土疙瘩墙满结实的。"父亲意味深长地接了句:"是啊！当年的小日本都没能烧倒它。"说这话时我分明看到一行泪悄无声息地爬过了父亲满是沟壑的脸。蓦然间我读懂了父亲，这不单是一种历史的见证和那场劫难的印记，更有的是父辈们对今日和平生活的无比珍爱。
看着那残墙，碎砾，这风蚀的废墟，我们再也不会单薄得如一缕行色匆匆的风，我们都能感受到那股火山喷发的热量和来自灵魂深处的力量。
